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在中国的传入，点燃了灾难深重的中国希望之光。在俄国革命的直接影响下，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把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同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后经一代又一代的共产主义者的继承和发扬，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引领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孕育与萌芽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首先由早期共产党人奠定了根基。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孕育与萌芽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大量地翻译、推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著作。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大量地翻译、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李大钊在《新青年》上编辑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号。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北京的《晨报》副刊、广东的《中华新报》，以及《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上海的《建设》杂志等，都刊载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著，报导有关十月革命和俄国的消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单行本陆续开始出版，如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上海群益书社出版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后半部分）；192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工资、价格与利润》、列宁《苏维埃的政权与建设》《论策略书》等著作。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可谓是一派生动活泼的景象，正如时人评论所说：“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31]

二是开始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与寻求中国革命道路相结合。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开创者，他最先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并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方向。李大钊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途径就是用它来寻求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根本解决，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实践运用。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中，歌颂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1919年，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更明确表述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32]

三是初步系统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政治伦理的基本的规范和原则。（1）解放的价值原则。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是无产阶级政治伦理的基本精神和目的。陈独秀作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和早期主要领导人，重视伦理在政治解放中的作用，反对封建专制和旧道德。他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指出，自西洋文明输入之后，中国思想界最初觉悟者为学术，其次是政治，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伦理的觉悟。中国欲望政治问题之解决，必有待于吾人最后之觉悟。“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33]先进的伦理思想将推进民族整体精神素质的提高，从而推动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首要传播者，李大钊准确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他通过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认识到“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34]。李大钊不仅在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他接受的目的更是为了改造社会的需要，为了指导实践的需要。他大声地宣告：在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面前，“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35]（2）个性解放的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道德原则。在14世纪到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为了从封建统治和宗教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高举人道主义旗帜。人道主义主张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平等，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表现为进步的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需要更彻底的人道主义。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非常强调个性解放的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他们认为个性主义不仅不与国家民主化的目标相冲突，而且是与建构现代民主制度一致的，提倡个性主义是与国家追求民主的目标紧密相连的；个性主义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前提，是实现社会自由的保障，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坚实基础。陈独秀指出：“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利益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36]李大钊强调：个人离不开社会，社会离不开个人，“一云社会，即指由个人集成的群合；一云个人，即指在群合中的分子。离于个人，无所谓社会；离于社会，亦无所谓个人。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他认为，个人自由与社会主义是不冲突的，“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的机会；不是完成的终极境界，是进展的向上行程。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分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因此，“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是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统一，即“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37]。（3）“科学”与“民主”的价值原则。民主和科学是“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实现国富民强的必由之路。陈独秀最先竖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陈独秀将科学与民主作为反对封建专制、求得解放的精神武器，认为只有它们“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他说：“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38]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抱着“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主义新生路的责任”、“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39]，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政治著作，系统地研究中国的民主政治理论。他最早探索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要分两步：一是由旧式的民主革命转变为新式的民主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历史地成为了它的领导者；二是在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后，无产阶级必然要将民主政治逐步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建立起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民主政治体制。这决定了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方向必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当代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仍需要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高举民主旗帜，就要以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以基层民主促进人民民主；高举科学的旗帜，就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推进科技创新。（4）民本精神。民本的本意乃是否定少数人的专制统治，其中也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专制，而强调民意的重要，强调尊重和反映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愿望要求。党的早期领导人凭借初步民权观念，以民生为本，领导了现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初步成就。李大钊提出“以唯民主义为其精神”的主张，强调把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作为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他指出：“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尤应自觉其权威而毅然张用之！”^[40]陈独秀的民本观在“五四”运动前后不尽相同，“五四”运动前，他没有真正意识到“人民”应该是指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但他认为：“国家是人民建立的，虽有土地，若无人民，也是一片荒郊，如何能有国家呢？”^[41]“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也。”^[42]“五四”运动以后，受马列主义广泛传播的影响，陈独秀开始重新认识广大人民群众，认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43]。陈独秀还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的世界，不是资本家创造出来的，乃是数千年来劳动者创造出来的。陈独秀能进一步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说明他的民众观迈进了一大步。（5）爱国主义。早期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思想，表现为争取民主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封建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李大钊强调要自觉奋发，树立积极的爱国主义，他说：“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44]1914年11月10日陈独秀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第1卷第4号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指出：“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陈独秀站在理性的基础上，认为有理性又有爱国心，才构成完美的爱国主义，首先要“觉其国家目的与情势也”。“不知国家之目的则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则爱之则殆；罔与殆其弊一也。”