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重视的青年人的代际公平问题

值得重视的青年人的代际公平问题

The Question of Youth’s Generational Equity in China Today

邹诗鹏

“代际公正”，通常被用来描述当代人与后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谋求生存与发展权利上的均衡要求，且被看成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实际上，代际公正还应该包括因制度安排上的失衡导致的同世代不同年龄代的人群在财富、资源、机会以及社会地位方面的均衡要求，也可称为代内公正。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老年人面临的代际不公现象较为突出，已引起学界的关注与探索^[82]，国家政府方面也高度重视，并正在制度安排方面做出相应调整。但近年来，随着城市化、高房价以及改革开放进入纵深攻艰时期，青年人的代际不公问题越来越显著和严峻，理当引起高度重视。

一

青年人的代际不公主要表现为在现有制度安排框架内青年人群日益加剧的贫困。

改革的目的，是旨在消除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本身就伴随着相应的利益调整。在此调整过程中，很多青年人发现，自己无论在机会、过程、分配、体制化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都越来越处于不利状况。先前一代的青年人会报怨：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但他们终究还是从利益机制的调整中得到一些福利。如今，在整个结构性的并且是以年龄为坐标的调整中，青年人群体发现自己整体性地从既有的福利制度中分离出来，在诸如福利分房、用工定岗制度，以及种种因年龄而设定的分配制度方面，均十分吃亏。同近十余年来高校扩招形成的近1亿高校毕业生的庞大规模相比，社会系统所能提供的相应的就业岗位少得可怜。大学生就业难，已促使很多青年人不得不自动放弃读大学，新的读书无用论其实是在明知道应该读书、但因为即使读书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的境遇下无奈而被迫放弃读书的，并不真的就是“读书无用论”。

日益固化的社会结构，似乎在不知不觉间牺牲掉了年轻人的利益。以住房为例，赶上20世纪90年代福利分房政策的中老年一代，在财富积累上同下一代相比已构成天壤之别。如今，北京上海一套100平米的房子，动辄三四百万（甚至更多），这对于大部分青年人，直接意味着他大半辈子下来不吃不喝的总收入。高房价及沉重的城市生活成本，加剧了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青年人群的贫困程度，“蜗居族”、“蚁行族”、“房奴”并非只是意识形态，而是很多城市青年人群实实在在的生存处境。而且，在高房价与收入完全不成比例的今天，很多年轻人甚至于连做房奴的机会也已经丧失了。当初看起来一项普普通通并且也势在必行的住房体制改革，十几年下来竟然出现这样一种贫富分化格局，恐怕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如今，城市里的青年人群，即使不去想象拥有私房，仅凭自己的微薄且不那么稳定的收入养活自己，已属不易。对于很多其收入与日常生活开支完全不成比例的城市上班族而言，他们的实际生活其实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即使昔日听上去优越感十足的白领，其生存也已尽显窘态。

通过自己的努力已不那么可能改变命运，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也便越来越多地依靠其家庭。同样是青年人，如果其父辈的条件好一些，那么其自身的发展状况也会好一些。“出身论”再度盛行。所谓“富二代”与“穷二代”的区分本身就是代际不公的反映，也是无数青年人的宿命。“富二代”承继的还是“富一代”的资源。“富二代”与“穷二代”的差距，实质上是“富一代”与“穷一代”之间差距的延伸和扩展。现在，成年一代的中国人，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教育观念，即千万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在财富积累占据支配性地位的今天，这同时也是无数青年人困惑无奈却又难以逾越的界限。事实上，如果没有足够的家庭支撑，一位青年大学生也许永远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如今，城市生活对于农村而言，正在失去早先的那些示范价值。这也加剧了城乡之间的断裂。与大城市里整日里忙忙碌碌、甚至无能力考虑结婚生子的大龄青年男女群体相比，在农村中又出现了早婚早育现象。这显然不是一个良性现象，城市青年人群特别突出的代际公平问题，已经延伸到了农村。

二

青年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青年人的代际不公显然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其一，社会失去应有的活力，尤其使得城市发展失去活力。一个城市的发展，必须要保持对青年人有足够的吸收力，但是，高房价及代际不公等因素，使得很多青年人尤其是优秀的青年人被迫选择离开城市，如此城市发展会失去后劲，极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最近几年以来，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在青年人才的吸收及其积聚方面，已经出现一定的颓势，与这些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应有的态势与地位很不相称。其二，社会结构失衡甚或脱域。代际平衡与传递关系，是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在从老年、中年向青年人的代际传递过程中，青年人必然是最有优势和前景的接力者，但代际不公导致青年人失去了应有的代际传递能力，而制度安排更造成大量青年人群的边缘化，与主流生活及其价值观脱域，也不利于社会结构的整合与重建。其三，导致了严重的精神与社会问题。因对现状及前景无望，使得很多青年人精神低迷颓废，缺乏自信心，不思进取，依赖心理十足，甚至于形成并助长了好逸恶劳、坐吃山空的心态，也滋长了种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给社会带来安全隐患甚至威胁。

