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实现了制度秩序和心灵秩序双重建构，从而使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秩序具备了无比的先进性。我们有理由相信，把握了时代特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必将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和新辉煌。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精神动力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明确指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精神动力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创立和发展，实现了在政治伦理价值理念、政治主体伦理、政治制度伦理、政治权力关系伦理、政治组织伦理、国际政治伦理等方面的继承创新，从而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精神动力。

其一，在政治伦理价值理念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价值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此价值理念高屋建瓴、深入人心，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指导。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凸显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民性”。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条件。

其二，在政治主体伦理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发展和形成主要明确了政治伦理主体的基本要求即政府行为伦理约束、政党领导伦理优化以及公民政治美德塑造，这三者统一于“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设计，从而使中国政治民主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真实性和归属感。政治主体性焕发，是中国政治历史发展孜孜以求的伟大目标。

其三，在政治制度伦理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强调以公平正义作为政治伦理基本原则，强调政治制度改革与民主法制建设的统一。针对中国传统政治的“人治”特征，要想改变政治的随意性，没有政治伦理的制度化约束是不可能的。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致力于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的建设与改进，并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其四，在政治权力关系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46]这是我们党总结执政经验，对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

其五，在政治组织伦理方面，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是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的有机整合。保证政治组织的主导地位，整合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政治民主建设的前提与基础，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政治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整合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结构关系，能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消解社会变革中的不利因素给政治体系带来的冲击力。特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意识形态“包容性”发展成为新特征，如何建立有效的政治整合机制，是实现政治资源优化使用的有效途径，也是政治组织伦理建设的必然要求。

其六，在国际政治伦理方面。“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掌握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亨廷顿）冷战后国际政治伦理主义突出表现了西方傲慢的中心主义伦理意志。如何坚持政治民主的社会主义方向、政治民主的有序扩展、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伦理认同、国际政治交往伦理原则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关于国际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是我们应对全球政治风云变幻的有力思想武器。

（二）与时俱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实践品格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说：“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7]实践不仅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也是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并使二者统一了起来，同时它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通过实践，对真理的认识变成了“此岸性”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思想史的卓越贡献。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是对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价值期许，遵循着政治实践的发展规律，在政治伦理价值的期许中凸显其强烈的现实性。

江泽民在2001年建党80周年讲话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2002年中央党校发表的“5·31”讲话中，他又进一步指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与时俱进，就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在实践发展中不断检验和丰富这一伟大学说，不断推向新的发展境界，而不是因循守旧，生搬硬套；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理论上与时代同进步，站在时代的前列，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普遍原理与中国政治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推动了中国政治民主的历史进程。中国革命时期，我们党与时俱进，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政治建设相结合，锻造出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改革开放时期，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政治实践，我们党又与时俱进，结合政治民主发展新要求，锻造出了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展开时期，以党中央集体锻造出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江泽民政治伦理思想；新时期，我们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锻造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的新的理论形态的政治伦理思想。与时俱进，调整我们的方针政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党的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中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又不拘泥于个别过时的结论；既珍惜已有的成果和经验，又不断地有所发现和创新，——在中国共产党人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下，中国政治民主已经开拓出了新气象和新希望。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发展始终与中国的政治实践相结合，与时代的要求相契合。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所反映的是矛盾的普遍性，不可能囊括千差万别的矛盾特殊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例外，它只能提供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指导原则，不可能提供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一样是开放的科学体系，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演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对中国政治民主、政治价值追求、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发展，就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结果，就是根据时代发展和实践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在时代发展和实践检验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格是变与不变的统一，并与中国政治民主进程相契合。中国政治伦理的历史发展表明，固步自封、妄自尊大的政治伦理只能开出“帝王专制化”的政治治理模式，只有坚持人民性、同时坚持开放性的政治伦理，才能导引中国人民迈上自由、平等、正义的政治发展之路。中国政治伦理的包容和发展的特征，具体表现就是不断提出新的观点、新的思想，就是理论创新。我们秉承的理念应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发展和创新，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绝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永恒的主题，是人们一个永恒的实践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发展的根本路径，是中国政治文明和政治民主灿烂明天的太阳光辉。

