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龚育之研究的重点转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1.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

自1975年进入编辑毛泽东著作的核心层，毛泽东研究在以后竟成为龚育之一生的事业。“在党的文献研究中，他下功夫最多的是毛泽东的文献研究，在编辑毛泽东著作的岗位上工作了12年。”^[16]早在1981年10月，在广西桂林市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龚育之就结合学习《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内涵和根本特点发表了具有独到见解的论述。龚育之在文章中提到，会上大多数人的文章在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时候，是把它提高到“马列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的提法，龚育之首先赞成这个提法，但是，龚育之有他自己的想法，并不人云亦云，而更愿意把这个提法修改为“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或者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概括”^[17]。在《历史决议》刚刚通过不久，要将人们的思想完全统一到《历史决议》的规定中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此，在这个会议上，龚育之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遵守中共的决议和保障科学研究的自由，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具体到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定义，龚育之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不单是哲学原理，哲学是世界观，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它同革命实践结合，还需要许多中间环节，还需要通过许多具体的科学的和具体的研究。龚育之认为：“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一个完整的而不是零碎的概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过程。中国共产党实现这个结合的历史任务，不是按照学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分解开来进行的，也不单是从理论领域而是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活动的一切工作领域来进行的。龚育之的这种概括和解释，让人听了以后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18]。就“毛泽东哲学思想”条目的阐释，龚育之是十分尊重《历史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的，龚育之的过人之处是在《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科学规定的基础上，按照他自己提倡的遵守中共的决议和保障科学研究的自由辩证的结合起来，并把这种科学研究方法运用到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上，既身体力行，又力排众议，独树一帜，做了与众不同的创造性的发挥和发展。以至于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毛泽东哲学思想”条目，都采用了龚育之这个阐释，可见这个提法是得到大家普遍肯定的。

龚育之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宏观研究上能够很有分寸的把握，在微观细节的具体研究中十分重视资料的占有和使用，还不仅仅局限于此，龚育之将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作为毛泽东全部著作的一部分来研究，也就是十分重视对毛泽东哲学著作与其他著作的贯通研究；龚育之注意将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创造活动放在中共整体历史当中来研究，因此十分重视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与总结中共历史经验结合起来作哲学研究；龚育之还注意将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当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理论成果，这个理论成果的产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与各种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做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因此，龚育之十分重视将毛泽东哲学著作与各种思潮作批判性的比较研究，他还把毛泽东的著作和中共党史以及各种思潮结合起来，做系统的研究。龚育之的《从〈实践论〉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听毛泽东谈哲学》，等等，都体现了这样一些特点，因而总是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好评。比如，龚育之认为，学习、宣传、研究毛泽东思想一定要站在中国人民革命实践活动及其发展基础上，而不能站在离开这种实践的基础上，尤其是不能以国外的研究为新起点，对于国外研究提供的材料和观点，一定要分析、要鉴别，使用的时候要慎重。要引导青年研究者走“学习马克思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社会，立足于中国人民革命实践来研究中国历史的道路”^[19]。要坚定、正确地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意义，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要与时俱进。中共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历史，既敢于修正错误，包括毛泽东的错误，又敢于坚定不移地坚持真理。坚定、正确这两点很重要，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也很重要。如果坚定而不正确，那是顽固坚持错误。如果有正确观点，可是遇到一些议论和一些不同的意见，就不能坚持，那这个正确意见就不能贯彻落实，得到成果。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称他为中国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大家,他是当之无愧的”^[20]。

2.关于邓小平理论研究

一是对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起点、标准、根据的研究。邓小平理论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是“始于毛，成于邓”。龚育之对这种观点表示了一定的赞同，但又同时指出：将邓小平理论的起点追溯到1956年、1953年或者1949年有其道理，但这种追溯“已经不属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问题，不属于这个理论的现实依据，而属于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历史根据，即这个理论同过去的历史经验的联系和继承的问题了”^[21]。他主张把1975年的全面整顿看作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因为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后来虽被打断，实际上是拨乱反正的开始，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才是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真正起点。“起点之前，属于酝酿和准备”^[22]。怎样才算形成了理论？龚育之的理解是：“判断理论是否形成要看实质而不是表达形式，”^[23]进而指出“只要系统地回答了所研究领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就应该承认这个领域的理论已经形成，至于这种回答是以大部头理论著作的形式表达出来还是以小册子的形式或者决议、报告、讲话的形式表达出来完全取决于历史的条件和个人的特点”^[24]。有了明确的标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著作有无形成理论体系的迷惑就不解自开了。在龚育之看来，对新中国成立后30年历史进行科学总结，“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据”^[2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现实根据，它本身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崭新的篇章”^[26]。

