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及其构成

一、政治生态及其构成

（一）生态与政治生态

生态是生态学研究的对象。“生态”（Eco-）一词源于古希腊，意思是指家（house）或者我们的环境。1869年德国生物学家E.海克尔（ErnstHaeckel）最早提出生态学（Ecology）的概念，如今，生态学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生态”一词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生态的特征是平衡和谐的，遵循整体协同、循环自生、物质不灭、能量守恒；生态是辩证进取的，追求高效竞争、开放共生、优胜劣汰、协同进化；生态是矛盾发展的，和谐而不均衡、开拓而不耗竭、适应而不保守，循环而不回归。

按照生态学的观点，政治现象具有生态系统属性。所谓政治生态，指的是相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而言的一种社会政治状态，它是政治生活现状和政治发展环境的反映。“政治生态”是政治生态学的核心概念。美国的J.高斯最早将生态学的概念与方法运用于对社会政治现象的研究，之后，F. W.雷格斯1961年《行政生态学》的出版，开启了西方行政生态理论和政治生态学的研究。在国内，1989年王沪宁所著《行政生态分析》把西方生态学方法引入中国政治研究，通过生态系统的模拟来研究行政生态系统；2007年刘京希著的《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借鉴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体系的生态化，以图实现政治学与生态学的对接与融合，并指出所谓政治生态学“是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政治现象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的学问。”^[2]政治生态考量旨在将政治系统及其影响因素“生态化”，使其具有生态系统的属性和发展特征，促使政治有效、良性地运行。

与“政治生态”一词易相混淆的是“生态政治”的说法。所谓“生态政治”，其实质就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生态的健康发展与政治有机辩证地统一起来，使生态问题与政治一体化，最终促进国家和全球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地发展。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是“生态政治化”，即把环境问题、自然发展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政治行为、国际交往和政治教育过程中，实现政治对生态环境发展的观照。自20世纪50、60年代起，全球环境问题在发达国家中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现代工业文明推动了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席卷整个世界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能源危机、土地锐减、粮食短缺、人口爆炸等。20世纪50至70年代，随着环境状况大面积的显著恶化，导致了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广大民众开始参与到环境保护的浪潮中，直接推动了生态政治理论的发展，如罗马俱乐部在20世界70年代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个著名的报告，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宣称：“为今后世代保护和改善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项紧迫目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生态环境问题从狭义层次逐渐向着国际层面发展，包括人口、战争、环境难民、资源分配、疾病预防等一系列问题逐渐成为国际关注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西方社会不断兴起的“绿色保护运动”、“后现代主义批判”、“生态主义”等等已经证明：当今世界，生态环境保护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问题，自然也不再是自然本身，不再是远离社会矛盾的、独立的物质世界，生态环境的政治化不可避免，或者毋宁更准确地说它已经进入了现代政治的核心地带。生态政治化正是从政治的高度向世人表明：“只有当人类的行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完整，才是正确的。”^[3]

正确辨析“政治生态”与“生态政治”，将有助于廓清二者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学科归属的区别，明确各自的问题域。

首先，从研究对象来看，“政治生态”与“生态政治”有着明确不同的内容。“政治生态”以政治关系的调试和优化为对象或内容，它包括政治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社会、政治内部系统各要素之间、政治内部系统与外部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政治生态”或“政治生态理论”的中心词是“政治”，其落脚点在“政治”而非“生态”。具体而言，政治生态就是要对国际、国家地区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生活方式（公民参与）、政治行为（公共行政等）等政治学中的政治现象及其规律进行生态学考量，以促进政治有效健康地发展。

