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当代文化

重新理解当代文化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文化生产问题

Re‐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Culture：Marxism and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曾 军

一

“当代文化”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文化”，归根结底在于，它是现代工业革命以来的产物。那么，如何更好地理解这纷繁复杂的当代文化呢？从其与现代工业革命的紧密关系着手，将现代工业的“生产/消费”逻辑引入当代文化的分析是顺理成章的。要想更好地理解“文化生产”从而理解当代文化，“文化再生产”是不可缺失的重要一环。

从生产的角度思考文化，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维度。首先，马克思从“生产”的一般规律出发，提出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区分的两种生产理论。其次，在对物质生产规律的研究中，马克思充实完善了“再生产”理论。马克思的研究重心聚焦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试图通过对商品的剖析揭示资本的秘密，因此，他的研究始终将商品生产最直接最现实的部门——工业产品生产——作为研究对象，对于“精神生产”问题，马克思往往只是顺便提及只言片语。因此，如果我们要想理解“精神再生产”，必须通过“物质再生产”所揭示的“再生产”的一般规律来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性是“连续”，因而，不可能孤立地、静态地分析“生产”，而只能从“连续不断的生产”中来揭示“生产”的规律。在这个意义上，再生产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环节。生产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再生产；不仅仅是为了简单再生产，更重要的是扩大再生产。通过再生产和资本的积累，不仅生产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剩余价值，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再生产过程中得以稳固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是单纯的经济学研究，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原因。在“扩大再生产”的推动下，资本家对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的不可扼制的要求直接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膨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再生产的停滞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毁灭。再次，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生产（文化生产）还有其特殊性，有着与物质生产不同的规律。因此，“精神再生产”（即“文化再生产”这个问题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没有被提及）也应该有自己的特点。甚至同样是文学艺术活动，是否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是否被纳入“生产和再生产”环节也成为区分不同类型的精神活动（并非所有的活动都是“精神生产”，也有非生产性的精神活动）。

因此，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来看，“文化生产”（同“精神生产”一样）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它同物质生产一样，遵循生产的一般规律；其二，精神生产也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与物质生产具有不平衡性，甚至在某些方面与物质生产相敌对。不过，在涉及“文化再生产”方面，马克思的著作尚语焉不详，究竟文化再生产遵循哪些再生产的一般规律？具有哪些独特性？工业再生产（物质再生产）究竟在哪些方面制约并影响着文化再生产（精神再生产）？这些问题便留给后世学者来研究了。但是，马克思所建立起的“精神生产”（文化生产）及其再生产与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此后被吉登斯用“社会结构”重写）、与“消费”（包括“消费行为”和“消费者”）的联系，已经为此后的研究打开了几条重要的通道，并由此衍生出几种不同的研究范式。

二

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紧密联系出发，将“文化”纳入“工业”。这是法兰克福学派所努力的方向。以霍克海默、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非常注重将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运用到文化领域，更准确地说，其实是将文化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中进行分析。众所周知的“文化工业”的命名显示了他们对这两者关系的重视。“文化工业”这个术语的使用是经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慎重思考后的结果。阿多诺的思考是意味深长的：他们首先是从对文化问题的关心出发开始思考的，对文化生产以及文化再生产问题的研究的开创应该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贡献。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文化工业”是对“大众文化”的替代，使得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文化工业批判中仍然保留了众多基于文本的、内涵的和意识形态的分析。现代工业的生产方式究竟是如何渗透并影响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这个问题还没有真正获得展开。首先，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生产和再生产的分析具有“唯生产主义”的倾向。所谓“唯生产主义”是指法兰克福原派学人在分析大众文化的生产或文化工业时，片面强调了“生产”环节对“流通”（大众传媒的传播）和“消费”的抵制和影响。其次，直接将物质生产的特点等价为文化生产的规律，在他们那里，对文化工业最强有力和最激烈的批判正是认为文化工业所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完全是按照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文化工业的结果就是文化的商品化^[58]。因此，他们更强调的是工业生产标准化、齐一化的要求对文化产品多样性的抑制。最后，法兰克福学派学人也注意到了文化的再生产问题，但是由于他们对流通、消费环节的忽视以及对生产具体过程的简化，使得他们在文化再生产问题上也语焉不详，甚至颇多偏见。

