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观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观

政治生态（Political ecosystem）是社会大系统中的重要功能系统，是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社会其他各子系统之间构成的互动关系或发展状态。政治生态优化是实现社会各子系统之间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重要政治条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政治生态”或“政治生态优化”的概念，但是他们关于政治问题以及政治与经济、政治与市民社会、政治整合、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交往等的论述，却蕴含着这丰富的政治生态及政治生态优化的思想。对此加以分析研究，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有着积极的理论意义。尤其我国当前正处在改革深化、社会转型和全面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关键时期，马克思政治生态思想将愈发闪烁理论的光辉。

政治生态理论就是用生态学的方法考察政治的产生、发展，以及各种环境因素对政治系统的影响，以寻求政治的优化发展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对现代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的生态学考量，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才能得出符合科学规律的结论。所谓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观，就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实践标准，以批判、开放、发展的态度对待政治系统内部诸要素、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关系的优化，并致力于政治文明的现代性建构目标的政治生态学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

（一）国家与市民社会

正如查尔斯·泰勒曾说：“所援引的（市民社会——引者著）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此一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19]马克思作为“政治社会学之父”^[20]，正确对待和分析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设定了其政治生态观的基本场域。

在19世纪早期，黑格尔就清晰地表达了对国家与公民社会划分的真正的现代性的理解，明确地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区分开来，对此，马克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看做一种矛盾，这是比较深刻的地方”^[21]。但是，黑格尔仅仅把这种分离“想象为理念的必然环节，理念的绝对真理”，把国家看成是“精神理念的实体”，它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最高形式。马克思认为，“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22]。对马克思来说，国家起源于私有财产和社会阶级的发展，国家永远不能代表精神生活的最高形式。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国家“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生活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力。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23]。

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马克思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化作出了科学的说明。马克思认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也并非由人的本质所决定，国家最终是为公民社会的主导利益服务的，“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24]。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保护市民社会的现实的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的；而社会就是这样现实的物质交往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将国家本质界定为“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关”，这是强制型国家的固有特点，其核心目的以政治为目标，——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背景。一旦产生国家的社会基础消亡，国家也将自行消亡，市民社会将发展到“社会化的人类”的理想阶段。马克思之所以强调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正是从整个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规律中观照人类社会的理想出路。

需要指出的是，在阶级社会的国家中，国家的统治实质上也是一种治理，其治理职能是毋庸置疑的。在无国家的社会中，治理职能是否就消失了呢？实际并非如此。当国家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治理是其主要职能；“社会化的人类”阶段，治理更是转向以善治为目标。正如基思·福克斯在《政治社会学》中严肃指出的：“治理的问题没有衰落，甚至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无国家社会中都不会消失。”^[25]从此意义而言，马克思政治生态观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理论的发展。

当前，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发展看来，以国家权威为基础，以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权力运行为标志的“统治”，渐渐被以多元权威为基础，以分散化、相互的多向度权力运行为标志的“治理”所取代，力图形成政府和公民、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合作关系，以实现“善治”。^[26]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着力建立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双向运动、双向制衡、民主合作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推进当代民主与法治的关键。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为指导，以“小政府、大社会”的取向来调整和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大力培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并努力推进其自主性，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生态优化的一个重要路径。

（二）国家政治整合

所谓整合，简而言之就是整理、合并零散的要素，使之形成合目的的整体。通过把不同的事物或物质，通过某种方式使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实现信息系统的资源共享和协调工作，最终形成有价值有效率的一个整体。而所谓政治整合，就是通过国家政权、国家机器以及制度性权威对政治资源进行有机渗透，使之实现协调发展，推进政治效率和政治文明的提升。