“生态政治”主要从政治学的研究视角，以生态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将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加以调控。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不仅是社会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自然生态规律的违背尽管可能暂时换来少数人、少数集团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但从长远或从全人类的高度来看，这种行为最终会导致伤害或毁灭。对此，马克思早就指出：“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4]具体而言，生态政治理论主要探讨社会、国家及其制度体系与人类身处其中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对诸如环境保护、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枯竭、人口剧增等环境生态问题进行政治的考量，通过政治制度、政治权威或政治关系对生态环境问题施予影响，以求得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从研究目的来看，“政治生态”与“生态政治”有着不同的指向。政治生态理论“把政治系统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也就是视作有生命的系统，从而运用生态系统的观点，理解和把握政治机体的内在结构和联系，以便更科学地认识政治现象。”^[5]政治生态的研究旨在科学准确地把握政治现象，发展政治民主，实现政治优化，提升政治文明。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概括为坚持一个方向、一个根本、一个目标，即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确保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以及保持社会稳定有序为目标。

生态政治由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众所发起的应对生态危机的一系列运动，逐步演变成了国家和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生态社会背景和强烈的现实意义。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目的旨在医治现代工业社会带来的生态危机，以建立一种符合生态原则、尊重自然规律、兼顾人类利益和自然权利的生态文明。生态政治理论要批判或革除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把以“人类为中心”绝对化，是人类理性的极端化的表现：认为人在自然界乃至世界中是至高无上的，是自然的主宰，自然界的一切为人而存在，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是决定非人类自然物是否存在的价值尺度，无视自然规律和生态系统的平衡，体现的是人类的“沙文主义”、“统治主义”、“控制主义”。当人类陷入自然生态危机和全球性生态恶化，饱饮自然界的报复苦酒之后，如何克服人类中心困境成了现代哲人苦苦思索的问题。生态政治理论寻求日益严重、日益全球化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解决出路，其理论旨归是生态优化或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未来人类的继续发展为着眼点。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也强调对生态环境的尊重和保护。

再次，从研究方法来看，“政治生态”与“生态政治”的研究方法不同。“政治生态”研究借助于生态学的方法，从政治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研究政治现象的产生与发展。生态学的方法，最重要的是系统整体性方法。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首先对政治生活进行了系统分析，他把“政治生活看做一个行为系统，它处于一个环境之中，本身受着这种环境的影响，又对这种环境产生反作用”，并且“从政治系统内部组织来看，它与其他所有社会系统都具有一个关键性特征，即它对于自身在其中起作用的条件作出反应的特殊适应能力”^[6]。系统是一个整体，用整体关联的世界观分析政治现象，将是政治学领域的一场文化革命。在系统政治观的视域中，政治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经济、文化、宗教、心理、自然有着种种关联的，那种脱离社会、脱离人类整体的“政治中心主义”严重背离了政治生态理论的系统整体性原则，割裂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合作、共赢的联系机制。

“生态政治”的研究的要旨就是将生态问题纳入政治的视野，从政治的层面研究生态，其研究方法除了运用生态学的一些研究方法之外，更多的是侧重于政治学的方法，主要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运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等方法。政治现象是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离开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就无法把握政治现象的规律，因此生态政治研究不能脱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基础状况；政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阶级性，是一定阶级的政治需求的理论反映，生态政治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总是反映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需要和政治要求；政治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又是错综复杂的，因此生态政治的研究必须以历史实际情况为出发点，从其发展进程中把握其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不同时代、同一时代的各种类型的国家的政治现象都是不同的，对政治现象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旨在作为价值评判和理想选择，以建立适合本国、本地区的政治制度。生态政治的研究也应注重差异性，兴利除弊，作出最佳的、切合实际的选择；政治现象具有联系性，它不是孤立地存在于社会中，总是同周围其他事物相联系，因此生态政治的研究应放置于社会环境系统中进行考察、分析，关注其与社会、经济、历史、文化、教育、法律、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关系。

最后，“政治生态”与“生态政治”因为其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二者的学科归属也应是不同的。学科归属的划分也许显得有些机械，因为二者显然都是交叉学科，但对此问题的区分，旨在明确各自的问题域，推进二者的发展进步。“政治生态”研究属于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地，是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政治现象及其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学问，其关注的焦点是政治体系及其行为的环境影响，遵循的是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协调性、平衡性、开放性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特征。

