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丰富

一、周恩来对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丰富

周恩来1898出生于江苏淮安县，他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

周恩来同志参与领导了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各项重大工作，为党的每一个重大胜利付出了大量心血。在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长期实践中，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同中国具体的革命、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认真总结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深刻阐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作出了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周恩来的政治伦理思想集中表现在《我的修养要则》《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学习毛泽东》等相关的著作中。

（一）对为人民服务政治伦理核心价值的阐释

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这是政治伦理的首要的问题，也是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理念。周恩来对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理念有自己朴实但却非常深刻地理解，这就是“诚恳老实地为人民服务”，这是对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形象化和具体化。

“诚恳老实地为人民服务”首先要端正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周恩来强调：“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1]他认为，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的关键前提是要尊重人民、信任人民、关心人民。

“诚恳老实地为人民服务”集中表现在甘当人民的公仆。周恩来同志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集中表现为他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周恩来一再强调：“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要“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他心系人民，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只要是关系群众安危冷暖之事，他总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周恩来旗帜鲜明地指出：“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2]

“诚恳老实地为人民服务”就必须优先考虑人民的利益。周恩来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的服务员”，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优先考虑人民的利益，就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周恩来同志指出：“如果个人或少数人利益与大多数人不冲突时，则大多数加少数；如果少数人或个人利益与大多数发生根本冲突时，则抛弃少数而顾大多数。”^[3]同时，周恩来强调：“一切只顾个人不顾社会、只顾局部不顾全体、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顾权利不顾义务、只顾消费不顾生产的观点和行为，都是必须反对的。”^[4]

“诚恳老实地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总理一生的追求，哪怕是在重病期间、生命垂危时刻，他所想到的依然是如何为人民服务。他曾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逝世前，他留下遗嘱：“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总理的高风亮节不仅深受中国人民的敬仰和爱戴，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和赞叹。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半旗致哀。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联合国还没有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元首去世而降过半旗。一些国家的外交官感到不平，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为什么中国的总理去世，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总理没有一个自己的亲生儿女。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周恩来同志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二）革命人生观：政治伦理主体的修养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诚诚恳恳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础，周恩来同志强调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5]。

首先，革命的人生观必须要有坚定的信仰作指导。周恩来同志一生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勤恳奉献，就是因为他有坚定的理想信仰，这是他毕生奋斗的力量源泉。周恩来同志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他说：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他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时候就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对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对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从不动摇。他说：“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周恩来总理的革命理想信念建立在理性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此一生践行。

其次，革命的人生观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周恩来在党内最早明确地提出了要加强调查研究的思想，并始强调要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1929年9月，周恩来在代表中共中央发出的《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同时，周恩来同志非常拥护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期予以强调。他认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才能了解民情民意，掌握真实情况，在处理问题时做到心中有数，才能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

再次，革命的人生观必须尊重人民的意见、相信人民的力量。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尊重人民的意见，做到：“（1）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2）倾听群众意见；（3）向群众学习；（4）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6]周恩来同志倡导，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他说：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他经常说：一个人站在领导地位，不虚心，不平易近人，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懂，只要有这种思想并且在作风中表现出来，就危险了。

最后，革命的人生观必须要养成谦虚谨慎的品质。周恩来同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但他始终虚怀若谷、戒骄戒躁。他常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周恩来同志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作风。他对自己的工作，总是经常进行反思，自觉开展自我批评、自我总结、自我考察、自我完善。

（三）集体主义与大局意识：政治伦理的整体利益观

集体主义精神和大局意识，集中反映了周恩来政治伦理思想的整体利益观。

集体主义精神的核心就是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周恩来强调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并认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处理好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处理好少数人的利益和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关系；在个人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个人利益或少数人的利益应当服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所谓大局意识就是要看得长远，不计眼前得失和个人得失，从而实现最长远最广最多利益的意识观念。一方面，周恩来同志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现为他高度珍视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他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党的集体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从工作上说，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彼此平等地交换意见，决不能个人自居于领导地位。周恩来同志深知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因此他始终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他把增强党的团结、反对个人主义提到“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事业都具有决定意义”的高度。他特别告诫：因为我们党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尤其要警惕种种破坏和危害党的团结的行为。另一方面，大局意识需要民主集中制作保障。他坚持民主集中制，强调特别是要在高级领导同志中间加强集体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保证我们党的团结。他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自己言行的准则，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和事就说、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和事就不说、不做，讲党性不徇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个人荣辱置于身外，而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周恩来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大局意识不仅表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展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更展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为难时期，周恩来同志“扶大厦之将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

（四）和平共处：新时期国际政治交往伦理的确立

1954年，中国政府同印度和缅甸政府分别发表联合声明，确定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宣告诞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时代要求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我国领导人，在新的历史时期首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独立国家的政府代表在印尼的万隆举行会议，共商加强合作，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际和平的大计，会议标志着殖民大国主宰亚非命运时代的终结。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在会议期间，周恩来运用自己卓越的外交才能，展现了出色的外交智慧。会议最后一致通过十项原则，其基本点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亚非会议的成功，是求同存异精神的重大胜利，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拥护。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宣言书，它的提出标志着国际关系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新时期国际政治交往的基本伦理原则。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运用范围不断扩大，影响日益深入，已经逐渐成为指导政治、经济等诸领域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为1955年的万隆会议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国际会议所接受，也为不结盟运动所接受，它不仅是处理社会制度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伦理准则。其后，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些宣言也将这些原则的基本内容作为指导成员国相互关系的准则。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国内中心任务的需要，及时对中国外交进行了战略调整，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理论，在新形势下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并在世界上首倡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