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为什么总会发生

危机为什么总会发生

Whycan not Avoid the Crisis

肖 巍 钱箭星

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促使世人重新关注马克思及其《资本论》。现在这场危机似已见底，各国在后危机时代如何有所作为又成了新的热点，但对世界经济如何吸取教训，危机是否还会发生，抑或可以避免却往往语焉不详。

一、危机发生的再解读

马克思把经济危机归结于资本本质的一种制度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伴生物。“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53]通过这场危机，我们对马克思的危机观点有了更现实的领悟。

生产力越发展，“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消费能力如果跟不上生产力的发展，势必形成购买力不足与生产力过剩的矛盾。但这里的过剩并非相对于消费来说过多，“而是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来说过多；对价值增殖来说过多。”^[54]随着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造成人为的过剩人口”；同时平均利润率下降，导致资本过剩。重要的是，只要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生产，无论在什么制度名义下，必然会出现这样的“过剩”，而危机的实质就是这个过剩。

信用杠杆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过剩了总要找出路。信用制度既“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又“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会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积累以倍数膨胀开来，“‘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55]生产和消费超出资金限制获得跳跃式的增长，将未来的消费前移来对付眼前的过剩。尽管危机的根源在生产领域，但流通领域包括信用制度、金融市场对危机具有引爆作用。

虚拟资本“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些作为参与剩余价值即利润未来分配的凭证，实际上就是不同形式的用于生产的债券。“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在这里，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56]其实，即便没有生产过剩，银行、交易所和金融部门的投机活动以及“虚拟资本”（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资本论》）的过度膨胀，也会导致货币和金融危机。

世界市场危机其实是“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解决”。生产力的发展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不平衡，迫使资本冲破一切限制寻求扩张。“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57]在这种状态笼罩下，资本与劳动、生产与消费、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的无政府性或无序性的矛盾被推向更大范围，经济危机也就越来越具有世界效应。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就是在高度关联高度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新的历史形式”。

二、抑制危机的手段有效但也有限

马克思以后，工业化国家想方设法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进而使经济周期运行状态有所变形，也减弱了危机的破坏力。抑制危机的主要手段：一是资本扩张。工业化国家通过海外投资，为过剩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新的资源供应地和新的市场，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卷入资本积累的过程。被卷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所有地方，都必须按照资本方式生产和消费，不发达依附于发达。二是管理创新。美国人管理大规模企业的方法，也是美国创新文化的重要内容。二战后，发达国家经济逐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企业将信息技术用于库存管理，减少了库存和容易导致过剩的投资。这也是美国经济上世纪最后十年连续较高增长的“奥秘”。三是政府干预。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催生了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重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而财政和货币政策成了调节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手段，国家还增加了经济活动的股权参与、扩大国有化比重等措施，经济波动趋于平缓化。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普遍出现“滞胀”现象，新自由主义主张迅速发酵并大行其道……这个过程表明，政府干预反干预都有一定效果，但只能治标，治不了本。四是福利托底。大规模的福利举措和社会保障为稳定人们的预期、减少后顾之忧、刺激有效需求，使美国摆脱20世纪30年代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美国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准备了一定的社会条件。二战后，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福利体制，这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比较充分的市场消费，维持了比较长期的社会稳定。

