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弃“康梁体”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第四师范。
这时他的国文老师叫袁仲谦。虽然开始两人曾发生过不愉快的事,但后来通过交心,竟成了好朋友。毛泽东在袁先生帮助下摒弃了维新思想和康梁体,学会了写古文。
袁仲谦一再嘱咐毛泽东,像《昭明文选》这样的好书,一定要反复诵读、吟咏,仔细琢磨书中的内容,力求融会贯通。
讲到文章体裁,袁仲谦又说:梁启超写文章的笔法,是新闻记者的“手笔”。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梁启超是在两次赴京会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近年来又拥戴袁世凯当总统,为其执政摇旗呐喊,鼓劲助威。
袁仲谦还批评梁启超,说他写政论恰如其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
袁先生精辟地指出,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文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
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写政论,常常脱离大众,甚至闹出许多笑话。
袁先生对梁启超有褒有贬,可见对梁的生平比较熟悉,对其著作也有研究。他要求毛泽东改变文风,摒弃“康梁体”,下决心研究韩愈的文章,学写桐城派的古文。
在袁仲谦先生的严格督导下,毛泽东不敢稍有懈怠,坚持勤写苦练,精益求精。他十分重视每周一次的作文课,每次都按袁仲谦先生的规定,在两小时之内写好交卷,从不拖到课外。他利用课余时间,仔细研读《韩昌黎全集》等。他的文章,议论纵横,气势磅礴,而且“立试万言,倚马可待”,常常被老师批上“传阅”,贴在一师事务室对面的走廊上。每贴出一篇,同学们都争相阅读。他也很喜欢古体诗词,能背诵数百首古代诗词,填词赋诗的功力也非一般,但不轻易写作,偶一命笔,即成佳句。不少作品被一师的师生传抄吟诵,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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