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城市化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

第一节　邓小平城市化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

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市化理论，以及毛泽东的城市化理论。它的创立和形成是特殊历史背景的产物，本节将分析邓小平城市化理论形成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

一、邓小平城市化理论形成的国际环境

1．现代化成为世界国家发展的主要特征

人类从非洲走来，在亚洲发明农业文明，在欧洲创造工业文明，在北美洲孕育知识文明，人类文明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异常复杂，对社会发展的研究很早就有，早期人们用宗教神学或循环论来解释社会的发展，公元前3世纪柏拉图就提出了《理想国》的设想。

世界现代化进程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但一般认为，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起点。文艺复兴时期，封建和宗教专制的桎梏逐步被打破，世俗主义、个人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思想在欧洲传播，一个非教会的、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在欧洲出现，同时，商业革命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随后的科学革命，给欧洲带来了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方法，为现代化进程准备了知识和人才。“现代化”一词通常就是思想家们用以概括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进程的研究术语。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们开始用理性的目光分析历史，收集、整理和传播哲学和科学知识，如法国的《百科全书》和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等。他们的许多思想成为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内容，如宽容、正义、理性、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等。“现代化”一词就产生于这个时期（1748～1770）。

200年前发生的工业革命创造了现代生产力的形式，人类开始向工业社会过渡，社会变迁的形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换，马克思认为表现这一时期特征的伟大事实是“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他认为“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是保守的”。马克思所言及的这一生产力的重大突破对人类发展进程的推动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来了，经济增长率的极大提高则是这次社会变革中最突出和核心的标志。从公元1000～1750年，西欧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远低于0.1％，而在18世纪期间，西方世界的国民收入年增长率提高到了1％～1.5％，工业革命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年增长率约为3％，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的经济年增长率已高达5％以上了，人类社会进入了经济文明时代。同时，经济水平的飞速增长也带来了政治、社会、伦理等各方面的全面变革，经过漫长时期酝酿的各种社会思想随着生产力的变革破茧而出，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如表3-1所示。

表3-1　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思想渊源

资料来源：何传启. 东方复兴：现代化的三条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马克思称人类史上的这次巨变仅有人类从原始部落向封建社会的进化堪与之媲美。要给这样的变化一个定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代化”一词具有非常丰富而且复杂的含义。“现代化既是一个历史过程（达到先进水平的过程），又是一种最新特点（最先进水平）”。也如罗荣渠教授所言：“‘现代化’这个词是用来概括近期人类发展进程中社会急剧转变的总的动态的新名词。”。“‘现代’（modern）一词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时程’；一层作为价值尺度，它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与特征。”由于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很难一言以蔽之，迄今为止有关它的定义仍没有统一定论。新兴国家的政治家们多着眼于增强国力，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和发展来考虑现代化；经济学家则从工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观点来看现代化；社会学家偏爱从社会机体的分化与功能方面来谈现代化；而历史学家则把现代化视为一个统一的世界发展过程。

罗兹曼（Gilbert Rozman）等人从技术角度给“现代化”一词赋予了最宽泛的标准：“为满足那些喜好现代化简略所需，我们用非生命动力资源与生命动力资源之比率来界定现代的程度。当上述比率达到这样的状态，即在不发生深远社会变革的情况下，生命力（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指的乃是人力）资源的增长已经无法补偿非动力资源的哪怕是相当少量的减弱，此种社会或国家便可以被认为是现代化了，而且这种比率越高，现代化程度也越高。‘高度现代化’的特征就是拥有极为丰富的消费品的大众市场。”这是一个获得了最广泛认可的定义。然而，还有一些更直接显著的特征被普遍认为与现代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是国际依赖的增进、非农业生产特别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应增长，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到低的运动，持续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更加平均，组织和技能更加专业化和传授推广，官僚主义化，大众参与政治（不论民主与否），以及各阶层教育的普及等等。

“现代化”一词所代表的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这一次史无前例的变革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且席卷了整个世界。20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归纳了现代化过程的九个特征：