^[45]辛亥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深感封建专制统治之弊病，倡导走资产阶级共和之路，他说：“三年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新，因此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此明确。”主张彻底摧毁几千年来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建立起“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46]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陈独秀爱国主义实现了正确的转向。他认为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的公例，都是不可逃的命运”^[47]。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必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表明陈独秀爱国主义思想发展到最高峰。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的中国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火炬，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传播之路，打破了封建专制政治的禁锢和沉闷，使思想冲破牢笼，加速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醒，使民族精神获得极大振奋。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中国化早期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经过40年的传播和发展，在19世纪80年代在俄国获得了新的理论形态，即列宁政治伦理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传入中国，并且经过早期共产党人的发展与推动而获得了中国化的发展，从而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发展创新的新纪元。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发展，是在封建政治专制逐渐腐朽和解体、资产阶级共和政体无力救中国的内忧外患的政治危机的情况之下，在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的推动下逐渐发展的。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中国近代历史面临的严重问题。“五四”运动以前，维新派思想家们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变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并为此与封建顽固守旧派作了一定的斗争。但是，维新运动以失败而告终。20世纪初，中国兴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潮流。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但未能完成民主革命的政治任务。“五四”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看到资产阶级共和方案为主要内容的西学不能为中国革命指引正确的道路，中国革命需要新的理论武器。他们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得到启示，开始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从而看到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于1921年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武器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革命论代表了中国思想文化战线的革命方向。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政治理论的伦理价值导向愈加明确。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与中国政治社会的事实相结合的产物。而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实现中国化，并以完整的理论形态得以呈现的是毛泽东同志。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中国化早期发展主要指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阶段。根据其发展过程的阶段性特征，大致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至新中国成立；（2）是1949年至1978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曲折发展和经受严重挫折时期。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直至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正式形成，这种形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中国化早期发展的具体体现。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政治报告，第一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48]这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关系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出来。这个政治报告是毛泽东率先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基本标志。由于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洞察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了解，使得毛泽东的政治价值追求有别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价值，也有别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伦理价值，他深刻认识到：唯有民众的大联合，实现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中国政治才有真正的出路。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政治未来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伟大作用，表明毛泽东已经站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而他对政治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平等的政治伦理价值理念的执著追求，使得他的政治伦理思想超越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窠臼，也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伦理，形成了崭新的政治伦理价值取向。“回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毛泽东在政治伦理价值观念上，引导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上的翻身和解放运动，它破除了历史上对传统贵族、资本家及一切少数人特权的迷信，是一次最具历史意义的政治伦理的变革，它引导了中国政治在20世纪民主化的发展方向。”^[49]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曲折发展和出现挫折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获得了支配性地位，从而开创了中国政治伦理发展的新局面。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主张：以“为人民服务”为其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以“集体主义”作为政治伦理的基本原则；以“政党的政治合法性”为政治伦理的制度保障；以“革命功利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为政治伦理的现实尺度；以“共产党人的责任”作为政治伦理的主体实践标准，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发展的早期理论形态。但是，从1966年到1976年，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发展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文化大革命”把50年代后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发展到了极致，政治斗争取代了政治生活，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价值评判几乎都让位于残酷的阶级斗争，不仅造成了整个社会伦理秩序的混乱，也造成了人们普遍的政治伦理价值信仰危机。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按道理我们应该很快地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但是以华国锋为领导的党中央没有回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是继续在“两个凡是”中徘徊。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在这两年实际上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进。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形成与演进

1978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28年的摸索甚至一度的混乱，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两个基本共识，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两个极具深远影响并在当时就能产生巨大的现实冲击力的共识成为了中国政治伦理新发展的契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发展具有巨大的历史作用。

自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形成与演进的广阔大道。

从历史来看，八十多年来，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阶段都有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的成果。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的成果，集中起来讲，就是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中国化曲折推进，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获得了长足地发展。

所谓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从时间界定上看，相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阶段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历史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发展成果，就是最新成果。从理论内涵界定上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理论。不但相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政治伦理思想即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理论是最新成果；扩大地说，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相对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理论更是最新成果。从具体内容界定上看，如果说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中国化早期发展，那么邓小平、江泽民、新一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发展创新就是“最新成果”的基本构成，它实现了当代中国政治民主的伟大变革。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的政治民主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解决在新世纪、新阶段新任务的情况下，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最新成果上，用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武装领导干部的头脑，指导政治实践。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理论上为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提供理论指南。在实践中有效解决当代政治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升执政水平和领导干部素质，实现善政；遏制权力腐败、完善权力制约，实现善治。尤其针对党员干部违德违纪严重状况（据中纪委监察部通报，2009年受党纪政纪处分党政干部106626人），建立新型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更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