“生态政治”研究属于生态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地，是将生态环境问题纳入政治的视域中，纳入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寻求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政治解决出路。因为生态危机的日趋恶化、日趋国际化，使得生态问题仅仅靠生态学、伦理学、生物学的手段难以解决，要求政府参与、国际合作，并通过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生态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生态政治的关注焦点是生态环境及其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遵循的是政治发展和政治交往的公平性、合作性、正义性等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

（二）政治生态的构成及其特征

政治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维持政治生态的平衡和效率，必然要提高其有机体构成的各部分协调性，使之良性运行。具体而言，政治生态的构成如下：

其一，政治制度生态。对政治发展而言，政治制度起着刚性约束的作用。政治制度是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从更为宽泛的角度看，政治制度是指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政治实体遵行的各类准则或规范。政治制度是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出现而产生的，是人类出于维护共同体的安全和利益，维持一定的公共秩序和分配方式的目的，对各种政治关系所做的一系列规定。在特定社会中，它是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它包括一个国家的阶级本质，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国家结构形式和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对于我国而言，政治制度由三个方面组成，即政党制度、人民民主制度、法律制度。三位一体的政治制度生态，规定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主要方向。然而，长期以来，我们过分强调党的绝对领导，而忽略了人民民主制度建设和法律制度建设，使得一些地方或一些部门滋生了“绝对权力”，绝对的权力又导致了绝对的腐败，导致了政治生态失衡与恶化。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把制度范畴作为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变量加以研究，之后制度及其创新问题日益受到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关注。在政治生态理论的研究中，制度创新成为一个焦点问题。所谓制度创新，是指通过制度安排的积极变动和替换，使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制度创新一方面必须突破旧制度、旧传统、文化旧观念的影响，消除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惰性，突破对旧制度因素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必须创设制度激励机制，改善政治生态的制度环境和整合政治生态资源的制度激励，使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成为政治生态发展的长效杠杆，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在政治生态优化中的作用。

其二，政治文化生态。在西方，政治文化概念最早由阿尔蒙德提出，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内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种政治文化是在该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所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7]政治文化就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社会政治领域里所反映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观念形态。政治文化生态包括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等，相对于政治制度的刚性约束而言，政治文化生态的软性作用更具有优化的空间。政治文化生态与政治系统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对政治体系的建立、稳定和变迁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首先，政治文化生态是政治体系合法性的有力支撑，是正确确立行政改革价值目标的可靠保障，先进的政治文化生态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基本动力。其次，政治文化生态影响着政治主体的认知、态度、情感、信念和价值取向，是实现地方政治生态优化的重要保障。再次，政治文化具有惯性和很强的稳定性，是一个地方反生态要素不断积累、最后造成阶段性政治生态失衡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强政治文化建设，活化政治文化要素，是实现地方政治文化生态优化的重要途径。从历史传统和地缘要素来看，各地政治生态的区域特质也较多地体现在文化差异性上。政治文化生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总是呈现出现代性和传统性、开放性和封闭性并存的特征，因此，在建构和优化政治文化生态时我们应该致力于凸显其现代性和开放性，保持与现代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的先进性。当前，中国先进的政治文化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灵魂的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意识、政治信仰和民主观念等的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生态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它决定着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发展模式、制度机制和目标任务，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

其三，政治生活方式生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由此奠定了其政治学的基调。他认为，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8]城邦是行业和职能相异的分子的组合，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交往和政治统治，有利于满足人的社会化需要，实现优良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把法制与民主统一起来，首先，“要使事物合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9]。其次，在法律所未涉及的问题或法律并不周详的问题处理上，由全体公民参与的民主决策来做出决定。亚里士多德把法制和民主相统一的政治设计，体现了政治生活方式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政治生活方式、生态优化仍有重要价值。当前，政治生活方式一是指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二是指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问题。我们应在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下，积极推进民众的民主参与、民主决策，而目前最重要的是首先要以改进领导干部作风为重点，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活方式生态。政治生活方式生态不仅事关地方形象，而且事关人心向背，不仅事关当前，而且事关长远，不仅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反腐倡廉建设成效的重要表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扩大人民民主”，“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成为政治民主的新内容，这对于广大民众积极、文明地参与政治生活而言无疑是好机遇。

