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城市化理论在四川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

第一节　邓小平城市化理论在四川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

四川在城市化实践中已经取得的成功，同邓小平同志远见卓识的城市化理论密不可分。邓小平的城市化理论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四川的城市化进程，而且成功地解决了在四川改革发展中产生的诸多矛盾。

一、直接指导和推动了四川城市和农村的改革

自从31年前的1978年1月，邓小平“在成都点了一把（改革之）火”以后，四川迎难而上谋改革，运用新理念，通过新实践，进行新突破，探索农村和城市改革之路，首创了许多奇迹，为邓小平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82年9月21日在四川省欢迎到访的金日成大会上说：“四川是改革之乡，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省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认真贯彻党中央的各项政策，较早地实现了安定团结，工农业生产取得了可喜成绩。因此，我曾不只一次建议金日成主席来这里看一看。”1987年6月12口，邓小平在向南斯拉夫客人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怎么搞起来时又说：“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准备发动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1978年9月17日，他在沈阳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邓小平到成都“点火”是在1978年1月底至2月初的时候。他听取了四川省委的汇报，对四川的工作做了指示。他尤其强调政策问题，特别是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他支持四川省委制定有关目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规定，指出能解决的问题就就地解决，不要等。为了让四川省委解放思想，他对省委一班人说：“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一下，各地要清理一下，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

邓小平来四川“点火”，使四川带头改革，把四川作为他改革的一个试验田和根据地。他指出：“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带头改革的四川省，起步最早，率先在全国“搞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四川的改革先锋是广汉县（现为广汉市）。广汉地处“天府之国”的腹地，自然条件好，古有“大旱不旱，蜀有广汉”的民谣。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左”的错误指导思想，20多年来实行单一公有制和统一经营，在生产规模上追求“大”，在所有制上追求“公”，在分配办法上搞平均主义，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更使广汉经济雪上加霜，1976年全县人均粮食产量反而比1966 年下降了77斤，劳动日值由0.62元下降为0.43元。被称为“四川包产第一乡”的广汉县金鱼乡，114个生产队中有80％的队，1977年春天靠借粮或“吃救济”度春荒。一些基层干部不得不对“出门一条龙，下田一窝蜂”的公社生产模式产生了疑问。他们苦苦思索，这么好的自然条件，群众那么辛苦，到头来，却“连肚子也填不饱”，这种结果归根结底是不是体制方面的问题？一场农民渴望已久的体制大变革，势不可挡地来到了四川。

1977年12月10日，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四川省委负责人。在听取了关于四川的情况汇报后，邓小平强调要抓政策，要把现有的政策特别是农村政策理一下，因为只有政策才管得长、管得宽。省委迅速组织在全省范围内清理政策（重点是农村政策）。

四川正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金鱼乡改革等情况，制定出充分肯定农民自发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等方法的《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1978年9月12日，推广金鱼公社“包产到组”经验的全省县委书记会议在成都召开。同年10月27日，省委又以省委办公厅《工作简报》（第71期）加按语的形式，将金鱼公社的经验转发全省。到1979年7月，全省57.6％的生产队都实行了这种“定产”（“包产”）的生产责任制。同年11月，在省委《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使生产队逐步富裕起来的意见》中，正式使用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联产责任制”和“发展专业户”的词句。作为省委的正式文件开口子允许包产到户，是全国最早的。不久，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该文件的内容，对全国农村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

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会见匈牙利客人时说：“这一次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然后我们又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改革的同时，四川又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怀下，开始了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突破口的城市体制改革。

1978年9月，省委首先选择了分别属于不同行业、各具代表性的宁江机床厂、成都无缝钢管厂等6家国营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在逐个核定这6家国营企业的利润指标之后，给它们规定当年增产增收的目标，并在年终完成计划后，允许提留少量的利润作为企业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额的奖金。经过3个月的实践，这6家国营企业的利润均得到了较大的增长，收到明显的效果。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最早的城市体制改革，并且取得了成功。接着，省委又于1978年11月，选择了成都市人民商场等3家商业国有企业进行扩权试点。1978年底，省委及时总结了宁江机床厂等6 家国营企业进行扩权试点的经验，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1979年2月，四川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把扩权试点的单位扩展到100个工业企业和40个商业国有企业，制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急需落实的《十四条》改革意见。把企业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把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在利润分成上实行全额分成。这样做，是改革现行“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搞活国有企业的勇敢尝试，对打破“大锅饭”、激励企业积极性有着重要意义，解决了当时许多企业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的问题。与此同时，四川还出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些措施，如对新办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对集体手工业增长的所得额减半征税，对红薯、甘蔗等烤酒代用品适当降低税率，对一些政策性亏损的产品如小生铁实行定额补贴，“五小工业”实行利润分成，小水电利润不上交用于以电养电等。四川140个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等可喜成效迅速传到北京，传遍全国。