（三）批判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发展的活力之源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最重要力量源泉是来自于对现实的批判，这种对现实的批判性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反思性的重要体现。

“批判”是植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的一种深刻的反思模式，是贯穿其发展始终的思想精髓。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实践唯物主义者就是把唯物主义付诸实践的共产主义者，“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48]。可以这样概括：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创造与发展，是在批判性的论辩中进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生命与活力，也是在科学批判的过程中得以体现和验证的。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创立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就是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事实的批判，根据时代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主体需要，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创立及其科学化。帝国主义时期，列宁结合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需要，对沙俄政治专制制度进行制度和价值层面的批判，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进入了新形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带来了政治民主的新希望，通过对封建主义专制政治的批判和对旧民主主义政治的批判，开辟了中国政治的新追求，构建了中国人民对政治价值的新追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政治伦理建设，是结合中国社会政治民主建设的新进程，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和现当代西方政治伦理文化进行现实批判的发展过程。概而言之，以实践为基础，对政治历史的总体性批判中，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批判性反思中，揭示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民群众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更好地建设当代政治文明。

“吸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形态形成和发展获取养分的主要途径和方式。

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形态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资源的吸收继承。儒家的政治伦理，强调人的道德素质的决定性，“修、齐、治、平”是王道仁政的基石。以孔子“德治”和孟子“仁政”为主要内容的“孔孟之道”成就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理念，即以“仁”为核心的“德治”的政治伦理理念。儒家政治伦理理想以“德治”为内容，以“王道”为目标，以“内圣外王”为实现途径，就其强调礼乐教化、尚贤任能、慎用刑罚、施行以宽仁的政治伦理价值追求而言，确是一种理想模式，——虽然在其后来的发展中为帝王专制化的政治伦理模式所取代，但其以“仁”为核心的政治价值理念，渗透到上至君主、下至臣民的观念中，成为处理政治事务、政治关系的基本指导，为维护封建政治统治的相对稳定奠基了具有合理性的价值精神基础，这种价值精神一直为中国当代社会所认同。综而观之，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强调伦理对政治的影响，其致思路向是伦理的政治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不能、也不可能脱离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文化资源的浸润，如何取其精华，融合实际，加以现代转化，使之成为自身发展的活化资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发展获得文化支撑的必然。

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形态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对现代西方政治伦理资源的吸收和内化。西方政治伦理思想可谓源远流长，从古希腊至今，西方政治伦理发展经历了历史的漫长演练，在政治伦理价值理念、政治制度公正、政治主体美德等方面有着十分积极的政治伦理文化资源。西方的政治伦理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美德政治伦理、神性政治伦理、非道德主义的政治伦理、权利政治伦理的发展阶段。^[49]古希腊的美德政治伦理，无论从苏格拉底的“知识就是美德”，还是柏拉图的“个人正义”与“城邦正义”，抑或是亚里士多德的“中庸”特征的个人美德和城邦至善，都强调美德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指导作用。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们所言：如果从个人角度看构成道德美德之顶峰的是灵魂的崇高，那么从城邦的立场看构成道德美德之顶峰的便是公正与正义。^[50]神性政治伦理尽管披上宗教神性的外衣，但它对权力、权威、组织等政治思考，是政治合理性、价值性的考察。以马基雅维利为代表的非道德主义的政治伦理，执著于对政治的工具性、手段性思考，一定程度上否认了政治的道德理想性。他认为：“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么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51]近现代的权利政治伦理尽管不同流派、不同学者对正义、权利、善、自由、平等的理解不同，但是其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和对自由、正义等价值理念的追求却是现代政治伦理发展不能忽视的。综上所述，西方政治伦理思想流派纷呈，观点各异，主要探究的是政治领域的伦理问题，其致思路向是政治的伦理化。西方政治伦理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具有不同的特质，这应该成为具有开放性、批判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发展和完善自身，推进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有机资源。