政治整合的内容丰富，如权力整合、领土整合、利益群体整合、文化整合、民族认同整合等等，但归根结底，政治整合的主体主要是国家，政治整合的实质是利益的调整。

政治整合的主体主要是国家，除此以外，政府、政党、政治精英、阶级、民族亦可作为政治整合的主体。国家之所以担当政治整合的主角，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进行统治的机器”^[27]。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国家的起源问题的精辟论证，也说明了国家作为政治整合的主体的“合法性地位”。恩格斯指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为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上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28]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公共权力的设立，维护统治、管理社会，从而实现政治整合的功能。国家具有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二者互相渗透、互相制约，政治职能以社会职能为基础，社会职能以政治职能为保证。任何统治阶级为实现自己的政治职能，就要执行一定的社会职能，否则统治就会动摇，同时社会职能的实现依赖于政治统治的建立和稳定。

政治整合的实质是利益的调整。马克思指出：“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29]马克思所言的“利益”指的是“物质利益”，“利益关系”指的是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即经济关系。因此，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30]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切政治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经济利益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是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产生的，并反过来保护它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也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31]在现代社会，利益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利益调整也成为社会稳定和谐的最根本的基础，如何调整利益分配机制，协调各种利益群体，调配各种政治资源，成为政治整合的主要任务。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根本特征是“和谐”，关键却在于“利益”格局的合理化调整。

（三）政治参与和民主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以一定方式加入并影响政治过程的政治行为，是公民对政治过程的介入，也是公民利益表达的有效方式。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能力、具体实践状况反映了政治民主的水平状况。政治参与是近代的政治概念，政治参与具有较明显的目的性，即它是公民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对与其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施加影响的活动，其目的是使自身的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得到最大的满足。

马克思的现代国家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如何打破封建君主专制。马克思认为：君主专制的“真正的积极的功能”，就是鼓励“资产阶级上升，并且还曾经把工商业看做使国家富强、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32]。封建专制制度的力量在面对资产阶级力量时，采取的是一种“制度性妥协”，旨在维护封建专制的继续存在，这种制度性妥协保证“各种与专制政体相关的力量在民主条件下找到一种有意义的存在”^[33]。但是，封建专制的一切（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专制集权、人性戕害等等）并不符合社会历史进步的要求，必然要被以拥有“平等、自由、博爱、进步”思想并逐渐强大的资产阶级所摧毁。

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发展的进步性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甚至赞扬，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批判却是一以贯之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暂时性”状态，对人和人类的发展仍然存在许多需要打破的束缚。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相反，一旦资产阶级占领了地盘，一方面自己掌握国家，一方面又同以前掌握国家的人妥协；一旦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阶层看作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一旦资产阶级自己不再作为生产劳动的代表来同这些人对立，而真正的生产工人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样说它是靠别人劳动生活的；一旦资产阶级有了足够的教养，不是一心一意从事生产，而是也想从事‘有教养的’消费；一旦连精神劳动本身也愈来愈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一旦发生了这些情况，事情就反过来了。”^[34]

马克思甚至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5]“资产者对待自己制度的规章就像犹太人对待律法一样：他们在每一个别场合只要有可能就违反这些规章，但他们却要所有其他的人遵守它们。”^[36]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虚假性就暴露无遗了。马克思正是正确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有力地运用并确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预言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新合作制度即“共和的、带来繁荣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所代替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马克思的现代国家理论强调打破封建君主专制，致力于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巴黎公社”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史上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历史例证，是现代性政治民主的有益尝试。1871年5月，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法兰西内战》中指出：“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站在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37]

在马克思关于政治体制和政治过程的理论研究中，政治民主是以政治参与的形式变化为重要特征的，政治参与的主体形式、层次、范围的发展，勾画了政治民主的发展线索。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38]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这是民主概念最本质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也就是政治民主。与专制政治相比，政治民主意味着“人民的权力”和“多数人的统治”。马克思政治生态理论不仅为政治生态的制度、机制作出了论述，更重要的是为政治生态的主体活动及其实践方式作出了阐述。现代社会中，如何积极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扩大政治民主，是现代政治生活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主题。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区分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乃是人民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合参与政治并受到政治的影响”，“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方面就是要使全社会性的社团得以参政，并且不需形成诸如政党一类的政治机构来组织这种参政，以便使人民参政能超越村落和城镇范围”。^[39]