1979年7月，在对企业扩权有争议的情况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的康世恩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毅然决定在成都召开带有现场会议性质的全国工业工作会议，推广四川企业扩权的经验。康世恩在成都主持召开这次会议后，很快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以减税、让利、扩权为核心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并取得良好效果。1979年6月25日，四川宁江机床厂第一个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推销产品的广告。此后，四川媒体对产品广告解禁。同年8月29日，省委负责人在成都市国防工业民用产品汇报展销会上提出，军工企业生产民用产品这条路非走不可，军工企业应发挥人力、技术、设备等各方面的优势，走出一条生产民用产品之路。几个月后，军工企业绵阳长虹机器厂引进日本技术、设备，成为国内最早建成彩电进口生产线的企业。1979年9月4日，省委发出文件，强调要重视集体（民营）经济，要与全民所有制一视同仁。学习了省委有关政策后，新津县刘永好等四兄弟，从种植业、养殖业起步、发展，很快奠定了立足四川、面向全国、走向海外求发展的基础。20年后，刘永好资产已上亿，他所带领的希望集团，位居中国500 家最大规模私营企业之首。也在1979年，四川还在广汉、新都、邛崃等县，进行财政包干试点。这些在当时看来“合理而不合法”的政策，对于四川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四川经过调查研究、试点和预测，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改变原来的统收统支办法，实行分级包干财政体制的建议。次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纳了四川的建议，决定在15个省（市）推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

以后，省委报经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四川省重庆市在全国率先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实行计划单列，享受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接着，四川省会成都市也实行市领导县体制。过了一年，成都市也被列为国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不久，四川选择了自贡铸钢厂和嘉陵机器厂等部分国营工业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再以后，四川省嘉陵公司被国家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嘉陵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集团，是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模式而进行的一项改革试验。它在股份制、军民结合、领导体制、分配制度、职工入股及职工民主管理等方面都具有特点，被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称为“嘉陵模式”。

就这样，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怀下，带头改革的四川省，创造了许多奇迹，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为加快四川的城市化奠定了基础。

二、极大地促进了四川的城市化进程

1．在邓小平城市化思想的指导下，四川整体城市化水平得到快速、稳步提高

20世纪初四川还没有建制市，近代工业基本上是空白，因而所有的城镇实际上不过是封建官僚政权加强对乡村控制的权力所在地。直到1949年，四川市镇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只有4.3％，比全国水平低6.3个百分点。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业化的起步和积极推进，四川也拉开了城市化的序幕。1950～1951年设立了成都、南充、泸州、自贡、雅安5个省辖市和内江、宜宾、五通桥3个县级市，从而初步形成了四川城市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市镇人口也开始较快增长，到1957年城市化水平提升到12.4％，比1949年提高了8.1个百分点，标志着四川开始进入了城市化发展时代。1950～1957年的8年间，全国城市化水平提升了4.8个百分点，四川的提升幅度比全国高3.3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城市化水平的差距缩小为3.0个百分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始成为城市化的动力。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 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的实施，到1957年四川的工业增加值达到9.8亿元，比1949年翻了两番，GDP中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已由1949年的69.6，10.9，19.5发展为1957年的65.2，20.6，14.2，第二产业明显吸纳了较多的经济活动人口，推动了城市化的起步。当时的政策导向有力地推动了人口的自然移动。一方面，党和政府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城市社会生产力，扩大城市就业。另一方面，通过贯彻实施国家颁布的市镇建设法规和城乡划分标准，适时新建扩建了部分城市和城镇，增强了城市的吸纳功能。

