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伦理思想

三、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伦理思想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一直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这一段时间，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时期。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向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促使这个伟大转变的实现，正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现实关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传》的作者、法国学者奥古斯特·科尔纽所说的:“到1848年为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是由他们要评说的、摆在他们面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决定的。”^[51]这个转变的实现是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得以完成的。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伦理思想实现了方法与逻辑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伦理思想开始正式“出场”。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政治伦理价值目标的经济学哲学论证

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从宗教和哲学的领域深入到社会经济领域，开始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剖析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历史经济的动因”正是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抛弃了黑格尔关于家庭和市民社会不过是国家理念异化的产物的观点，认为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自我异化的产物。开始从人的本质的异化去分析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原因。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从人的异化去揭露资本主义金钱统治的本质，指出：“钱是人异化出来了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的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52]因此，要使人类解放就要“否定私有财产”，就“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53]。这表明，马克思已开始接触到异化的经济基础问题，提出了类似异化劳动的概念。异化劳动理论思想的形成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核心概念，进一步研究了社会历史现象，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了实现共产主义、消灭异化的必要性。

马克思从四个方面对异化劳动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第一，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相异化。“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耗得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54]劳动产品本来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创造物，却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与劳动者相对立，反过来统治工人，压迫工人，使工人越来越贫穷。这样，“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55]。第二，劳动本身和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和自我确证。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资本家，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越来越强大，而是越来越虚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第三，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活动同动物活动相区别的根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类生活同他的个人生活处于对立、分离状态，“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了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56]。第四，人同人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同人的异化。为什么会造成人同人相异化呢？马克思明确回答说：“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另一个人。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必然给另一个人带来享受和欢乐。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57]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的人就是资产阶级。

马克思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异化劳动的根源就是私有制的存在。异化劳动理论使马克思得出了革命性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58]

同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性考察，揭露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矛盾，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了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经济生存条件及其相互关系，并指出私有制为“真正人的社会的所有制”准备了条件。马克思通过对生产劳动的经济剖析，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深化了对人的社会性认识，并预言：“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59]“它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60]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对私有制的认识更多的是从人的本质说明私有制的不合理性，是对私有制的一种价值评判，还没有达到对私有制本质的深入认识，并且当时马克思没有认识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矛盾，因而未能对人的社会关系作经济的、历史的分析。但是，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论述、对私有制的认识，指出了实现共产主义、消灭异化的必要性，对其政治伦理价值目标进行了初步的经济学哲学论证。

（二）《神圣家族》确立了政治伦理思想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4年合写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布鲁诺·鲍威尔一伙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第一次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并表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思想。《神圣家族》对政治伦理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的确立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异化观向实践观的转变；二是从抽象人向现实人的观点转变；三是提出生产资料物化问题，实现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变革。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对鲍威尔的思辨哲学进行了批判。鲍威尔神秘的思辨方法导致了神秘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自我发展的过程，人类仅仅是它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对思辨哲学和神秘唯心史观的批判最终使马克思逐渐放弃了异化史观，转向了用实践观点来解释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考察了社会经济领域和历史领域，从而对人的本质，即人是能动的社会存在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下层人民即无产阶级才是通过实践创造活生生历史的人。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提出了生产资料物化的问题，他指出：“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61]这就是说，在现存世界中，“实物”存在实际上是人的存在，“实物”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体现着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的贡献就在于，它从“实物”存在的背后发现了人的存在，从物与物关系的背后发现了“人对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的实践活动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此时已经认识到生产方式对于理解社会历史的重要作用。

《神圣家族》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已经被提出来，并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更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向。

（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实现了政治伦理思想的历史观和认识论革命变革

1845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写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这个被恩格斯喻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马克思第一次以崭新的姿态提示了革命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初步创立。从此，一种崭新的哲学体系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建立了起来，从而也实现了政治伦理的历史观和认识论革命。

《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重要标志。在《提纲》中，马克思恩格斯既分析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又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并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运用辩证法深刻分析和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发现了唯物史观，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提纲》中，起着提纲挈领作用的概念就是“实践”。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新哲学最根本观点，即革命的实践的观点。马克思说：“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62]马克思主义借此阐明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在实践的基础上，从唯物主义视角来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二是如何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人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发展及其中国化的重要指导。今天，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使之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需要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在实践中解决好政治建设问题，纠正各种错误的倾向，不断提高政治文明建设的可行性和效益性。

（四）《德意志意识形态》实现了政治伦理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变革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考察人类社会，终于打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大成就就是系统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原理，初步完成了第一个伟大的发现，也标志着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新世界观的创立。

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批判了鲍威尔的有神论、唯心主义，批判了斯蒂纳的利己主义，批判了当时德国流行的社会主义（从人性出发的人道主义），并用实践范畴把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最一般规律概括出来，实践概念最终得到了科学的、完备的规定，人的本质也由此获得了完全现实的理解。实践不仅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也是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并使二者统一了起来，同时它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通过实践，对真理的认识变成了“此岸性”的问题。

《德意志意识形态》实现政治伦理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变革，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确认是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伦理思想的出发点。

唯物史观的前提是什么？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出发点，也是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出发点。马克思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63]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经典表述。马克思正是以社会生活的物质性为出发点，提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推动物质生产活动和其他一切活动的最根本的物质力量。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创造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是唯物史观的前提。马克思卓越之处在于：他从人的活动出发切入历史，强调应当把事物、现实、感性当作人的实践活动去理解。这就彻底破除了唯心史观和旧唯物主义史观的局限性。只有把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真正结合起来，最终才能找到理解“人的活动”之途。马克思说：“……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64]他认为，现实的人，既是自然的存在物，又是社会的存在物；既是能动的存在物，又是受动的存在物，是受一定客观条件制约的。因此，现实的人就是在现实的活动和生产中表现自己能动性的人。

既然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人，人类社会政治的发展主体力量只能是人。作为社会意识的政治及其发展正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反射和回声。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出发点的确立，实质上是其政治伦理的主体之维的确立。

其二，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之维。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生产关系，并科学地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从而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确定了基本的发展维度。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65]因此，对国家制度、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的考察，只能在现实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上加以说明。

马克思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66]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代表着本阶级的特殊利益，政治统治不过就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政治民主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实现，哪怕是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他们的政治民主也是虚幻的，根本不可能实现人的政治平等。

那么，政治民主，或者说彻底的平等的民主自由何时才能实现呢？马克思认为：“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67]马克思在这里表达了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消除统治阶级的政治特权，实现公民的政治平等的途径不在于思想斗争的胜利，而在于物质利益斗争的胜利，实现物质利益关系的平等，这不仅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更是政治进步的实现机制。

其三，对社会解放的认识深入是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伦理思想的路径。

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中的“解放”价值目标，只有在现实生产关系中才能得到科学正确的理解，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获得，‘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68]并且，马克思还提出个人解放必须以社会解放为前提，“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69]。“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70]马克思还指出，“在真实的集体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71]。

至此，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目标指向已经相当明确，那就是实现人从各种社会关系束缚当中解放出来，使人类逐渐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通过以上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时期的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成果在于：其一，对政治伦理价值目标的经济学哲学论证；其二，确立了政治伦理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其三，实现了政治伦理的历史观和认识论革命变革；其四，实现政治伦理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