① 现代化是革命的过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只能与人类起源的变化和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变化相比拟。

② 现代化是复杂的过程。它实际上包含着人类思想和行为一切领域的变化。

③ 现代化是系统的过程。一个因素的变化将联系并影响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变化。

④ 现代化是全球的过程。现代化起源于15世纪和16世纪的欧洲，但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现象。

⑤ 现代化是长期的过程。现代化所涉及的整个变化，需要时间才能解决。

⑥ 现代化是有阶段的过程。一切社会进行现代化的过程，有可能区别出不同水平或阶段。

⑦ 现代化是趋同的过程。传统社会以很多不同的类型而存在，现代社会却基本是相似的。

⑧ 现代化是不可逆的过程。虽然在现代化中某些方面可能出现暂时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在整体上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趋向。

⑨ 现代化是进步的过程。在转变时期，现代化的代价和痛苦是巨大的；从长远看，现代化增加了人类在文化和物质方面的幸福。

上述概括比较充分地表明了无论你会对世界现代化的价值做出怎样的评价，你都无法否认它带来的全球范围的、颠覆性的、不可逆转的革新意义。在欧美发达国家，现代化持续了约200年（18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时间，1998年世界约有60多个国家已经完成或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还有60多个国家没有完成现代化进程。其中，有些国家正处于现代化进程当中，有些国家和民族处于传统农业社会，有少量民族甚至仍生活在原始社会形态。中国就是一个至今还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典型国家之一，1840年鸦片战争迫使落后的中国被动地加入了现代化转型的国家队列，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打开了崭新的局面，邓小平城市化理论就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诞生和形成的。

2．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的基本特征

在科技革命和信息经济的推动下，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的全球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从商品交换发展到资本交流，从劳动力流动发展到技术互通，从外部经济联系发展到内部经济融合，从跨国公司自发性的对外扩张发展到政府间制度性的目标经济合作。所有这一切表明，经济全球化已成为无法阻挡的时代潮流，并呈现出如下特征：

（1）科技革命、信息经济的发展，使世界成为“地球村”，伴随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与技术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世界经济的一切发展、变化都直接、间接地受到科技革命的深刻影响，特别是信息技术和运输方式的发展，使人类获取、传播信息和商业往来的效率大大提高，引发了生产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将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推向信息社会。

因特网的全球扩延缩短了时空距离，偌大的地球变成了瞬间可及的“地球村”。由于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边界和时空的局限性，人类沟通起来更加方便——从总统竞选上网宣传政绩，到重大事件在网上的及时传输；从众多厂商在网上开店进行在线服务，到足不出户与远在异国他乡的朋友讨论伊拉克战争、巴以问题，甚至大学生网上注册、交作业等等，互联网已经把“天涯若比邻”变为现实。

信息技术革命引起了信息产业群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经济的增长方式。现代生产消耗的物质比率越来越少，所包含的知识越来越多。信息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产品生命周期，知识经济加强了制造业和服务之间的联系，信息化使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倾斜，进而深化了社会分工。信息革命使通信费用大幅下降，为巨额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全球性扩张提供了便利，使跨国公司内部各子公司之间的沟通更加方便和紧密。另一方面，市场的时空距离在很大程度上被先进的通信技术所克服，加快了国际经济规则全球化的步伐。由于信息技术突破了速度和重量概念，经济活动的流动性加强，生产转移、商品和服务贸易、资本和技术流动更为容易，进一步促进了各国之间商品价格的趋同。