四川的城市化进程在1958～1978年期间与全国一样出现了停滞。1964年撤销了雅安市和五通桥市，1965年设置了渡口市，1987年更名为攀枝花市，1976年设置了县级绵阳市和达县市，1993年达川市更名为达州市。这一时期由于四川的农村人口快于市镇人口的增长，全省城市化水平只有11.8％，反而比1957年下降了0.6个百分点。1958～1960年间的大跃进促成了四川省市镇人口的盲目增长，1960年四川省城市化水平猛然接近16％，由于经济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使四川不得不采取工程下马，精简职工，下放干部，压缩城镇人口等一系列措施，开始了长达10 年的城市化水平下降的过程，也由此开始了农村作为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蓄水池的不正常时期。1964年四川城市化水平下降为9.7％，1964～1965年虽然国民经济已经明显有所好转，但紧接着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四川城市化水平又进一步下降为1970年的11.2％，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大批知识青年的返城，才逐渐有所回升。这一时期，四川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严重脱节，也导致了城市化水平的停滞和倒退。经过1961～1963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尤其是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进入了四川工业化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阶段，到1978年，四川GDP中三次产业的比重分别达到42.2，35.3，20.5，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有较大的提升，但这一时期四川的城市化进程却与工业化的进程背道而驰，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水平20个百分点以上。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四川工业建设多是从备战角度出发，采取了进山沟、钻山洞的分散布局方针，脱离了城市这一工业发展的优势集合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翻开了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篇章。四川城市化进程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由此得以大踏步向前发展。到2000年，四川的城市数量增加了23个，达到32个，城市化水平达到了26.7％，标志着四川城市化的推进开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其表现为：一是城市化呈加速推进态势。1982年和200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1982年四川的市镇人口为1024万，城市化水平为14.1％，比1978年提高了2.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升0.6个百分点。2000年市镇人口达到2224万，比1982年增加120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65万人，城市化水平提高了12.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升0.7个百分点。1979～2000年的20多年间，四川城市化水平提高了14.9个百分点，是1978年以前近30年间提升幅度的两倍。二是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已具备了吸引乡村人口转移的能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四川的工业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具体表现为个体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开始成为四川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国有和集体工业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100％和1990年的92.6％下降为2000 年的27.6％；20世纪90年代四川实现了从工业化发展阶段初期到中期的跨越，1989年四川GDP 中第二产业比重开始超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已成为四川经济发展的重心和引擎，标志着四川进入了工业化发展阶段；极大地提高了城市就业机会，从1993年起四川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已吸纳了全部新增劳力，从事农业生产的从业人员数量开始减少，到2000年全省从事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员达到1792.4万人，是1978年的3.2倍，比1978年增加1146.5万。

2．四川省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以几个重要城市和区域集中发展为特色

（1）成都市。成都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具有跨省影响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也是四川唯一的超大城市。成都市的国土面积1.24万平方公里，仅占全省总面积的2.6％，然而成都却是四川产业集聚程度最高的城市地域，经济总量占全省的1/3（如表9-1所示）。成都也是四川省城镇集聚程度最高的地区，在1.2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中了1个超大城市、4个小城市，城市数量占全省的15.63％，城市密度达每万平方公里4.03个（全省为每万平方公里0.64个），建制镇的密度达每万平方公里168.68个（全省为每万平方公里36.91个）。

表9-1　2000 年四川三大强势地域主要经济指标

近年来，成都周边城镇经济飞速发展，其周边的双流、郫县、温江三县位居2001 年全国百强县之列。距成都市16公里的双流县东升镇，2001年全镇乡镇企业产值超过85亿元，财政收入达到115亿元。随着成都城市空间地域的扩张以及城郊快速通道的逐步形成，这些城镇与成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发展成卫星城镇的条件基本成熟。它们或成为依附于母城的住宅区型中小城镇，或成为工业职能和独立性强的中小城镇。近两年温江、双流、都江堰的发展势头已经显现出这一趋势。当成都与这些城镇的空间地域相互衔接、逐步融为一体后，成都即从一个独立形态的城市地域发展成为以成都为中心、卫星城镇集群周围的都市圈形态。

成都还是全省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成都的城镇化水平达到53.5％，超过全国36.09％的平均水平，也大大超过全省26.7％的平均水平。从世界各国城市化的一般发展规律看，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以后，城市化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市数量增加，城市地域大幅度拓展并出现城市密集地区和都市圈。因此，成都是四川近年内最有可能发展成为都市圈的城市地域。

