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问题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反思

“民工荒”问题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反思

The Problem of Rural Worker Shortages and a Reflection on the Way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陆晓禾

2010年春节以来，“民工荒”问题蔓延全国，与此同时，“洋黑工”浪潮也加速涌入。有学者将“民工荒”问题归咎于最低工资标准，也有学者主张中国“应容忍亚非国家向中国大量移民”。本文认为，“民工荒”问题本质上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受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的支配，涉及的是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规律及其在中国的特殊表现；有关劳资关系的主张和政策不应只考虑资方的利益，而应顾及这种主张和政策将对中国工人特别是农民工造成的影响。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尤其是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来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应对我国今后几年仍将面临的“民工荒”以及“洋黑工”问题，反思和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

一、马克思的过剩人口理论与产业后备军在中国的特点

马克思所说的相对过剩人口即产业后备军，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特有的现象，它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直接排斥的就业工人或者难以就业的追加的工人人口，因而也可以说是由于资本的不变资本不断扩大、资本的可变资本不断减少而节省下来的、超过资本增值平均需要的过剩工人人口。马克思的过剩工人理论概括起来有如下四个要点：（1）不管资本积累的增进是多么缓慢，即便在资本的幼年时代，它还是会碰到可供利用的工人人口的自然限制；（2）但是，资本生产方式的人口规律的特点在于，工人的这种绝对量的增长，是通过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通过使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断地转化为过剩人口实现的；（3）因此，所谓过剩工人人口是在两个意义说的过剩，一是相对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过剩，二是相对总资本可变资本的过剩；（4）由相对过剩人口构成的产业后备军队伍越是庞大，工人之间的竞争愈是激烈，就越是有利于资本。

在我国，是否也存在这样的产业后备军，或者我们这里包括“民工”在内的劳动力大军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五个特点或者限制，是马克思当时所分析的产业后备军所没有的：一是计划生育；二是禁止童工；三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四是低端产业链；五是政府工程主导下的区域竞争。

二、“民工荒”问题的根源：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一般趋势被中断了

从马克思的过剩工人人口理论来看，最关键和最重要的是资本有机构成及其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变化。所以，在这五个特点中，最关键和最重要的是要看中国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笔者认为，在中国，最突出的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一般趋势被中断了。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现代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就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即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靠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来增加剩余价值。西方发达国家为何能够实现向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化？与我国相比，很重要的因素是，在这些国家，由于工人的斗争、劳动法的实施、社会舆论的力量，还有政府的干预，加上这些企业的资本所有者最大限度地占有了增长的积累并为了保持和更大化这些积累而彼此展开的激烈竞争，使得这些国家的企业已经不再可能实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了，或者说不得不、而且也有足够的积累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但是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重要变化。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同时也是在这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品牌在国际市场占有很大份额的情况下，这些企业或品牌不仅有可能而且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又回到了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上，不过不是在这些发达国家，也不是由这些发达国家中的工人来从事，而是在后发工业国家或者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这些国家的工人，如中国的农民工，为国际资本为这些企业和品牌从事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由于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资本已经可以很大程度上自由流动了，而劳动者却不能自由地跨国流动，因此，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支配权就超出了国家界限，而能够自由地往还能够产出绝对剩余价值的国家和地区流动，能够往那些还可以靠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剩余价值的企业流动。代工企业或“血汗制度”这种做法现在非常流行，说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或者说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转变，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如果没有社会的压力，没有国际规则的制约，资本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很容易回到原来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上，因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要比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容易得多，便宜得多，风险也更少。而由于收益与负担，实际上主要是由高端企业和低端企业分别来承担的，低端企业有改进技术的压力但没有改进技术的财力，因为它的利润非常有限；高端企业占有高额利润，具有改进技术的财力却没有改进技术的压力，因为所有技术的环境的和社会的压力都压到低端制造企业身上。如果不是这种高端对低端企业的压榨形式，即便是19世纪类型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在今天，按资本积累的增长和有机构成提高的一般规律，也仍然有可能走上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有可能形成中国资本自己的大量产业后备军。但由于“血汗制度”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基础，代工模式成为全球化生产的通行模式，致使不仅低端产业有机构成的提高过程被中断，而且高低端的地位和状况也趋向固定化和两极化。