（2）国际贸易超过生产增长速度，金融全球化显现。作为世界各国间商品、技术和服务的交换过程及世界资源在各国间进行重新配置的重要渠道，国际贸易是发展世界各国经济关系的基础，是各国之间实现经济交往、经济分工和经济合作的基本手段，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特别是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的规模和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突出表现：第一，国际商品贸易发展超过了同期生产增长速度。1948～1997年，世界货物贸易增长了14 倍，而同期世界生产量只增长了5.2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1980～1991年，世界出口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4.1％，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均增长率为3.0％。1990～1995年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达10％左右。第二，对外贸易已经成为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和运行的重要因素。第三，国际贸易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供给初级产品——发达国家供给工业制成品”的国际交换格局已经被打破，中国、韩国、印度等国的工业制成品占出口贸易的一半左右，而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国家却成为农牧产品出口大国。第四，电子商务及网络采购在国际贸易中成为主要方式。第五，非实物的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日益增大。所有这一切表明，国际贸易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渠道，成为建立平等互利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国际贸易自由化成为历史必然。在国际贸易大发展的同时，金融全球化的势头更加迅猛。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动脉，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新时代最突出的领域，其重要表现：①国际金融的流量巨大。据统计，现在国际金融市场一天的流量是6万亿美元，每天仅外汇市场的平均交易额达2万亿美元，大大超出了国际贸易额。②自20世纪60年代形成“欧洲美元市场”以来，离岸金融中心到20世纪90年代已达40多个，经营的货币也从欧洲美元、欧洲马克、欧洲英镑、欧洲瑞士法郎等发展到可以自由兑换20种货币。③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以改变原有的对金融体制实施的限制，让市场力量发挥更大作用为目标的金融自由化浪潮。这一浪潮在发展中国家表现为以金融深化为标志的金融体制改革，在发达国家则表现为相继开始放松金融管制。如英国于1979年，日本于1980年，德国于1981年，法国与瑞典于1989年先后取消了资本管制，美国、加拿大及瑞士的资本账户在此前一直开放。金融自由化不仅使各国的利率能够更为灵敏地反映资金供求的变化，而且使各国的金融机构能够更为自由地从事各种金融交易活动，特别是能够更为自由地跨越国界进行金融交易，为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

（3）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大发展。生产国际化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突出特点，集中体现了市场经济体系和资本循环突破国界不断扩展的趋势。作为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流动的载体，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的数量和规模持续扩大，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也不断表现出新的特征。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反映出世界经济的微观基础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并对世界经济的运行与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是生产国际化的主要实现形式，也是经济全球化的纽带。国际直接投资自19世纪下半叶出现以来不断增大，但是其规模、结构、流向等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主要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

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主体，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数量大幅度增加。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球范围跨国公司母公司数为3.7万家，所属国外分支机构为24万家。到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母公司总数已达到6万多家，拥有80多万家国外分支机构。另外，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化生产与销售规模空前扩大。1992年跨国公司在国外的销售额约为5.5万亿美元，而到1998年已超过11万亿美元，大大超过同期全世界商品和劳务出口总额。1999年，跨国公司海外附属企业的货物和服务的销售额为135 640亿美元，超过同年世界货物和非要素服务出口规模（68 920亿美元）。

（4）区域一体化组织大发展，加速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现象，通常是指一些地缘邻近的国家或地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了谋求本地区的共同利益联合起来，在彼此自愿地约束自己的部分经济主权甚至相互对等地分享或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条件下，通过签订协议、规章组建国际调节组织和实体，使部分或全部生产要素在成员国间自由流动，使资源在成员国内得以优化配置，实现产业互补和共同经济繁荣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首先出现于西欧，即1958年1月1日建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其后拉丁美洲、非洲、北美、亚洲和大洋洲相继出现了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模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截至2000年5月1日，在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登记的区域性协定达120个，其中70％是1990年以后登记的。

从表面上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有悖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损害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但从本质上讲，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走向经济一体化的过渡步骤和形式，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5）国际组织大发展，国际经济规则不断扩展和完善。一般而言，主权国家的出现和对跨国界交往的制度化需求是现代意义上国际组织出现的基本前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组织主要是19世纪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发展的产物，它最初出现于经济领域，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性国际组织的出现始于20世纪之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组织迅速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国际组织的发展更加引人注目。1956年，国际组织的总数增加到1117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增加到132个。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组织进一步增至28 200个（1991年），政府间国际组织则增至3569个，全球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已使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成为其成员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是“有组织的”。