（2）成德绵地区。成德绵地区地处川西平原腹地，以成都（省会城市）、德阳（省辖市）和绵阳（省辖市）三个城市为结节点，包含一个超大城市、三个中等城市和7个小城市，形成带状城市密集区。成德绵地区是四川全省经济最为发达、最富活力、产业集聚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其国土面积不到全省的8％，但四川工业的一半、制造业的60％集中于此（见上表）。成都、德阳、绵阳三个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在西部主要大中城市中都名列前茅，1999年按GDP和财政收入排名，成都、德阳、绵阳三市均位居西部主要大中城市的前十名。成德绵地区也是四川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全省21个地市州中，城镇化水平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只有6个城市，成都、德阳、绵阳三个城市均列其中，分别为成都市53.5 ％、绵阳32.5％、德阳31.7％。

从空间分布上看，成德绵地区以宝成铁路、成绵高速公路为轴线，成都、德阳、绵阳三市沿线分列，呈典型的点轴分布，三个城市两两相距仅40多公里。在西部大中城市中，三个GDP位居前十名的城市，以如此高的密度集聚在同一个地域，这在西部地区是绝无仅有的。随着成都、德阳、绵阳三市城市空间地域不断向外扩张，三个城市的市区地域将不断靠拢，呈现出向城市带发展的态势。

（3）川南地区。川南地区以自贡、泸州、宜宾、内江四个中等城市为中心组成一个多中心块状型地域。从空间上看，这4个中等城市两两相距约30～80公里，以内昆铁路、长江干流以及高等级公路为连线，形成一个群聚性相当高的中等城市群落。四川全省仅有12个中等城市，而其中4个中等城市以如此高的密度集聚在不到4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内，这在全国都不多见。在20世纪50年代，川南这几个城市就已经发展成为颇具经济实力的中等城市。今天，川南地区仍是四川最为重要的经济区之一，产业集聚程度仅次于成德绵地区（见表9-1）。

由此可见，成都及成德绵产业带、川南城市密集区是四川产业空间集聚、城镇区域集聚以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区域，因而也是四川国民经济最主要的活动空间。其国土面积仅占四川全省的1/ 6，经济总量却占全省的2/3，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省的61.69％，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产值分别占到全省的66.47％、67.28％和67.63％，集中了四川唯一的超大城市以及6个中等城市、8个小城市，其城市与城镇的数量占全省的近一半。由于上述地域城市密度大、空间聚合程度高，城市空间组合形态发育良好，在近期内有可能形成都市圈、城市带、城市群这类更高层次的城市空间组织形态，成为四川产业、人口与城镇最主要的集聚地，因而也是四川推进城镇化最为有利的空间地域。

至于三大强势地域以外的其他城市，尽管其中一些已具有相当的历史和城市规模，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也已达到一定水平，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三大强势地域内的部分城市，成为当地社会经济的中心。但由于其地理区位偏远，空间形态孤立单一，产业多为能源、原材料、资源加工型的传统产业，城市规模偏小、综合功能弱、因而城市自身的吸聚能力和自我扩张能力不足。从发展趋势上看，这些城市可能成为省域内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但近期内却难以在推进四川城市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3．城市化带动现代化

随着四川整体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四川省城市现代化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城市经济的发展带动当地城市化的发展，反之，城市的发展也不断为当地创造新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形成相促相长的良好循环。

（1）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长足发展，城市综合功能明显增强。如表9-2所示。

表9-2　四川省市政公用设施状况表

从上表可看出，近10年来，全省建制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有了较快的发展。除用水、道路、绿化等指标增长较低外，其他指标递增率都在10％左右，有的甚至更高。

四川的城市，特别是成都这个特大和中心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日益增强，在全省和整个西部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成都市的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城市50强中名列第11位，居西部七大城市之首，主要经济指标已全面超过其他城市。另据中华全国工商联信息中心等五家中外权威机构所做的《中国大陆城市投资环境调查》，成都市在主客观指标的综合排序中，在特大型城市中位居第九，是唯一进入排序前列的城市。成都市已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

（2）人口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城市经济在全省经济中的地位日渐突出。据《四川统计年鉴（1994）》，在1952～1978年长达26年间，四川省市镇人口的绝对数由511万增加到824.4万，增幅为61.33％，但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仅增长了0.52个百分点，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改革开放后的15年，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市镇人口增至1626.5万，净增802.1万，增幅达97.3％，几乎一倍。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增至14.78％，增长了6.2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递增0.41％，相应改变了城乡人口的分布态势。