当前，中国在向市场经济推进的过程中，公民的政治参与有了实质性的推进。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扩大公民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范围，实现公民对自身利益相关事务的决策和管理的积极参与，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六大提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在建构社会主义政治生态过程中，激发公民政治参与积极性，扩大政治民主，是一项关乎宏旨的重要任务。

加强公民政治参与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人民民主选举。选举是现代国家中最普遍的一种公民政治参与形式，民意的表达通过选举得以体现；选举也是社会成员或各利益集团政治角逐与利益协调的过程，利益的表达通过选举得到实现。因此，选举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民政治参与和民主的重要实现机制。

但是，我们对政治参与、政治民主长期性和发展性要有充分的认识和积极的信心。因为，现实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由于20世纪的重大挫折，没有取得积极的进展，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深刻危机没有得到相形之下的显现，否则自由民主制度危机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如西方学者利奥·斯特劳斯所指出的：“自由民主制的有力支持来自一种决不能被称为现代的思之方式：我们西方传统之前现代思想。”^[40]

（四）交往实践观与政治交往生态

1.交往及其形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人对自然的依赖问题上提到“人与自然交往”，把人与自然的交往视为人生存的基本条件。

1845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交往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提出了“交往”、“交往形式”、“交往关系”、“普遍交往”等范畴，系统地提出了交往实践的思想。马克思还论述了交往与生产、分工的相互关系，以及交往在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并先后使用了“个人之间的交往”、“和他人交往”、“普遍交往”、“世界交往”等术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频繁使用了交往范畴。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类交往的三大历史形态。马克思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作了三个形态的划分，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41]。在这三种社会经济形态中，物质产品交换也具有不同方式、内容、手段和结果，呈现出不同的社会交往关系，与此相对应，社会交往形式可以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的交往、物的依赖关系的交往和自由交往三个形态。

第一种交往形式即以人的依赖关系或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交往，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其特点主要是：“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规定性”。一方面，人与自然界的狭隘关系约束着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另一方面，个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尚处于稚嫩状态。因此在这一交往形态中，维系交往关系的纽带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封建等级制。

第二种交往形式是依赖于物质的交往。人要生存，必须要有物质需求的满足，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成为了人们生存和生活的基础。所以这时劳动和生产在这一阶段成为人们社会交往发展的助推器。这种交往形式对应的是资本主义阶段，其重要特征是，人不是依赖于他人而存在，但人却拜倒在物的脚下，成为了物的奴隶，这时人与人的关系被“物化”和“异化”了，人的交往关系受制于物的关系。但是，就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而言，这种交往形式在一定意义上也推动了人类交往。

第三种交往形式是自觉联合起来的个人之间的自由交往，这是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理想的交往形式，其重要特征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它以物质和精神条件的高度发展为前提。此时，人的交往实践活动能够表现出人类活动的完整性，表现出人全面发展的丰富性，真正成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自主活动，而交往的主体也成了自由全面发展的主体。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交往范畴的内涵非常广泛，涉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活动过程，这种活动本质上讲是一种社会交往实践活动。

2.交往实践观及其发展

《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主要对交往实践观作了详细论述。

首先，交往实践是主体的客观物质性交往活动。马克思强调，人是现实的个人，个人是社会的起点，个人在社会生产和经济交往中获得自己的个性。因此，交往实践首先是一种客观物质活动，即社会生产行为。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将交往仅仅理解为一种与生产相分离、与物质实践无关的情感性关联，而是强调交往实践的客观物质性和交往活动的历史本性，认为人们应当在理解周围世界时诉诸感性的交往实践。由此可见，马克思交往实践观是区别于从客体的和直观形式来理解事物、感性、现实的旧唯物主义，也区别于仅从精神、抽象能动性来理解实践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其次，交往是一个动态的系统过程。一方面，从交往的内容而言，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精神、人员等等交往，包括从物质交往到精神交往、语言交往及其他形式在内。物质交往是基础，因此精神交往和语言交往，一开始就从属于作为“物质交往”的交往实践。另一方面，从交往的范围而言，交往最初以自然交往为基础，最后发展成为后天社会化的交往活动，交往的地域性也由家庭、氏族的范围逐渐发展为今天的世界性交往，一切个人、民族、国家等都处在社会相互间的交往中。

