方法论结论

二、方法论结论

1872年，马克思就曾经指出，他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他声明，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²¹⁾同时，他进一步阐述，“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他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造物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²²⁾从马克思本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马克思批判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它本身也就是马克思哲学，是物质世界的辩证运动及其普遍规律经过思维加工的创造性反映。对此，恩格斯到1886年仍然指出，“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²³⁾这就说明，唯物辩证法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能科学地解释世界，又能指导人们能动地改变世界。

马克思的方法既然是唯物辩证法，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探求唯物辩证法的本质与基本特征。在《＜资本论＞第1卷1872年第2版跋》中，马克思阐明他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本质区别后，立刻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本质与基本特征。他指出，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²⁴⁾恩格斯在1886年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同样指出，“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²⁵⁾从恩格斯在此书中的其他有关论述可以看出，这种批判的革命的本质是唯物辩证法的各个组成部分所共同具有的，唯物辩证法包括唯物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认识辩证法等几个主要组成部分。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经典论述，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和把握唯物辩证法的本质与基本特征:第一，物质世界的基本性质:肯定物质世界是不断生成和消亡的无限运动过程，一切事物都既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又具有灭亡的必然性，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事物;第二，基于上述观点的发展思想:对一切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必然包含对事物的否定理解，承认和不断揭示一切事物存在的暂时性，不承认发展具有最终状态与任何形式的最终真理;第三，由上述观点所必然决定的真正科学的态度:不崇拜任何东西，批判地看待一切事物的既成形式，反对认识的停滞与僵化以及故步自封。这种马克思、恩格斯特有的唯物辩证法的和批判的革命的发展思想，构成马克思的方法的本质，也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本质。

马克思认为，他的批判方法的对象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世界运动过程中的“每一种既成的形式”。因为马克思的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批判的对象必然涉及自然、人、社会历史运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我们必须指出，马克思的哲学的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其直接运用来说，则是为他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服务的。他既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革命与进步作用，又充分揭露和抨击了这种生产方式逐渐不适应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所暴露出的根本矛盾和致命缺陷;他既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推动社会经济和生产发展所产生的巨大贡献，又不断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残酷无情的剥削本质;他既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现代人类文明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又全面揭露、分析和批驳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现代人类文明所必然具有的混乱、野蛮和对抗特征;他既肯定了资产阶级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推翻封建贵族阶级统治的伟大革命作用，又深刻分析、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对抗性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本质特征。因此，马克思必然要把极力阻碍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维护这种生产方式的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他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重点。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所涉及的对抗性现象，既有属于政治性批判的内容，又有属于学理性批判的内容，不可一概而论。例如，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不足和缺陷的批判就属于学理性批判，而对剩余价值的批判就属于政治性批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不仅要否定旧的，而且力图发现新的。从实质上讲，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成果，就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历史、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运动过程和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论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为根本内容的。实际上，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成果构成了他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主体部分。通过批判，他不仅深刻地揭示、阐明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根本矛盾、总体联系和运动的规律性，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还科学地预测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基本特征。例如，预测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²⁶⁾预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物质生产和人的发展的关系以及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由王国只是……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的彼岸。……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们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²⁷⁾并且预测:“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²⁸⁾

而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则体现出十分浓重而深刻的形而上学方法论特征。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坚持片面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立场，强调只要理论的批判，不强调深入的全面的科学的研究;倾向于只要理论的革命性、批判性，不要理论的科学性、现实性;倾向于只要精神活动特别是理论批判对社会的促进作用，不要现实的阶级力量对社会的变革作用;具有一种只要观点，不要体系;只要否定，不要肯定;只要社会运动，不要相对的社会静止;只专注于人类精神活动的研究，不重点研究现实的社会运动的基本趋势，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分析呈现出明显的反辩证法的理论特征。

其次，他们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的性质和作用，把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暂时的异化现象永久化、天然化了，从而认为异化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同时又把异化这种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有的社会历史现象看成是根源于人性本身的本体论现象，把人的东西和社会的东西对立起来，把人和社会的关系看成是抽象的敌对关系。同时，他们还对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作了曲解，脱离社会历史实践去寻求人的本质的回归，这样，他们的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理论就只能成为一种幻想。

再次，他们往往孤立地、静止地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生活和革命运动，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类解放和经济革命分割开来，互不联系地零散地进行分析和研究，同时否定社会化大生产必定要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客观规律，从而使得他们的革命思想最终与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分道扬镳。

最后，他们往往以点带面、以偏概全地分析和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把工人阶级的少数个体的自发意识等同于整个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把工人阶级个体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自身生活状况的满足推论为整个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心理认同，这样的结论显然缺乏必要的现实依据。而且，他们实际上离开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特别是离开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来侈谈阶级对立或融合，这样就势必陷入形而上学的纯理论演绎的错误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偏离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方向。实际上，工人被资本主义所同化、一体化只是暂时的和表面的，阶级对立、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才是长久的和根本的，工人阶级最终必然会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属性、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蕴藏在他们身上的革命潜力最终也必然会爆发出来，工人阶级作为推翻和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是不会改变的，法兰克福学派没有认清这一点，而试图在工人阶级之外另寻革命的主体力量，这是错误的和有害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个是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一个是形而上学的非科学的错误的研究与分析方法，这就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完全的根本的分野或曰区别。

然而，有一个问题很容易被忽略，那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力量从何而来?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不容忽视，但他们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与整体性研究更值得我们借鉴。首先，冷静客观的社会学研究是其批判力量的基础，他们特别注重“社会研究”的综合的、跨学科的性质，强调社会心理学在沟通个体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桥梁作用;其次，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具有集体性的特点，不仅许多文章发表前已由其他成员作了彻底的批评，而且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以分工合作完成大型项目的方式从事学术研究的。这就使得他们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具有了一定意义上的注重联系与整体性的辩证法性质。

另外，具体来看，哈贝马斯说过，在三十年代批判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最初阶段，法兰克福学派真正的主心骨是霍克海默。⁽²⁹⁾从历史地位上来研究，作为学派的掌门人，霍克海默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重申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本质，主张哲学与社会科学联盟。他指出，“当前的问题是把当代哲学问题所提出的那些研究系统地整合起来。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以及精神分析学家因为这些问题而集合在一个永远的合作团队，以共同着手解决这些问题。”⁽³⁰⁾而这些问题概括起来讲，就是如何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这就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建构，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出了一条被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

我们知道，把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方法运用于对变化了的现实世界的分析与研究，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精髓的关键，也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虽然法兰克福学派从整体上呈现出形而上学的分析与批判的方法，而且，他们也继承了卢卡奇和柯尔施对恩格斯的许多偏见与错误认识，不过，他们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领悟到了恩格斯晚年关于正确对待唯物史观的指示精神，比较全面地认识到:作为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唯物史观只有被运用到对现实的分析研究中，才能焕发出自己的真正意义和强大生命力，从而也就证明了自己的真理性，任何“以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唯物史观的做法都是背离其本性的。⁽³¹⁾就像我们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一样，我们只有在运用唯物史观去分析研究变化了的现实，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发展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坚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什么叫做坚持唯物辩证法。

整个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已经无可辩驳地表明，理论如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及其现实需要，只能自取其辱，自取其败，自行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