在批判与吸收当中，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当代形态，推进政治文明的新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实践证明，批判与吸收围绕着一个重要的确定的主题：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政治伦理价值观是人民的利益与幸福。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并坚持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其基本内涵就是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为人民服务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而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价值观的核心。

（四）面向现实与服务人民：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走向新时代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是以服务人民为根本宗旨的，其现实性和人民性是有机统一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在走向新时代的发展进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应该以面向现实与服务人民为基本原则，获取政治伦理发展的合法性。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如下的富有时代性的伦理价值目标：

其一，公平正义。社会主义的根本追求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加公平、更加符合正义的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社会层级的迅速分化，公平正义成为社会主义现实发展的迫切要求。作为社会主义政治伦理价值观的公平正义不仅指经济利益上的，而且指政治上的。一方面，在经济利益分配和再分配上，要实现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要保障和拓展社会主义每一个公民公平正义地参与社会，机会均等，反对特权。

其二，公民权利。保障每一个公民享有公民权利和各项权益、参与政治活动、保障人权是现代政治的一项基本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权利的享有要求我们大力发展民主，实行法治，保障和充分实现各项人权。公民权利是公民尊严、公民主体地位的彰显，没有公民权利的保障，就不可能有具体利益的实现。

其三，民主法治。民主与法治是现代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两大主题,也是政治伦理建设的必要保障。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民主是法治的根据，法治是民主的保障。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漫长发展，民主法治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民主法治的原则也已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四，以人为本。党的十六大之后，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逐渐被提出来；党的十七大之后，以人为本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各项建设事业的根本指导理念。它表明社会主义对人及其价值的尊重，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政治伦理价值追求。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对人的需要、权利、价值的尊重和实现应该成为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

其五，社会和谐。党的十六大以后，新的政治伦理价值追求即“社会和谐”开始确立；十七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大力加强民生建设，“科学发展”、“包容性增长”和“社会和谐”成为当代中国政治伦理建设的基本主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价值观的这些新的伦理价值目标，以面向现实和服务人民的新姿态，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丰富、拓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3页。

[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2页。

[6]《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7]《徐复观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178页。

[8]《徐复观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123-124页。

[9]《徐复观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118页。

[10]余英时：《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40页。

[1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30页。

[12]［德］黑格尔著，范杨、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65页。

[13]［德］黑格尔著，范杨、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6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5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5页。

[17]《明夷待访录·原臣》。

[18]《明夷待访录·原臣》。

[19]［法］亚利西斯·德·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7页。

[20]侯才：《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遗产》，见单继刚、孙晶、容敏德主编：《政治与伦理——应用政治哲学的视角》，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21]侯才：《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遗产》，见单继刚、孙晶、容敏德主编：《政治与伦理——应用政治哲学的视角》，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3-8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1页。

[24]王秀华、程瑞山：《为政治立“法”——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页。

[26]［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卷），三联书店，1997年，第26页。

[27]高兆明：《制度公正论：变革时期道德失范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59页。

[28]钱永祥：《纵欲与虚无之上——现代情境里的政治伦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143页。

[2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页。

[3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页。

[31]《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2页。

[32]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72页。

[33]吴洁珍、万俊人：《伦理秩序与道德资源——关于当前中国社会伦理问题的一点理论分析》，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6期，第20页。

[3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3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7页。

[3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8页。

[3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3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3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

[40]［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74页。

[41]［美］罗伯特·达尔著，林猛、李柏光译：《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2页。

[42]［德］康德著，韩水法译：《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24页。

[43]《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30页。

[44]《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92页。

[45]《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46]《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页。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页。

[49]项松林、李虹：《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历史流变及其启示》，载于《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5期。

[50]［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著，李天然等译：《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6页。

[51]［意］尼可洛·马基雅维利著，潘汉典译：《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