随着国际组织不断发展，作用日益增强，人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国际组织的存在，国际社会将如何维持和运转，如何保持基本的稳定和秩序。因为人类社会要建立一个和平、正义、和谐的国际秩序，单纯依靠传统的双边和多边外交，甚至大国的霸权已经不能奏效，各国必须用超越国界的眼光、在全球的范围内进行合作和协调。按美国学者本尼特的说法，“只要没有一种既不同于主权国家、又拥有权力或手段，作出或实施能够影响大多数国家决定的机构，那么世界上许多问题都不能得到有效处理”。只有国际组织的参与和主持，当今世界的全球性、区域性乃至双边和多边重大问题才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和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全球范围的经济规则或制度的创新与建设有了长足进展，全球范围的制度创新与变革为贸易自由化和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制度框架。20世纪末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速，尽管制度供给无法满足制度需求，但经济全球化正在伴随国际组织和世界规则体系的创新而加深。当然国际组织和世界规则体系也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而发展并逐步健全，这是显而易见的。

（6）市场经济成为涵盖整个世界的经济体制。冷战结束后，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构成了全球范围制度变革的主要内容，使制度对抗得到缓和，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涵盖世界的共同体制，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由于各种类型国家都普遍地对各自的经济体制进行程度不同的创新、改革乃至重新选择，各种不同制度国家都在进行着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放松政府的经济干预、加强对外开放等措施，这些标志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

从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上半叶是社会主义体系新生、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大危机的时期；20世纪下半叶则是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大调整而使资本主义更加趋于成熟、社会主义体系发生分化和改革的时期。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当代世界经济大调整，总体上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调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调整、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调整和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作为资源配置最具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愈来愈被各种制度国家所接受和采纳。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在全球范围掀起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浪潮中都把培育、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当成改革的主要目标，市场经济成为各国与世界经济对接的唯一通道。具体表现有如下的方面：

①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调整和创新。传统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初始时期所选择的宏观经济体制，它的运行主要是靠市场本身的价格机制自发地调节资源在各个部门和地区之间的流动和配置。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经济规模的扩大，这种调节机制日益加剧了经济利益分配的两极分化和经济周期的波动，终于在20世纪30年代导致了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西方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理论史，总体上讲是围绕着如何促使资本主义由“古典市场经济模式”向“新型市场经济模式”转型的线索演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传统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和创新，其核心内容是国家宏观调控范围的扩大和调控手段的完善，将市场调节同国家的宏观调控紧密结合起来，将国内经济调控同国际经济协调紧密结合起来。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也存在体制转型问题。

②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以市场为取向的体制转轨，最终消除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最后障碍。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本上承袭了战前苏联所实行的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由于排斥和限制了市场机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其弊端日益显露出来。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对这种僵化的经济体制进行过各种改革，但始终没有跳出政企不分、计划体制和权力集中的圈子，终因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激化了各种政治经济危机，导致在20世纪末原有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全面解体，经济走上了私有化、市场化的道路。

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社会主义自身经济发展的历史教训，尤其是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生产国际化的不断深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深刻地警醒着社会主义国家，要取得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首先应有一套更有效率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进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建立市场化取向的对外开放战略，才能发展国民经济，进而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加快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经过多年的改革和探索之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采取了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稳步渐进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并积极推进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进步，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具有活力的国家之一。

③ 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改革。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独立之初经济十分落后，市场化程度很低，市场无法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尽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标榜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普遍建立起来的是以政府干预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国家统制经济模式。由于对经济活动的过分干预，导致“政府干预失灵”，经济长期陷于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境地。20世纪70年代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纷纷放弃国家统制经济模式，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基础上，对内放松对经济活动的严格控制，注意培育和健全市场机制，对外改变对国内市场过度保护的政策，逐步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融入经济全球化，推进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目前，一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已完善了市场经济体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在加速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从三条不同的路径走向同一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由此才造成了当今世界范围的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全球范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3．城市成为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聚集地

