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到年月病逝

四、从1999年到2007年6月病逝

1999年，龚育之经过多次申请，终于实现了他正式退出行政领导岗位的愿望。这一年，他即将满70岁。他表示，“现在虽然已退下来了,但我会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继续写一点东西”^[9]。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辞去行政领导职务而专注于理论宣传、学术研究后，他更是全身心投入中共党史、文献的研究，著书立说，力作不断涌现。

一方面龚育之还继续承担着中共中央交付的许多重要工作，继续系统地研究、宣传、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起草人之一，先后参与了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共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组首席专家，对于送给他征求意见的文件、讲话、书籍、文章，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总是有求必应，不辞辛苦，一丝不苟，认真审读，提出了许多重要而有见地的意见。

另一方面他仍一如既往地埋头书桌，专注于研究中共理论和中共党史问题，克服由于身体病痛带来的不便，在病床上还坚持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文章。从1999年开始，龚育之在《学习时报》开辟“党史札记”专栏，发表了百余篇文章，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2002年初结集出版《党史札记》，2004年又出版《党史札记二集》。在他去世之后，出版社和编者仿照鲁迅编《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的先例，把《党史札记二集》以来发表的文章集结出版，名称为《党史札记末集》。三集《党史札记》汇集的几百篇文章，有理论、有事件、有人物，一事一议，是独具一格的中共党史本子，是使中共党史从讲堂和研究室走向社会，走向大众的一种高品位的著作。讲理论，不是干巴巴说教，是通过历史事实把道理说清楚；说事件，不是就事论事，是通过具体事件，让你悟出一个事理；道人物，不是介绍孤立的个人，是把人物放在时代变迁的历史中描述。这些札记叙事、论理、记人、评书，考订若干中共党史资料，厘清了一些重要的中共党史史实^[10]。如收入《党史札记末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访龚育之教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我所知道的陆定一》等都是其力作，且又很具可读性，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札记虽然围绕中共党史来谈，实际上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方方面面。他对中共党史的考察，求真务实。不说大话、套话，而说明白的话、实在的话。他立场坚定，观点鲜明，观察问题有独到见解，给人以思想启迪。

2004年，在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的日子里，为纪念一代伟人邓小平，龚育之与人合作，出版了一本书——《重读邓小平》。用他自己的话讲，那是他在几篇旧作的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的。一个主要的修改，就是对他以前著作里说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之类的提法，经过思考和反复推敲之后，新著一概不再沿用，并解释了这样修改的原因^[11]。原因解释的很谦虚，但观点让人耳目一新。

2006年，恰逢陆定一百年诞辰。龚育之写了长篇回忆文章《我所知道的陆定一》^[12]。陆定一是中共党内长期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担任中宣部部长达22年，经历波澜壮阔、坎坷而丰富，陆定一的丰富经历就能折射出中国革命的艰难和曲折。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龚育之一直在陆定一的领导下工作。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有两部分特别受到各方的关注，一部分是《陆定一不当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说明了在1955年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委员制度的由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从始至终领导、组织、实施这件事情，自己却没有当学部委员。龚育之详细讲了事情的原委，说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值得称道、至今仍有现实教育意义的事情。龚育之回忆的这件往事，树立起了一个正面的历史典型，引起了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共鸣。其重要的教育意义在于官员不参评学部委员，有助于维护评审的学术标准和公正原则。另一部分是《陆定一的最大失误》。龚育之作为陆定一的老部下，对陆定一非常敬重，这篇回忆文章就是明证，不仅因为陆定一曾经是中共宣传战线的领导人，也是龚育之的老领导，更因为陆定一在中共历史上有过很大贡献，在工作上有过许多业绩。比如“双百”方针，龚育之称陆定一是“这个方针的权威的阐释者和创造性执行者”^[13]，介绍了陆定一对这个决策的提出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龚育之并不为尊者讳，讲陆定一的贡献、业绩，也不回避陆定一的失误”^[14]。龚育之记叙了陆定一的一个最大失误：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陆定一与其他领导人在中共知识分子政策上产生分歧，陆定一不同意周恩来、陈毅等人为知识分子重新定性——给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中共改造、教育好的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戴上“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的帽子，也就是举行“脱帽加冕”的仪式。这种分歧在当时的中共高层引起不小的波动，现在回头再看这件事情，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错的是陆定一，对的是周恩来、陈毅。当然，陆定一的失误，是与当时“左”倾错误的大背景密切相关的，这不是陆定一一个人的错误，而是这个民族的悲剧。显然，龚育之郑重其事地回顾这一历史悲剧的目的，不在于猎奇，而在于提供史料，让后人汲取教训。

龚育之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来投入到自己喜欢的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与在位的时候不一样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