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敢想敢干，却引起唯心主义”

四、“提倡敢想敢干，却引起唯心主义”

“大跃进”确实走向了反面，成为大灾难，亲身经历过“大跃进”的人们，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客观实践与主观愿望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换言之，毛泽东以及当时赞成和参加这场“大跃进”的人们为什么犯这一错误呢?用毛泽东的话说:“提倡敢想敢干，却引起了唯心主义。”

薄一波认为其教训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把建设社会主义，根本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好像只要苦战三年，再加上若干年，就可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以往工作的成功和成就使毛泽东和很多人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作用，以为有了党的领导，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了群众运动的方针，我们就有了万能的法宝。低估我国根本改变落后面貌的艰巨性或者说轻敌了。

二是只怕冷不怕热，只反右不反“左”。从1957年整风、反右派以来，不停顿地批判“右倾保守”，批判反冒进，批判“观潮派”、“稳妥派”、“秋后算账派”，而对说大话、吹牛皮、放空炮，不仅不加批评，而且还予以鼓励、表扬，甚至升官。中央提出的指标，本来就已经高的，经过层层加码，就变成更高;本来不算是高的，经过层层加码，也变成了高指标。

三是不了解经济建设的特殊规律，仍搬用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只依靠群众运动冲击、猛干、乱干，势必破坏经济平衡，搞乱生产秩序，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

四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未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1958年管理权限下放，强调发挥两个积极性，大方向是正确的，但这并不说明当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对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一面有深切的认识;正好相反，当时在这方面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用毛泽东1961年的话来说叫做“一知半解”。1958年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带来的不是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而是一片混乱和无政府主义。

五是偏离了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调查研究传统。1958年，我们党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明显地偏离了这个优良传统。1958年影响最大的失误是农业的浮夸，由于农业的浮夸，导致了一系列决策的错误，而浮夸是从所谓“放卫星”开始的。

中共中央《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也指出:

“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没有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