城市是由“城”和“市”两个概念构成的组合词，从字面解释，“城”指的是城堡，具有防御意义的统治中心；“市”指的是市场，具有商业意义的交换和贸易中心。这反映了古代城市的基本职能和特征。从起源上看，城市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从一开始，大都建立在交通便利、气候适宜、人口集中、物产丰富、防御性较强的地方，成为当时的经济、政治、军事、宗教的中心。

列宁指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这揭示了城市的本质特征。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城市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聚集地。

城市首先具备了承载的功能，城市承担着为人类在城市中开展各种活动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环境条件的功能。城市是一个巨大的载体，由自然物质承载（如土地、水源等）和人工承载体（如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构成，是人类活动的依托之地。其次，经济的发展是城市产生、发展的动力，城市又起着组织经济和发展经济的中心作用。现代城市的发展，使城市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的各类经济活动最集中，经济交往最密切，经济生活最活跃，经济信息最灵敏，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地方。第三，城市还是中央或地方政权机关、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所在地，也是一定地域的政治决策中心，每时每刻都向所辖区域内发布各种各样的指令，起着特定的政治中枢作用。第四，城市还集中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绝大部分的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卫生、体育、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及其设施，是开发智力、传播知识、培养人才、丰富生活的重要基地，对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繁荣起着主导作用。最后，城市也是各类机构、组织进行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场所，是社会保障事业以及对环境保护、社会治安实施管理最集中的场所，对该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与发展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自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两极格局的冷战结束以来，短短几年时间内，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已发生明显变化，两大社会阵营间的对垒局面几近烟消云散，代之而起的是以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出现。

正因为如此，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结构也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城市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宰，而且，随着信息社会化的形成和跨国公司的介入，城市在新的劳动地域分工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些城市由于其所处的枢纽地位和新的信息节点，将发展成为国际性或全球性城市，协调和控制未来的全球经济活动；而另一些城市则会通过与这些城市的相互作用，发挥自身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种城市间的相互作用，有可能导致全球城市网络等级的出现，从而给世界城市体系带来崭新的格局。

自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工业化扩散以来，世界城市规模的发展出现了迅速增长的新局面，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城市规模的增长更加显著。其结果，世界首位城市聚集区的分布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的研究，1950年，全球8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只有两个，即纽约和伦敦，均分布于发达国家。1970年，出现了8个新的特大城市，其中3个（东京、洛杉矶和巴黎）位于发达国家，5个位于发展中国家。在这5个特大城市中，3个位于拉丁美洲，即墨西哥城、圣保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2个位于中国，即北京和上海。1990年，世界特大城市数增长至20个，其中有6个分布于发达国家，14个分布于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00年，世界特大城市数还会进一步增加到26个，其中6个将分布于发达国家，20个分布于发展中国家。

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重构不仅形成了全球新的经济空间结构，而且形成了新的空间权力结构，使全球经济实体多层次化，出现了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联盟等全球经济实体或跨国经济组织。这些经济实体的所在地（即城市区域）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其社会特征的建设中，正在进一步替代了国家的作用，使国家权力空心化。因此随着信息社会的确立和全球城市化的普遍到来，城市间的经济网络将会最终主宰全球经济命脉，使若干世界性的节点城市成为在空间权力上超越国家的实体，形成全球城市体系的格局。城市左右和逐渐主宰该国或该地区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的趋势已见端倪。

二、邓小平城市化理论形成的国内条件

1．中国城市主动融入世界发展潮流

中国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曾处于顶尖地位，并延续了相当长时期，后来的工业革命才使西欧、北美的城市崛起，取代了中国的地位。但作为世界城市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城市经济一直与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至1936年前后，中国若干通商口岸的发展仍然保持着相当大的活力，如上海、天津、广州等。1949年以后，由于中国经济被排斥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中国的城市体系也处于相对隔离状态，城市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开始日益重要。198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381亿美元，1990年增长到1154亿美元，1997年更增长到2000多亿美元；“八五”时期，累计进出口总额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跃居世界大贸易国之列。中国利用外资的数额也呈飞跃增长势头。“八五”期间，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6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利用外资的大国之一。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在1980～1990年为9％，1990～1995年总量达到57 600多亿元，提前5年实现了年翻两番的既定奋斗目标。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已大大加强，对外开放格局已基本形成，东部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已步入“起飞”阶段。