再次，交往促使世界普遍联系，促成了世界的一体化，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民族和世界历史。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的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2]随着人自身发展的进步，社会交往已经跨越到全球性交往。“历史”也转变为“世界历史”。全球性的交往将进一步促进人们的全面发展。全球性的经济交往将使生产力发展世界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最后，交往实践是将社会关系与现实人统一的基础，是打开历史和人双重本质的钥匙。马克思认为，旧哲学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或是对单个人“类本质”的抽象直观，而新哲学的立足点是“现实的个人”及其组合而成的社会化的人类。社会是由交往整合而成的人类共同体，不是对个人抽象的直观。社会化的人类是由交往关系整合而成的主体形态。阶级、民族和集团都不是由该共同体中孤立分子抽象属性的简单相加，而是处于交往关系中整合成的共同体。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3]唯有在交往的社会关系中理解人，才能正确地理解历史。

3.政治交往与政治交往生态

马克思的交往形态理论表明了作为历史发展深刻内容的生产力及其劳动交往方式是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具有客观必然性。交往形态的变更、社会所有制形态的变更、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具有统一性，只有将三者结合理解，才能全面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揭示马克思蕴含在交往实践观中的政治交往思想，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政治交往思想的现实意义。

首先，政治交往建立在“类存在物”的社会交往关系之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44]马克思正是在对“类存在物”的把握上，阐释了人的政治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说：“人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45]由此可见，“类存在物”的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概念有相通之处，作为政治交往主体的人，具有“类存在物”的本质。

其次，政治交往突破地域性，使政治交往生态逐渐具有世界性特征。马克思从世界普遍交往观出发论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指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46]近代资本主义借助于工业文明、商品与武力等征服世界，促使世界普遍联系，使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47]经济交往的世界性带来了文化等各种交往的世界性发展，必然造成各种矛盾问题的出现，并集中地反映在政治交往当中，以政治交往的矛盾及其解决为主要表现形式。历史实践证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兴起以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迅速扩展；到20世纪初，由于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大大发展起来，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列宁在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指出：“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48]“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经愈来愈国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这三方面的生活完全国际化。”^[49]政治交往突破地域性，使政治交往生态愈来愈朝着国际性方向发展。

再次，政治交往的世界性蕴含着政治交往生态的价值理想。其一，政治交往的世界性是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和推动的，政治交往生态的形成和构建需要生产力的世界性进步。1846年马克思在给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力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50]生产力和经济的进步，必将推动政治以及其他意识形态诸形式的进步，推动人类社会朝更美好的方向发展。其二，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同时又是历史主体不断发展与解放的过程。历史主体的发展与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的。世界历史为无产阶级解放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场域。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共产主义事业也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才能成为人类共同的事业。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中倡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最后，政治交往的发展为世界性政治交往生态的构建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普遍的全球性交往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宽阔的平台，为世界性政治交往的生态建构指明了发展的旨归。随着全球性交往不断深入，人的全面发展也必将更加丰富和完善。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和谐人类也将成为一种可能。总之，交往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有机统一的。随着交往的日益普遍化，人的全面发展也在一步步地变为现实。另一方面，普遍的全球性交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联系进一步加强，促进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国际化，为世界性政治交往生态的构建提供了具体道路。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人与人之间经济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得全球性的政治交往也丰富化，如何实现政治民主，为人的自由、民主、平等提供政治保障，越来越成为现实的需要。只有在全球性政治交往生态的建构中，国际政治才能良性协调地发展，人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实现才能更有保障。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正是通过国家与市民社会、国家政治整合、政治参与和民主、交往实践观与政治交往生态的阐释，建构了现代性独特的政治生态观，为当代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