其四，政治行为生态。政治行为生态主要指政府行政行为应以“善治”为目标，倡导公共行政。现代公共行政正从单纯的管理型行政向以满足公民和社会公共需求为宗旨的服务型行政转变。公共行政的实质是谋取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公共行政需要伦理精神的引导和支撑，在公共行政中凸显正义、责任、诚信、宽容、奉献的伦理精神，是实现社会和谐善治的重要保障。

其五，社会政治心理生态。社会政治心理，是人们对社会政治现象一种不定型的、自发的和比较直接的反映形式，表现为一定的政治动机、政治态度、政治情绪、政治信念等。培育积极的社会政治心理，就要加强经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先进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提高广大民众对政党、政府和领导干部的认同度，以及对现行政策的政治认知水平，加强民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为政治生态优化奠定最坚实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

其六，政治教育生态。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优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整体性、平衡性、和谐性的共识上来。

只有协调以上各要素，建构政治生态链，实现政治生态联动，才能实现政治生态的逐步优化。政治生态是一个有机系统，其优化应该将政治体系、政治生活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自然的背景与环境中，予以全方位的观照。政治生态兼有系统和生态的特征。

其一，动态性。政治系统是政治功能得以发挥的基础结构，是政治生态的组织框架，因此政治生态首先具有系统的动态性。所谓动态性是指系统组织的发展变化特性，“是以政治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环境之间，信息与能量不断交换为表征的，并以输入-输出的方式构成一个循环体系”^[10]。动态性是政治生态环境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政治系统发展变化的动力保障。

其二，开放性。开放性是系统的主要特征，系统开放性是指系统与环境发生交换关系的属性，亦即系统与环境之间具有物质、能量与信息的输入与输出的属性。热力学第二定律证明：孤立系统由于内部的熵增，必然导致系统组织程度越来越低，直至崩溃。因此，系统为了生存与发展，一方面要将内部的熵增物（异化物）向环境输出，另一方面又需从环境输入有用的物质、能量与信息（“负熵”），以抵抗和减少熵增。系统开放是由系统内部相互作用和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共同造成的。在封闭的政治系统里，政治系统、子系统、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不强，社会化程度较低，因而结构与功能不佳，就会造成“政治中心主义”、“政治压倒一切”。而在开放的政治系统里，系统对外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加强，系统、子系统、环境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相互选择、相互适应，从而形成有机有序的开放式结构与优化的功能，促使政治优化、加速经济社会向前发展。

其三，近平衡性。任何一个生态系统所处的成熟、稳定的阶段就叫生态平衡或自然界的平衡。生态平衡是生态系统在一定时间内结构和功能的相对稳定状态，其物质和能量的输入输出接近相等。生态平衡是动态的，保持这种平衡的力量来自于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反馈机制，而且平衡只存在于一定的条件或范围之内，当平衡受到外部的剧烈干扰，超过了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就会导致生态系统失衡，甚至最终的崩溃。生态系统中生态链的环环相扣、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维持了生态的平衡性。政治生态的存在和发展，也呈现出生态链的特征，并且由于不同群体、集团利益的汇接，形成了多个链相互交接的情况。各种势力的较量和妥协，对规则秩序的冲击和挑战，都维持并推动着政治生态链由平衡走向不平衡，然后又趋于新的平衡。因此，政治生态的平衡性又是以不平衡性为特征，呈现的是近平衡性。维护政治生态平衡不只是保持其相对的稳定状态，防止超过政治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各种破坏因素的影响，警惕政治生态失衡和恶化，更重要的是要在人为有益的影响下建立新的平衡，形成更合理的结构、发挥更高效的功能和凸显更好的政治生态效益。