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也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随着发达国家率先进入信息社会，世界正在经历着继20世纪60代以来的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改变着全球的劳动地域分工格局。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起飞以后，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亚洲四小龙”在70年代也相继发展起来。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亚洲五虎”又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强劲势头，加上美国西海岸、澳洲及加拿大太平洋沿岸地区经济的相对快速发展，人们已经观察到世界经济的主轴正在从北大西洋转移到亚太地区。与此相对应，欧洲（除德国、荷兰、比利时及北欧以外）、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经济发展均表现出相对停滞的态势。

在迈向信息时代的进程中，中国还将面临新的发展契机和优势，一是中国拥有非常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且价格低廉，可以大量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扩散；二是中国拥有巨大的潜在商品市场，对外国资本和企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三是中国拥有许多特大城市，具备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的潜力和能力。因此，在不发生重大灾变和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中国在21世纪肯定能发展成为全球的经济大国，在全球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相适应，中国也将出现更多的国际性城市，占据全球经济空间网络中更多的节点。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面临着如何将其城市体系与世界城市体系顺利接轨的重要抉择。而中国经济能否与世界经济顺利对接，并在接轨过程中积极调整自己的城市体系，将主要取决于中国能否把握时机，最大限度地发挥和确立自身的竞争优势。

城市作为现代经济的主要载体，对一国确立未来的国际竞争优势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应始终将城市发展放在最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来加以考虑，并逐步将城市作为立足全球经济竞争的桥头堡。

据全球10大主要贸易国近5年来情况的比较研究，认为一国的国际竞争优势将主要取决于4个方面，即生产要素条件、市场需求条件、工业支撑条件和公司发展条件。生产要素条件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知识资源和基础设施5个方面，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其中前3个资源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有限性，后两个资源具有无限性和易变性，是构成生产要素条件中的高级要素。市场需求条件显示了一国市场对产品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的检验与监督程度，能够用来确保公司不断改进技术和提高产品质量。工业支撑条件显示了一国的工业整体实力，可以用来反映该国的未来工业发展潜力。公司发展条件显示了一国对发展何种公司的优先选择和倾斜政策，是确保产业更替的有力杠杆。

随着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和21世纪环太平洋时代的来临，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强度将显著增大。根据联合国等机构预测，中国未来经济若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发展，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位居世界第一。因此加快中国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力度，提高中国城市发展的竞争力，尽快实现与世界城市体系的顺利接轨已成为政府制定战略决策的当务之急。

2．中国城市化水平远落后于世界水平

我国是世界上城市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古代我国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一直位居世界先进行列的。但由于社会（如国家社会政治制度变革、人口数量等）、地理（如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国土面积、地理位置等）、经济（如经济开发水平、工业化进程、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到近代以后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状态。

总结新中国城镇化进程具有如下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城镇人口增长较多，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加不快，城市化发展速度比较缓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进入了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巨大发展，城市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我国城镇总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人增加到1985年的38 244万人。城镇人口相当于美国、墨西哥、澳大利亚三个国家1984年的人口总和。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902.2万人，其数量久居世界首位；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也由10.6％上升到36.6％，增加了2.5倍。据1986年资料统计我国仅城市的总人口（不包括市辖县）已达23 324万，37年净增17 559万人（大约相当于日本、英国1984年的人口总和），城市总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22.13％，其构成农业人口12 264万，占城市总人口的52.58％。尽管如此，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加不快，城镇化发展速度缓慢，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我国1950～1960年间城镇化速度较快，均高于世界平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水平；1960～1970年间城镇化发展负增长，远远落后于世界各国及地区城镇化的发展速度；1970～1980间，尽管我国城镇化速度低于发达国家，但快于世界平均速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速度。但总的说来，城镇化水平仍十分低下。