所有这一切，都在揭示出一个相当致命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关注到了马克思没有充分展开的文化生产（精神生产）问题，但是他们都似乎缺乏像马克思研究《资本论》那样四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的勇气和毅力。哈贝马斯认为由于阿多诺采用了最系统、最彻底的否定立场，“解决了把总体宣布为虚构的启蒙辩证法的理论结构的难题”，批判理论面临着自我否定的危险，更为重要的是，“最彻底的批判理论不会再具有对社会状况的经验分析形式或对话分析形式”，^[59]这使得批判理论面临前所未有的尴尬：抽象无望（被自己的否定逻辑所否定），具体不成（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

三

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的立场学使得鲍德里亚被认为是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他对“消费社会”的研究、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生产主义”的批评以及对媒介文化（相对应于流通传播环节）的研究，都使得他对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研究迥异于马克思主义，也有别于法兰克福学派。消费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由以生产为中心向以消费为中心转变，其中鲍德里亚的“消费的生产性”思想成为其以消费为中心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核心。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的内涵就是指消费主导，消费控制社会。在《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批判了基于消费的生产主义的政治经济逻辑，如丰盛的幻象、必需的浪费，以及作为生产性的消费等，而到了《生产之镜》中，他进一步地展开了对隐藏于生产、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背后的“劳动”、“价值”、“自然的支配”以及“作为意识形态和模拟模型的经济”、“革命”、“阶级”、“乌托邦”等观念。将两者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上述论述并不能表明“消费是对生产的否定”的观点，相反，从《物体系》到《生产之镜》，鲍德里亚仍然是把消费作为生产的延伸来看待的，仍是将之作为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所出现问题的一种解决之道来看待的。

其实，马克思的生产观还有许多非常丰富的思想没有引起鲍德里亚的重视。比如说“全面生产”论、“两种生产”论（也有两种分法，一种是“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一种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等丰富的理论，但鲍德里亚仅仅强调了其“物质生产”的一面，这正是他误读马克思，自以为走出了马克思很重要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鲍德里亚“象征交换理论”正是马克思“精神生产”的合理延伸。因此，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理论”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对马克思没有展开的“精神生产”理论的补充。当这种“精神生产”具体化为特定社会现实问题时，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论形态——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正是鲍德里亚等一大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致力于揭露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对于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中国而言，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文化”建设等。因此，与其说鲍德里亚否定马克思主义，倒不如说鲍德里亚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尽管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并认为其“生产终结”了，但这事实上是一种在误读中的批判，不是“偏离”而是“接续”了马克思尚未展开的理论空间。

四

伯明翰学派关于文化生产及文化再生产的理论要点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1）文化生产的“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过程被以“解码—编码”的符号化过程为中心的“文化循环”理论所取代。（2）从重视工人阶级文化、青年亚文化的“学术传统”出发，他们通过“重构‘大众’”而实现了以大众为中心的大众文化研究范式。其中以大众为主体的文化再生产是其研究的重点。在“大众”的理解上：大众被作为文化消费者看待，成为处于文化消费行为中的积极受众。斯图尔特·霍尔下面这番表态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大众文化时，我们应该始终把下面这一点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即大众文化的双重支点，大众文化总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抑制与对抗的双向运动。”^[60]他坚持认为，大众文化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其与统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不平等的关系中展示不同文化力量间的变化，分析文化斗争及其形式，揭示文化间关系中的霸权问题便成为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大众文化研究立场。到了费斯克，更是将目光更多地集中到了对受众这种能动性的发掘和发扬上，由此成为“大众的文化再生产”的代表性理论。（3）“大众”不再被视为铁板一块，而是具有分层性的，大众被分成“普通观众”和“迷”两种类型，其中“迷文化”成为大众文化中最具再生产性的文化类型。不过，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再生产积极性的研究也并非十全十美。如果说，在《仪式的抵抗》中伯明翰学派通过对青年亚文化面对主流文化时的反抗与被收编过程的分析还算相对中性与客观的话，那么，到了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其对“大众”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权且利用”的抵抗游击术的高度赞扬则使其在文化立场上出现了偏差。

通过以上并不全面的梳理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文化生产绝非铁板一块，而是具有不同的研究层理和问题意识，甚至在理论立场上具有针锋相对的意味。文化再生产在我们通过文化生产来重新理解当代文化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尽管“文化再生产”是“文化生产”的派生词，但我们只有深入理解了文化再生产，才能真正把握文化生产得以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推动力。

（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