据估计，目前全省城市的经济总量已占到全省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如城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占到全省的52.26％。另据1993年对13个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不包括所辖县区和18个县级市）的统计，其面积和人口分别只占全省的4.4％和16％。但其工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居民储蓄余额和外贸收购总额都分别占到全省的39％～64％。足见其举足轻重的地位。

（3）一批开发区的兴办和小城镇试点的启动，也为四川省城市化增添了新的动力。这些地区是四川农村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但又是农村城市化水平最高和建制镇最密集的地区，不仅容纳了本地的劳动力，还安置了不少外来劳动力。如德阳市的一些县区，乡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已达50％以上。在“一条线”的22个县（市、区）中，未设市的仅7个县。22个县（市、区）与其他地级以上城市首尾相连，形成了一个“人”字形的城镇密集带。

从199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成都、重庆两个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为起点，到1994年末，全省共有开发区58个。其中国家级4个，经省审批认可的15个，一般的39个。其起步区面积为92.58平方公里，已投入资金181亿多元，其中基础设施投入资金为43亿多元；引进的省内、省外资金分别达63亿多元和26亿多元；建成项目1972个，其中“三资”项目170个；在建项目1893个，其中“三资”项目274个；1993年共完成了产值117.9亿元，其中工业产值74.78亿元，利税10.52亿元，创汇1.06亿美元。开发区与城镇的老城区相互呼应、连接起来，成为城市化新的增长点。

从1994年起，四川省委、省政府重点抓了100个小城镇的试点工作，一年来成效显著。共开工基础设施项500多个，总投资10多亿元；镇平总产值增长近40％，超过全省水平近30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315元，比全省水平高近70元；共农转非吸纳农村劳动力9万多人，从而为农村城市化探索和开辟了新路。

4．四川城市系统发达程度在西部西南地区处于中上水平

从总体上看整个西部地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迟缓，发展水平最为落后的地区四川在西部地区中虽然是城市数量最多的省份，但是相对于四川人口占西部地区总人口的23.4％而言，其城市数量分布的密度和城市人口平均规模在整个西部地区并不为高，2000年末才共有各类城市32个，占西部地区城市总数的20％，其中地级以上城市包括省会城市18个，占西部地区的29.0％。2000年四川每平方公里仅有城市0.66个，在西南地区居广西、贵州之后排第3位、在西部地区排居第4位。平均每个城市人口规模34.0万人，在西南地区排居第2位，在西部地区排居第3位。因此2000年四川的城市发达指数仅达到22.44，居重庆、陕西、广西、贵州之后、在西南地区排居第4位，在西部地区排居第5位。

三、引导四川找到了一条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和新途径

1．四川“三农”问题背景介绍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承前启后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小康，距离“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全面进步的小康社会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三农”问题继续存在，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全面小康的实现。

第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当前农产品供给形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而农民收入一直以来都是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采取的粮食提价策略，使粮食价格翻了一番，对提高农民收入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提价策略已经很难像以前那样奏效。1997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降至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为2.1％。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持续4年下滑，除1989年和1990年外，还从未出现过如此严峻的局面。2001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有所回升，为4.2％，2002年是4.8％。6年中农民收入增长没有一年超过5％。另外，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绝对额开始减少。现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收入不到一半。绝对额最高的1997年，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收入达到过1267元，2001年降到了1165元，2002年也大致是这个水平。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1998～2000年3年共减少132元。2001年由于粮价回升，农民人均增加30多元，2002年和2001年基本持平。这就使农业生产的增长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农业这个产业持续多年不能给其经营者增加收益，就没有人愿意再对农业进行投资，可能造成中长期农业发展后劲不足。更突出的问题是，农民的收入达到2476元，这只是一个平均数，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平均数就可能掩盖许多矛盾和问题。我国现在的农村扶贫计划，解决温饱的标准是人均年纯收入达到625元，按这一标准，我国农村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是2820万人。如果这个标准再提高200元，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将会达到9000万人，而按国家统计局对农户分层调查的抽样情况来看，11％的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按户籍来算，差不多1亿人的年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仅有15％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4000元以上，也就是说3/4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1000～3000元之间。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来看，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使整个小康社会的建设面临严峻形势。从国家统计局牵头制定的总体小康的16项检测指标来看，我们没有实现的指标，恰恰都和农业、农村问题密切相关。农民的收入问题不是单纯的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它是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紧密联系的一个重大问题。农民收入上不去，最直接的问题是严重影响了内需的扩大。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按2002年的统计资料（含县城），城镇居民占39.1％，农村居民占60.9％，而超过60％的人口购买的消费品却不到40％。农民不富裕，农民收入上不去，我们这个市场就只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而不是现实的大市场。