第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长速度很不稳定，既有激增，又有骤减，波动十分明显，并与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36年来，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波动变化很大。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大致经历了如下转折：（1）两个增长时期，即1949～1958年和1978～1983年，这两个时期社会经济稳定，国民经济都处于恢复发展阶段，特别是1978年后知青和下放干部、职工回城，导致了城镇人口的机械增长很快，城市与镇的人口比重增加5.6％；（2）两个激增时机即1958～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和1983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前一次激增是盲目冒进，后一次激增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结果，城镇人口比重年增长率均达到了1.43％和6.55％；（3）一次骤减时期，即1961～1965年的三年困难及经济调整时期，既调整撤销了部分市镇建制，又动员下放了一批城镇人口回农村，导致了城镇人口比重骤减；（4）停滞时期，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使城镇人口转为农村人口达2000多万，城镇人口每年增长速度只到2％，接近于我国这一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年自然增长率为2.2％），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处于停滞状态。

第三，城镇人口增长以机械增长为主，尤其近两年机械增长明显，变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过程加剧。据《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资料统计，1949～1985年36年间，我国城镇人口以自然增长为主（即自然增长率大于机械增长率）的年份为1954～1955年、1961～1963年、1965～1972年和1974年共14年，仅占总年份的39％，而61％的年份，城镇人口增长以机械增长为主。从自然增长率与机械增长率强度看，机械增长率远远大于自然增长率，据统计36年中城市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17.88‰，而机械增长率则达38.00‰，大约是自然增长率的两倍。再从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的城市人口绝对数量看，36年中自然增长的城镇人口仅为7765.4万人，而机械增长则为24713.6万人，是自然增长城镇人口的3.18倍。尤其近两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落实和城镇法制标准的变化，机械增长率达150‰～350‰，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50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仅城镇人口的机械增长即达24 713.6万人，相当于美国、苏联两国1984年人口总和的一半，即相当于一个大国的人口。从这个意义说，尽管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才达到36.6％，不及美国的92.7％，苏联的68％。

3．沉重的“三农”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中国的问题依然是农民问题，我国农村出现了农业增产不增收，农民收入增长过度缓慢的问题，改革初期曾一度缩小的城乡收入差距再度呈扩大的趋势。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注这个问题，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我国现阶段农村工作的基本目标。事实表明，能否实现这个目标，事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的大局。尽管政府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但成效不很明显。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农村劳动力过多，人均支配的土地资源太少，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无疑是最根本原因。农民投入土地的劳动力和资金受到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收益效应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一些先进的农业技术的推广，一方面使农业迅速增产，另一方面又往往使供给很快过剩，价格下跌，造成农户增产不增收，这虽与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产品结构不合理、进入市场难息息相关。但在农业已从供给约束型产业转变为需求约束型产业的背景下，农民很难依靠经营小块土地增加收入，脱贫致富。中国农村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在现阶段的乡镇企业又不能有效吸收大规模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在于向城市转移，变农民为市民。这样一方面使从土地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能够依靠城市非农产业，增加收入，逐步实现脱贫致富。据测算，近年来，全国各地进城农民工带回农村的财富平均每年达2000亿元，农民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已占农民收入的六成以上。另一方面又通过农民市民化大幅度减少农民，把置换出来的土地资源适度集中到农民手中，提高农业劳动力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才能通过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活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获取更多的收入。即使农业增长缓慢，也能迅速提高农民收入。

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农民市民化还直接关系到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效果。早在民主革命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当前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又在于农业现代化。而实施城市化战略，加快农民向城市转移，变农民为市民，又是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乃至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只有把大多数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城镇定居，并在城镇中获得稳定的职业收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经济落后和贫困问题；只有把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商业中来，才能实现农业的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农业才有可能发展成为现代化产业；而只有农村经济的充分发展，农民问题彻底解决后，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也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多数人民住在农村，挤在农业上，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唯有从宏观视野认识农民市民化问题，我们才能努力排除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种种障碍，加快农民市民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