其四，持续性。生态持续性（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表征着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程度间的平衡。可持续发展是寻求一种最佳的生态系统以支持生态的完整性和人类愿望的实现，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得以持续。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发展的核心是要解决好发展与限制的矛盾，而政治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发展的核心是政治的民主化与法治化，前提是政治与社会的可持续稳定。政治生态系统的优化是实现政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所谓政治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政治系统在优化权力结构和权力—权利结构的基础上，实现的动力与秩序兼容，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持续有效保障的一种状态”^[11]。当前，实现政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调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培育健康而有序的公民社会，实现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与善治，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其五，交互性。政治生态涉及的不仅仅是政治，还涉及社会、经济、伦理、自然、文化等等，因此政治生态就呈现出互动性的特征，体现的是政治—社会、政治—经济、政治—伦理、政治—自然、政治—文化的交互作用。（1）在政治—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其核心是国家与公民社会。国家是一套密切关联的政府机构，它通过集中控制军事力量来实现对公民社会机构的统治。公民社会是指大量的自愿的公民团体，“公民社会是作为国家权力的对应物而出现的，他们本身也是政治行为体，能够保护和促进公民社会中成员的利益”^[12]。黑格尔最早论述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和家庭，家庭和社会的法律、利益必须服从国家的法律和利益。与黑格尔的主张相反，马克思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13]。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要正确处置国家权力的边界，防止国家权力集权化对公民自由的伤害；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认识对市民社会的个体自我性以及对社会差异性过分强调所带来的盲目性、放任性，有效地对其进行规约。唯其如此，才能实现政治与社会之间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2）在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中，经济为政治生态优化和政治文明提供强大的基础，政治又为经济发展提供可靠保障。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14]，经济与政治是辩证统一的，政治属于上层建筑，它根源于经济，由经济基础决定，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任何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政治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和维护本阶级或本集团的根本经济利益。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我国政治制度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而我国的各项政治制度归根结底是为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经济利益服务的。政治关系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也正不断走向深入，社会政治关系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和调整。当前，通过政府的干预，维护公平、自由、透明的竞争秩序，对于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无疑是同一问题的两面，都是必要而紧迫的。（3）在政治—伦理的互动关系中，探讨什么是“好的政治”、什么是“善治”的问题。政府在立法、行政、司法的实践活动中，必须要有基本的伦理要求和道德渗透，这是保证其合法性的基础，否则政府就会丧失其公信力而招致公民的反对和反抗。在一个国家里，政府的伦理品质影响并成就该民族性格品质模型。正如法国的哲学家、政治学家路易斯·博洛尔在他的《政治的罪恶》中指出的：“一个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的政府会在社会上传播暴戾恣睢的习气；一个残暴邪恶的政府会使人民变得残暴邪恶；腐败的人民代表必然会造成腐败的选民；可被收买的行政机关必然染上贪污腐化；恶劣政府造成的后果是人民道德水平上的普遍降低。……由当政者树立的良好榜样会促进社会的廉洁诚实和正直公道。一个公道的政府会激发人们的正义感。一个玩弄虚假欺诈的政府必然会使社会流行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伪善习气。如果一个政府是高压和专横的，它就会使整个国家谨小慎微、了无生机、相互猜忌和奴性十足。”^[15]因此，他指出：“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4）在政治—自然的互动关系中，一方面政治环境的动荡容易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化、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膨胀等恶性的后果；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的发展。过去的“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就是二者恶性循环的见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16]。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正确揭示了政治与自然的关系，并指出“异化用于说明个人违反自然的状态：个人的自然的需要受到被歪曲了的社会结构的压抑,这种社会结构迫使个人过不符合人的本性（自然）的生活,也就是说,只能以不自然的方式来满足自然的需要”^[17]。人类的政治及其他诸方面的生活不再符合自然了,政治在现代社会中早已丧失了在其开端所具有的追求人的自然的意义。而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构想中政治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8]。（5）在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中，文化产生政治，政治又在影响着文化。一方面文化起着维持政治体系稳定、确认政治体系、指导政治行为的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又引领着文化发展，起到凝聚人心、价值导向的作用。一般而言，传统的文化价值系统与政治传统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文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会积淀成为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如果用文化学的观念来解释政治的发展，那就是“文化—社会—政治—心理结构”。当前，如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民众，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吸收西方宝贵的文化资源、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