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日的界限

第三节　二律背反：工作日的界限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个积累基金。我们称为劳动者为维持自身生活进行的劳动为必要劳动，称劳动者为生产资料垄断者提供的劳动为剩余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前者形成劳动力价值，后者形成剩余价值。

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工作日就包含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这两者之比，等于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之比，就是剩余价值率。增加剩余价值和提高剩余价值率有两种办法：一是延长劳动时间，由此产生的是绝对剩余价值；一是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由此增加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要以劳动力价值降低，从而生活资料价值降低为前提。生活资料的价值如同所有商品的价值降低一样，是由于资本家要降低商品的个别价值，以攫取超额剩余价值的结果，因为资本家都这样做，商品的社会社会价值便降低了。正是追逐超额剩余价值，或追逐相对剩余价值，使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经历了单纯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的阶段。

劳动力的买卖本身并没有决定工作日的长度，因为它只能决定工作日比必要劳动时间长，而不能决定长多少。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必然使资本家极力延长工作日，以便增加绝对剩余价值。我们拿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工作日一比较，便可以了解。在封建主义自然经济占统治条件下，“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这样，“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封建主义对农民的剥削，还受到肠胃的限制，因而相对地说，不要求无限制地增加剩余劳动，工作日不至于无限延长。“在美国南部各州，当生产的目的主要是直接满足本地需要时，黑人劳动还带有一种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但是随着南方棉花出口变成这些州的切身利益，黑人所从事的有时只要7年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就成为事事都要加以盘算的制度的一个因素”。后者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所以资本家总是要求延长工作日。

规定一个适当的工作日，使工人劳动后能恢复正常的体力和脑力，以便日复一日地出卖劳动力，这本来是平等地出卖劳动力的要求，只有这样，才是使用劳动力，如果过度地延长工作日，而支付的劳动力价格又不相应地增加，那就是劫夺劳动力了。工人完全有理由说：“如果在劳动量适当的情况下一个中常工人平均能活30年，那你每天支付给我的劳动力的价值就应当是它的总价值的1÷（365×30）或1÷10950，但是如果你要在10年内就消耗尽我的劳动力，可是每天支付给我的仍然是我的劳动力总价值的1÷10950，而不是1÷3650，那就只支付了我的劳动力日价值的三分之一，因而每天就偷走了我的商品价值的三分之二。你使用了3天的劳动力，只付给我1天的代价。这是违反我们的契约和商品交换规律的。因此，我要求正常长度的工作日。”这对于理解无产阶级进行减缩工作日长度和提高工资的经济斗争，是十分重要的。

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的结果。英国从14世纪到18世纪中叶的劳工法，力图强制地规定工作日，因为这时资本主义尚在萌芽，刚刚出世，不能单纯地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而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即使这样，劳工法规定的工作日长度，在18世纪最后30年和19世纪前半期也被突破，因为这时进行的是产业革命，使用机器生产，工人的体力劳动相对地成为次要的，资本家就迫使工人延长工作日。劳工法于1813年废除，其原因除了工人运动提出要求外，主要是由于无产者身体衰落影响到士兵体格的降低。于是，有必要把工厂劳动限制一下：“正像有必要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一样。同是盲目的掠夺欲，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

从1802年到1833年，英国议会颁布了五种限制工作日的工厂法，但只是纸上的法律，因为议会并没有公布其实施的办法。1836年，英国工人开始了宪章运动，它把10小时工作日的规定作为基本的经济要求。正是这个时候，以马尔萨斯为代言人的地主阶级和以李嘉图为代言人的资产阶级，在议会中进行了一场关于存废谷物法的斗争，资产阶级提出废除谷物法，以便进口廉价谷物的主张获胜，并逐步付诸实施。地主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吃了亏，便伺机对资产阶级进行报复。于是，当工人提出10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时，议会中地主阶级的代表便予以支持。英国工人阶级就这样利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使其要求得到实现。

美国南北战争的第一个果实，就是争取8小时工作日运动。这个运动很快就影响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1866年在美国巴尔的摩召开了全美工人代表大会；同年9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都提出了8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它终于在1917年至1923年中，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陆续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