第二，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2002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2476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7703元，两者的比例是1∶3.1。这个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一段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最小曾达到1.8∶1，但80年代后半期又逐步扩大，2001年的收入差距是2.9∶1，2002年则第一次突破3∶1的警戒线，而且在3～5年内，收入差距缩小的可能性不大。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5％，而农民是4.2％，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3.4％，而农民是4.8％，从这个角度看，目前还看不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态势。另外，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悬殊。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严格来说不可比。只要个人愿意，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可以全部用于个人消费，但农民的人均纯收入，首先要扣除下一年必须支出的生产费用，大约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3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非现金收入，是实物折款。对未能出售和实现商品价值的农产品，从粮食、柴火到牲畜粪便，统计时都要计入农民的纯收入中；城镇居民7703元的可支配收入，还没有包括各级政府只对城镇居民提供的财政补贴。如果把所有东西包括城镇居民的财政补贴都折算进来，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要达到6∶1。

第三，村级经济薄弱。2000年以来，社会上“转制”、“转私”风盛行，村级集体经济也受到很大冲击。一些村讲改制就卖，讲股份就散，结果短期效益带来长远损失，有些村集体经济实力弱化，重新成为“经济薄弱村”。这样，在农业和农村的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情况下，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又呈现出来，如结构调整、农产品销售、小城镇建设、减轻农民负担和农民增收等，这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如果村集体有雄厚的财力作支撑，这些问题的解决就相对容易。村级经济薄弱对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是一个严重的制约。

2．加快城市化进程是解决四川“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在邓小平城市化思想的指导之下，国内外学者对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作出了深入和细致的论述及分析。这些思想为四川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启示和理论支持。比如，国内学者樊纲认为，那种在与农业有关的单位内解决问题的想法是没有出路的。他认真分析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口问题、一个就业和收入的问题；二是很难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来维持农民的收入；三是土地承包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变，中国农业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即农村人口就业的非农产业化，或称“农民的非农产业化”，也就是多数以至绝大多数农民（80％以上）最终能在非农产业中获得稳定的就业。这实际上也就是说，“三农”问题必须通过城市化来解决。

学者沈越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城市化，实施城镇化战略是农民脱贫致富和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城镇化创造的巨大市场需求将成为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的保证，农民的市民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确立的根本保证。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要克服自然经济观念，加深对城镇化进程的认识，处理好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与节约土地资源的关系问题、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问题、户籍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问题。

学者高福来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我国的城市化步伐。城市化如果滞后于工业化，会严重制约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阻碍工业现代化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若城市不发展，第三产业就不能发展。服务设施落后，教、科、文、社会保障等发展不起来，人口素质就不可能得到提高，第一、第二产业也会受到影响，进而就会影响到就业容量，农村人口不可能转移出来，“三农”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城市的发展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要适当发展大城市，合理发展小城镇。

学者杨启先认为在思想上要认识到城市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和规律，对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有效解决农民收入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促进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等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要纠正允许农民进城会占去城市大量劳动岗位，影响城市劳动就业问题，会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紧张、会带来城市秩序的混乱等错误思想。在政策上要尽快改革户籍管理制度，适当调整农村土地政策，力争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将四分之一的农民变为城市居民，使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上升到50％左右，达到并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水平；在推进方法上，要处理好发展小城镇与发展大中城市的关系，在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的同时，积极发展中等城市，进一步完善中等城市的功能，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以确保大中小城市都共同发展。

有其他学者认为，如果人口都往大中城市流动，城市的就业、交通、环境、社会治安等方面压力就较大。若转换过快，社会还会在短期内出现不稳定，因此要大力发展小城镇。发展小城镇可以使乡镇企业进一步升级换代，持续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将为扩张经济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给农民劳动力就业提供广阔的容量。

我国农村经济面貌改观在相当程度上是和农村工业化程度联系在一起的。乡镇企业通过转移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补农建农和发展农产品贸易，促进现代农业的建设；乡镇企业通过发展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技 术装备水平；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贸易，充当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高农业技术装备水平，把农业工业化转移剩余农业劳动力与加快城镇化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