早在1930年前，欧美国家就有分期付款的消费信用制度。超前消费方式为解决产品过剩与需求不足，特别是现金支付能力不足的矛盾打开了金融创新之门。一段时期以来，资本通过空间扩张和时间预支，使得需求增长放大，似乎摆脱了收入制约。上世纪最后十年美国更加巩固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维持着经常性国际收支的巨大逆差。然而，从1995年到2007年，全球普遍人均GDP每（年）增长1％，人均工资却仅增长0．75％，3/4的国家工资收入所占GDP的比重还在下降。美国经济在2000年至2005年间增长了12％，生产力提高了17％，而同期美国中等收入者的工资只增加了3％。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工资增长放缓，有效需求不足，实体经济的利润下降，大量资本进入金融领域。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网络泡沫破灭以后，金融创新掀起又一轮超前消费，一方面大力扩展消费信贷，依靠高负债预支未来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推出眼花缭乱的各种金融衍生品，促使消费模式进一步由“收入驱动”向“财富驱动”转变。这就应验了“出现了欺诈，而普遍助长这种欺诈的是狂热地寻求新的生产方法、新的投资、新的冒险，以便保证取得某种不以一般平均水平为转移并且高于一般平均水平的额外利润”。^[58]金融衍生品急速扩张导致金融业产值占了美国GDP比重的四成，“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一旦某个支付链断裂，市场崩溃的多米诺效应就来到了。

三、过剩必须通过危机来克服

冷战终结加快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也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资本的扩张性和垄断性也越来越表现在金融形式上。如果说，信息化为资本的全球化、金融化提供了流动手段和技术条件，那么，新自由主义就是其理论支持和政策依据，推动资本越来越挣脱国家边界和物质形态的束缚，越来越肆无忌惮。“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59]

近30年来，美国人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财富日益向收入顶端的极少数人收敛，而且这还不仅仅是美国现象。没有足够的购买力来消化不断增长的生产力，相对过剩就是必然的。“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60]；美国无法消弥产能危机，只能在虚拟经济上动脑筋，美联储强行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好几个百分点。但美国人实际工资水平没有提高，住房等有效需求只能通过增加贷款来实现，又因为对房地产价格上涨有预期，放贷冲动增强，有力刺激了金融资产的膨胀。金融机构就这样制造出更大的虚拟的“财富效应”，房地产几乎成了印钞机。但是，一旦低利率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的信号出现，美联储不得不提高利率，于是牵动了次贷危机的“引信”，结结实实地爆发成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

金融业本身不创造价值，但可以通过吸收资本形成金融泡沫而获利。金融资本因此具有更大的流动性、灵活性和膨胀性或泡沫，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近年金融领域之所以成为高危地带，就因为资本找到的这个“高回报”的虚拟经济领域，特别是证券业和房地产，故意“忘记”高回报同时意味着高风险。这就使危机首先在这里发酵成为可能，房地产泡沫一旦破裂，这些资产业务立刻引起普遍的偿付能力问题。其实，次贷支撑起来的“繁荣”，堆积起来的债务，根源还是在房地产供给大大超过了购房者的购买力，只不过“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

危机的根源是过剩，而剩余只产生于生产领域，金融领域虽然产生利润，但不生产剩余，危机只能通过摧毁“过剩”的生产能力表现出来。信用制度强化了货币的支付功能，使未出售的商品提早转化为货币，提高了资本周转速度。实体经济因为生产过剩出现资本过剩，资本转向虚拟经济；而虚拟资本通过金融系统渗透实体经济。金融自由化程度越高，虚拟资本的流动越快，也就越能制造出大量虚拟的更是“虚假”的需求。美国虚拟经济部门利润大大超过了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利润，不仅仅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变化，更代表了美国经济增长方式和资本积累方式的改变。金融全球化的资本积累，从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中核心地位的美国开始，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开去，危机前夕，全球金融衍生品名义本金存量居然是全球GDP总量的12倍（2007年，1998年约为3倍）。问题是，账面收益高度依赖虚拟资本循环衍生来“创造”利润，越来越偏离实体经济的担保功能。投机性制度的不断“创新”，金融衍生品不断设计出来，点石成了金，简直就是一个撬动欲望的超级“杠杆”。

说到底，投机性投资就是赌博，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也会强化赌博的虚拟操作，改变危机的形式，道德风险、政策失灵和监管不力都可能放大这种变形，甚至发生网络经济危机。难怪有人编派了一个新概念“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只要赌性未泯，这样那样的危机就总会发生！

（作者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