值得注意的是，富士康这类企业还表现出新的特点，即由于它代工产品的性质，所以它用的工是大学生，支付的却是民工工资，其大量廉价消耗的不仅仅是民工而且是作为民工来付酬的大学生，这些人可以说是中国计划生育后的一代精华。靠微弱的2％的利润来支撑的这种经济增长，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代价是巨大和不堪承负的，而不能提高有机构成的资本生产是畸形的和不可持续的。

综上所述，影响中国产业后备军的五个特点中，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代工模式中断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基本的制约因素，其他四个特点，也只是在这个基本因素的制约下发生限制或加剧的作用。因此，只要这种始终被压榨在国际产业链低端的代工地位不改变，中国的“民工荒”就是个持久现象，是只要经济回暖就会出现的问题，而这种“荒情”将特别表现在对80后、90后甚至00后的争夺上。最低工资标准的取消，“洋黑工”的合法化，或如一些人提议的放开计划生育，只能是饮鸩止渴，不仅不解决问题，还将造成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劳动力在更低工资水平上残酷竞争，资源和环境更为恶化，我国政府和社会还将承受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后果。所以胡锦涛在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深圳“率先”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特别重要的是，要求深圳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起到带头作用”。

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何去何从？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我国的经济生产方式处在一种矛盾的处境中：一方面，如果我们继续国际产业链低端代工模式，听任这种方式从沿海到中西部蔓延，那么我们的“民工荒”将更为严重，我们可能不得不接受“洋黑工”的合法化，最低工资标准名存实亡，我国的资源和环境将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摆脱这种增长方式，不再甘居国际资本的“世界工厂”地位，外来资金和订单将会转移他国，大量现役工人就会失业，而即便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成功，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人口规律，就会使资本产生的劳动供给比资本对工人的需求增长快，造成愈益增多的过剩人口，从而面临西方发达国家难以解决的失业问题。那么我们究竟应该继续还是转变，或者是否还有其他的出路可走呢？

与我们对造成我国“民工荒”的生产方式进行反思一样，西方学者也在对我们想要转向的现代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反思。美国经济伦理学教授马文·布朗（Marvin Brown）在最近发表的著作《公民化的经济》（Civilizing the Economy）中批判了斯密的财产经济学（Economics of Property），提出了新的经济学和经济制度，称之为“供应经济学”（Eco‐nomics of Provision）和供应经济学制度（The System of an Economics of Provision），认为应当使经济学回到其原初意义即是关于生产必需品的家庭生计的管理，而不是积累财产。而实践这种经济学和经济制度的途径，是通过公民的讨论，把经济制度转向可持续的和公正的。

了解西方的这一观念动态，对反思我们正在转向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有意义的。尽管布朗的主张，还有待专文研究和评析，但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就是现今财富生产方式都是为交换价值的生产，忽略了生产的目的正是使用价值。如果我们的生产目的是回到为家庭和社会提供必需品上来，或者用我们的话说，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如几十年的“中国制造”那样，为了获得交换价值而为世界廉价生产超过50％以上的产品？如果斯密对奴隶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保持了沉默，留给社会的是相信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仁慈，那么我们是否看到了，正是工人的手，民工的脊梁骨，顶起了珠三角沿海地区的繁荣？在我们的政策更多考虑的是外商的投资同比增加多少，是否得到丰厚的回报时，我们是否更应该考虑我国的工人家庭、我们的社会是否也有同样的增长和回报？如果经济应当以公民所有权而不应当以财产所有权为基础，企业应当为所有利益相关者而不应当仅仅为所有者而生产，那么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在如何管理经济的决策中是否都应当有表决权，产业链利润的分配、工人的工资是否应当由包括工人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而不是仅仅由高端企业和加工企业主来决定？！

如果说畸形的代工生产方式是“民工荒”的根本原因，那么被压在这种生产方式最低层的农民工的“不返回”，就是还有小农经济的责任田和宅基地住房的农民工，对他们的卑贱的生存状况，用脚还能投出的反对票。我们已经用迅速耗竭的农一代的人口红利，顶起了珠三角地区的GDP，现在的农二代正在用他们的“不返回”和更惨烈的“连跳”提醒我们：这样的畸形的生产方式无论从伦理还是从经济的意义上看，都已经是不能持续了。在这样的十字路口，是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反思和选择的时候了。农二代是我们的未来，珍惜农二代，善待农二代，让他们在真正能够支撑我们中国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生产方式下，在能真正获得他们作为财富创造者的尊严和权利的企业里乐业，才能改变他们的“候鸟性”，使其安居下来，成为新市民。本来这个过程应该是在他们的父辈这一代就能完成的。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社会哲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