3．调整四川农业结构是解决四川“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1）继续坚定城镇化发展道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推进城镇化，以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增加农民收入。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镇化条件已渐成熟。现在，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多数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农产品商品率不断提高，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提供了商品保障。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为打开城乡壁垒提供了体制性保障。特别是“入世”以后，国内外及农村与城市市场进一步相互交融，大大突破了商品流通的城乡界限。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达到85％以上，为农民向非农领域和城镇转移提供了条件。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加快推进城镇化的阶段。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良性互动。发展小城镇思路，一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二是参与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和改革。抓住国有企业有进有退和战略重组等机遇，创造良好环境，吸引技术、人才和相关产业向小城镇转移。小城镇要大力发展为大工业配套的零部件产业；三是发展特色块状经济，形成一个一个的专业镇和特色镇；四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发挥小城镇在安排农民就业方面的独特作用，重点发展就业量大的产业；五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各类综合性和专业性商品批发市场，加快金融、保险、信息等新型的第三产业的发展。

（2）改造传统农业。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丰富，具有发展农业的诸多有利条件，另外在能源、原材料和高耗能型工业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缺陷是技术创新能力差，劳动力素质相对较低，特别是西部地区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和环境问题，这些不利因素严重地制约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构建均要充分体现自身的比较优势，产业发展要建立在劳动成本低、资源禀赋高的基础上，要体现生态和环保特色。重点发展生态环境型产业、特色农业、食品加工业、旅游产业和具有竞争优势的新型能源资源产业。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在国家与地区的扶持下，尽快培育发展新型特色产业，建设西部生态林业基地、绿色农业基地、新型能源基地、产业化养殖基地、旅游产业体系等。

（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新兴第三产业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地区调整产业结构和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政策、大力发展金融和保险等产业对拓宽融资渠道，保证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增强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许多地区把建设国际性、区域性的金融中心、交易中心作为本地区发展的重要思路，如上海提出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北京、南京、广州、大连和武汉等地也有类似的发展思路。另外，通过完善和发展现代流通组织形式，促进产权交易组织和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建设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中小城市为骨干，连接广大中心集市的大中小市场相配套的市场体系，促进农贸市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各种专业化要素市场完善的发展战略，也已成为许多地区发展的重要思路。

信息服务业是第三产业发展最好的行业之一，加快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步伐，提高信息化的利用水平，可以提高其他产业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旅游业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产业，被誉为永恒的“朝阳产业”。我国各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旅游业在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不论是发达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发展旅游业的市场前景都比较乐观。几乎所有省市都在其“十五”计划中，把大力发展旅游业作为今后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2001年，一批立足于资源特色的旅游景区和旅游经济开发区将成为带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西部地区拥有许多世界级的旅游资源，西部大开发为中西部旅游业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如交通、通信等条件的改善，必将引发西部旅游的大发展。

四川历史悠久，至今已有4500多年文明史，号称“天府之国”。现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成都、自贡、乐山、宜宾、泸州、阆中、都江堰7座城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0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镇）24座。从古代水利工程、古镇民居到名人故居，从寺庙道观、石刻壁画到现代艺术博物馆，从史前遗址到现代建设风貌，应有尽有。未来，四川将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

（4）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努力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使农民的致富本领不断增强。目前农业的发展已由过去的受资源约束转变为受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只有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才能为农民增收提供持久而强大的动力。大力发展各种职业技术教育，使目前的年青一代至少受到九年以上的学校教育，有条件的地方要逐步实行高中义务教育，要掌握一至两门致富技术。此外，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鼓励县、乡领导和农业科技人员利用技校、夜校和田间、地头向农民传授各种科技知识。

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育农民竞争就业的后劲。无论是立足当前还是着眼未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是解决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措施。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一是增加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投资。政府、社会、企业等各方面要多方出资，构建完善的农村教育体系，造就一支数量庞大的、素质过硬的、适应现代农业大生产要求的农民队伍。二是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和手段，通过利益机制和市场经济机制，把城市所有可发挥的科技能量和科学观念，注入广大农村去。在农村广泛深入地普及科学技术教育，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这不仅可以帮助农民加快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增强经济发展、脱贫致富的能力，也有利于帮助农民划清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的界限，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从根本上铲除愚昧迷信赖以存在和蔓延的社会土壤。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三是实行计划生育，优生优育。从长远上看，提高农民素质最重要、最直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实行计划生育，优生优育。要继续认真执行农村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通过优生科技促进出生人口质量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