通常说来，年轻人在其事业起步和积累时期都会碰到较中年人更大的生存压力，贫困状况要较中年人显著一些，基于经验和积累，中年人面对生存压力的承受能力，通常也要较青年人强一些——因此，青年人贫困程度的主观效应显得更大一些。青年人面对的代际不公，也不是上一代人人为压制的结果。事实上，近几十年来，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承受着改革压力及其代价的压力。今日年轻人所感到的那些实实在在的压力，如高房价、生活压力、就业压力、社会系统的科层化等等，不同年龄、不同阶层尤其是普通百姓们都同时在承受着，并不特别属于青年一代。因此，不能把青年人常态的相对贫困状况，看成是代际不公，也不能因青年人的贫困程度加剧从而把青年人的代际不公绝对化。青年人的代际不公依然是社会结构自身的问题。今日中国出现的代际公平问题有国情尤其人口方面的原因。如果说老年人的代际公平问题，表征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常态性并且也是长期性的问题，那么，青年人的代际公平问题，则是近些年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暂时的、不正常的甚至于是突发性的问题，相对于老年人的代际不公问题，解决起来其实要相对容易一些。

三

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中都碰到过不同代际发展的均衡问题，但似乎都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劳资矛盾以及想象性的资源无限论，冲淡了有可能激化的代际不公现象。现代资本主义所包含的福利国家路线，实际上帮助西方国家处理了代际公正问题。西方之所以在理论上把代际公正看成是当代人与后代人的资源分配公正问题，并把代际的讨论限于社会学视域，其实是有其现实实践方面的原因的。至于20世纪50—60年代，西方流行过所谓“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嬉皮士运动”、“大拒绝”，存在主义也成为青年人热衷追捧的哲学思潮，但这些东西主要说来不是缘于经济与社会结构，更不是因为代内公正问题，而是精神文化问题。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专门探讨了代际正义问题。他在基于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框架里提出的不同代际的正义储存原则，对于同一世代不同代际之发展正义而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每一代不仅必须保持文化和文明的成果，完整地维持已建立的正义制度，而且也必须在每一代的时间里，储备适当数量的实际资金积累”。^[83]实际上，罗尔斯勾画了同一世代内代际正义实现的理想状况。他强调了资源相对匮乏状况下建立维持代际公正的分配体制的必要性，这一点对我们大有启发。依照他的分析，如果青年人因年龄原因无法享受此前人们所享受到的住房分配政策而沦为贫困者，那就需要对分配制度进行反思与调整——比如，征收房产税尤其是对多套房产征收累进税，就是这样一种措施，也是一项势在必行的措施。

其实，依照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会更加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共同富裕，目标是和谐社会，而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形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千千万万普通百姓，使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现代化道路，这其中显然包括广大青年人及国家复兴事业的后继者。视青年人为弱势群体的制度安排方式，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及其发展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共同奋斗，而青年人以及后来人，更是这一事业的主体与后继者。

当代中国道路，成绩总与问题并存，困境总与机遇并存。中国改革开放每向前推进一步，都会涉及相应的利益调整，也会让一定的人群甚至于一代人承担压力、困难乃至于风险。80年代的人到中年问题，90年代的国有企业下岗问题，90年代后期逐渐凸显的社会老龄化问题，到今日青年人贫困问题，不同年龄段的人，每一位中国公民，既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承担了应有的代价，而中国社会结构系统也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应对这些挑战，涉险过关，突破难题，并且化险为夷，在此过程中，也帮助受困者，走出困境，实现更大的发展，由此共同推进民族的伟大复兴。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最近几十年来，甚至于整个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就是这样一步步艰难而又辉煌地走过来的。中国道路显示着中国特有的实践智慧，包括以特有的方式化解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今天的中国发展，已经到了必须告别功利主义模式、全面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时候了，其中公正问题应当有理由成为制度安排的核心理念。如果说“效率优先、兼顾公正”所表征的乃功利主义价值观，那么，今日社会发展所需要，倒应该是以公正为主导的效率激励模式。实现代际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必然是未来中国社会的不二选择。对于这一大势，当代中国的青年人更应当有确定的认识。可以说，谁先明确认识到这一点，而不为眼前的困难所限，谁就能在未来中国发展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