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有“严重错误”的杨

一、犯有“严重错误”的杨、余、傅

任何一个政治事件都事出有因。

“杨、余、傅事件”也不例外。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国刮起了“右倾翻案风”。

江青等人对于所谓“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妖风”十分敏感，他们要抓一个“典型”整一下，以反击这股所谓“妖风”。他们按照自己的立场、观点向毛泽东报告情况，提出处理意见。

“亲自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对于危及“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右倾翻案风”的出现，当然不会漠然置之。他同意抓一个“典型”整一下。不如此不足以反击“妖风”。“抓典型”也是传统老办法。1959年，在党内党外对“三面红旗”议论纷纷的时候，就抓了彭德怀这个“典型”，以反击所谓“右倾”。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不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所信任，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怀疑为“异己”。

在全面夺权异常艰难而天下大乱的局面已经造成的情况下，各大军区大多数在支左中都支持了所谓“保守组织”，因而被认为犯了“路线错误”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决策:借重林彪及其老部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稳定北京军区内的局势。意图是:通过稳定北京军内的局势，达到稳定全军的局势的目的;通过稳定全军的局势，达到稳定全国的局势的目的。

所谓“稳定”，指的是不失控制，保证夺权的胜利。从“无产阶级司令部”坚持全面夺权来考虑，这个决策十分必要。在武汉“七二○”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自然更肯定这个决策了。

“无产阶级司令部”从夺权的全局考虑，不信任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杨、余、傅挨整，和他们在当时的表现也有关。总的说来，在军队担任重要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当时在若干问题上坚持了党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左”倾错误，抵制了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为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所不容。为了反击在全国到处刮起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必须打击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制造这个事件，既是“左”倾错误的一个突出表现，又是因“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而排除异己的一个突出表现。

“文化大革命”中，杨成武因身居代总长要位，很显赫，很引人注目。当年江青一伙猖獗一时，杨成武当然也有说错话，做错事的情况，但后来杨成武看不惯林彪、江青一伙的所为，每每暗中掣肘。当时王力、关锋、戚本禹出面四下里煽风点火，制造动乱，周恩来深为忧虑，杨成武奉周恩来的密令到上海向毛泽东如实报告。毛泽东外出视察时，杨成武随行。返京后，杨成武把毛泽东在外地的谈话向几位老帅作了传达，但没有告诉林彪。叶群多次追问毛主席对林副主席怎样评价，杨成武一直回避着没有回答。“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杨成武对几位老帅停发文件，杨成武一直没有照办，按照规定照旧发出。林彪对杨成武这种做法怀恨在心。

余立金的秘书，被空军党委办公室王飞等人诬陷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吴法宪即按叶群的旨意，逮捕了余立金的秘书。杨成武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在电话上要吴法宪放人，吴法宪不放。杨成武向林彪提出，他想和吴法宪单独谈话;林彪表示同意，又向吴法宪面授机宜，要他在同杨成武谈话时“坚持原则，做到不低头，不让步，不认错”。林彪又对吴法宪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杨成武与吴法宪谈了一个多小时，毫无结果。

傅崇碧在“文化大革命”中，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尽心尽力地保护了一些老革命家。还如实向上报告彭德怀被残酷批斗、打断肋骨的情形，也成了江青一伙的眼中钉、肉中刺。

所以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挨整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1968年3月24日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与会者准时到会，等了两个小时左右才开会。在主席台就座的有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叶群。陈毅等老帅坐在台下。

林彪首先在会上讲话。3月24日下午，毛泽东要林彪讲三个问题:一是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对两面派，三是哲学上的“相对和绝对”。林彪大体上讲了这些问题。他说:

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他的问题要大一些。主席说，就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林彪运用哲学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批判了杨成武发表于《红旗》杂志1967年第16期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江青在会上也讲了话。她说:“我完全拥护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她在讲话中编造了杨成武三次指示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的谎言，既诬陷杨成武、傅崇碧，又故意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问题的实质。她还说，王、关、戚是“我们把他们端出来”的。

陈伯达接着讲话，表示“完全拥护林彪同志宣布的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命令。”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伟大胜利是“揭发了彭、罗、陆、杨”;第二次伟大胜利是“打倒刘、邓、陶”;第三次胜利是“把‘二月逆流’击溃了”;第四次伟大胜利是“把刘、邓、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隐藏在文化革命小组里面的小爬虫——关、王、戚揭露出来了”;第五次胜利“就是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揭露出来了”。陈伯达在讲话中还就发表杨成武关于“大树特树”的文章作了一点“自我批评”，说由于杨成武“不断催”，也就“让它发表了”。

康生接着讲话，表示“完全拥护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的既严肃又宽大的英明决定”，认为“应当说江青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树立了特殊的功绩”，他在肆意攻击污蔑所谓“二月逆流”之后，说道:“我相信杨成武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的。”

散会前，毛泽东从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见全体到会者。全场沸腾起来，长时间地高呼口号。

三位高级将领就这样被打倒了!

在召开大会之前的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其内容是:

(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同日，又发布命令，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任命副总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