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巨头”走上绝路

四、“三巨头”走上绝路

这时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罗易认为，应该而且能够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但是必须把汪精卫拉在一起。鲍罗廷则认为根本不可能也不愿意执行。当此中国革命动荡不安的紧要关头，左右着中共中央方针路线的有三个领导人物，一是罗易，一是鲍罗廷，一是陈独秀。三者在一些重大方针问题上态度各异，不能统一。况且他们三方面都有着根本性的缺陷，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敢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的领导地位，不肯坚定地实行中共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不愿意大胆地发动工农群众运动;而对于党内那些提出并实行这方面正确主张的其他领导人如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等，则一概加以排斥。中国革命的危机要指望由这三个领导人来挽救，已是不可能的。

罗易一意孤行，他决定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说服汪精卫共同执行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他认为，汪精卫还有挽回的余地。6月1日，罗易把这份指示的副本送到了汪精卫手上。

这就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罗易泄密事件”。

罗易这样做的主观愿望是想在此关键时刻最后作一次努力，促使汪精卫继续与中共合作，他并非不知道此刻汪精卫正在同右派一起密谋谈判，“叫喊要以共产党员的鲜血去换取蒋介石的谅解”。罗易自作聪明的轻率行动，加快了汪精卫与蒋介石合作反共的步伐。看完这份电报，汪精卫的感受是:已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汪精卫于6月5日解除了鲍罗廷国民政府总顾问的职务，第二天即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前往郑州，联合冯玉祥确定了一致反共的目标，进而走向与南京蒋介石政权合流的道路。

6月13日，汪精卫从郑州一回到武汉，立刻将他们的“分共”计划付诸实施。汪精卫这一名为“分共”的举措，实际上是在武汉政府所控制的地区进行反共屠杀的动员令。

而陈独秀依然对汪精卫抱有希望。为了表示继续合作的诚意，中共中央于6月28日下令解散中共领导的武汉工人纠察队。6月30日，陈独秀在武昌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尽管遭到瞿秋白、恽代英、任弼时等中央委员的批评与质问，陈独秀还是以其一贯蛮横的家长作风，强行作出了再一次向汪精卫退让的包括有11条政纲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

这个被一个月之后的八七会议称之为“退让投降的道路集大成”的决议案，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部队均须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八七会议对于陈独秀在国民党屠杀政策面前的这种投降主义政策，给予严厉批评。

1927年6月30日，在陈独秀主持下通过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标志着右倾机会主义达到了顶点，中共党内的最高领导人几乎全部彻底警悟，开始了与陈独秀的斗争与决裂。

陈独秀在出席了最后一次由他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湖南问题的会议以后，特别是在7月7日出席了武汉国共两党最后一次例行的联席会议之后，武汉的局势在客观上已不能容许陈独秀这样的头面人物公开活动。而在中共党内，陈独秀的路线也已经没有人赞同，他的领导地位自然也难以维持了。陈的秘书说，陈独秀感到革命渺茫，而个人又心力交瘁，只得引咎辞职。7月15日，陈独秀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请求解除其总书记职务的辞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