二是对邓小平理论哲学基础的研究。一切科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深厚的哲学基础之上的，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此，龚育之对邓小平理论哲学基础的研究是贯穿于对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各个方面的。龚育之发表的《精髓·前提·哲学基础——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文，可以说是国内较早开展邓小平理论哲学基础研究的文章，也是龚育之本人研究邓小平理论哲学基础的一篇力作。龚育之在文章中指出，中共十四大报告把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求与中共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密结合起来，是一种崭新的提法，以前从来没有过，说了以前别人从来没有说过的一些新话，这些新话所包含的意思就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重新恢复和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邓小平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龚育之首先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然后系统阐述了这个哲学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全过程中的指导作用；龚育之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标志，就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并行之有效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到重新恢复和确立；龚育之认为改革开放的前提和基础就是需要不断的深入解放思想，改革的进程就是解放思想不断深入的进程，在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就是要用不断的解放思想才能解决，改革的宏大进程就是要用不断的解放思想来推动。龚育之从当时改革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中得出结论，解放思想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和两个“一切”。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讲的，两个“一切”是龚育之根据中共十三大报告自己归纳的。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两个“一切”的中心意思是指：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符合人们利益，那么社会主义就应该大力提倡。除了这篇讲邓小平理论哲学基础的代表性著作之外，作为“邓小平理论哲学基础的党的思想路线理论研究的权威”^[27]，龚育之在论述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著作、论述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著作以及其他许多有关邓小平理论方面的著作中，都对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精髓作了多角度、全方位、系统地阐发。他的许多文章仅仅从标题上就让人感觉到他对解放思想的关注和思考，比如，《解放思想的新起点》、《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经济改革与思想解放》、《市场经济问题与思想路线问题》、《新的革命·新的理论·新的旗帜》、《思想更解放一点，理论更活跃一点》，等等。这些都是龚育之强调解放思想进行理论思考的结果。龚育之的论著在推进、宣传、阐发、贯彻中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

三是对邓小平理论一些基本理论观点的研究。比如，对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思想的考察。“1991年秋天，龚育之重读了邓小平的著作和有关邓小平言论的全部剪报资料，意外地发现了许多以往被忽略了的重要内容，整理出一份长篇读书笔记，完整地回顾了邓小平许多思想尤其是市场经济观点的由来与发展，说明了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市场经济思想是酝酿多时、深思熟虑的，而不是心血来潮、灵机一动。”^[28]这些发现在理论界引起极大反响，对于将人们的思想统一到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上来有着积极意义。针对那种将外国词典中的定义作为出发点来讨论市场经济问题的错误观点，龚育之在围绕市场经济有关论述的访谈录中强调：讨论问题的正确出发点应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实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成就和经验、问题和出路的实际”^[29]。“这一科学的出发点，对于动摇‘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帮助大家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上取得共识的作用不容小觑。”^[30]又如，他对邓小平关于“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战略估计”的思考。在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时，龚育之回顾了邓小平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科学提法，并立足于那时候的中国国情分析道：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有空间地域、有历史时间过程的特指，是总体战略指导上的估计，不是一时一事的估计，是出于长远目标的考虑，也不是对任何时候、任何事件下主要错误倾向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估计；这个战略估计是从中共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中来的，它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可以帮助我们的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在复杂的形势下，在战略上保持头脑清醒，保持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在新世纪新的发展阶段里奋勇前进”^[31]。

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

龚育之是一位中共党史专家，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认为，理论来自历史，理论适应历史的需要，理论指导中共率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理论又接受历史实践的检验。“马列主义到中国，是应历史的需要而来的。”^[32]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是应历史的需要而起的，邓小平理论也是如此。

1991年，龚育之负责编写胡绳主持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第六章和第七章。经过与胡绳等人的反复商量、探讨、推敲后，龚育之在第七章中就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的成功与失败的探索突破了传统模式讲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而提出了“十年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的新概括，让人茅塞顿开，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龚育之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路线和纲领》一文中，对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理论上的阐发，对比于中国以前所处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路线和纲领是“面对实际、开拓前进的理论”^[33]。龚育之提出的许多独特的看法和观点总能使人耳目一新。

在中共十五大报告的基础上，龚育之进一步总结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经过了三段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段，新中国建立后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发生了二次历史性飞跃，出现了三大理论成果：产生于第一段时期第一次飞跃中的毛泽东思想，产生于第三段时期第二次飞跃中的邓小平理论与后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又首次提出第二段时期可以视做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这样一来，前后两次飞跃就很好地衔接起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的历史就明朗多了。”^[34]

2005年，龚育之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一文，就如何让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新的活力、实现新的发展、取得新的成就，提出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还要注意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也就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中国的国情特点结合起来，同中国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

2006年，龚育之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异端”问题》一文，总结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守旧与创新、教条与创造之间的经验教训，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要把握好“异端”和“创新”的关系。

4.关于中共党史中若干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研究

在龚育之看来，写中共党史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共领袖，还要看到人民群众和一般党员干部的作用。作为事件的参与者、当事人和见证者，他撰写了《听毛泽东谈哲学》、《胡绳琐忆》、《几番风雨忆周扬》、《于光远素描》、《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我所知道的陆定一》等许多关于中共历史事件、中共历史人物的回忆文章，书中的详细描写为我们认识中共一些历史风云人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龚育之撰写的《大书小识》、《开国盛事的三个细节》等大量书评和札记，既为我们提供了富有研究价值的史实和史料，也把他自己的思考成果奉献在读者面前。例如，他梳理了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的批斗细节，再现了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艰难。在《〈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文章中，龚育之形象地将批《二月提纲》和批包括《汇报提纲》在内的“三株大毒草”分别比做“文化大革命”的开台锣鼓和收场锣鼓，详尽记录了七个“攻左庇右”材料准备的缘由和背景以及整理时的议论和考虑，回忆了1966年2月武汉东湖之行向毛泽东汇报提纲的现场情况，整理毛泽东于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所作的推敲与修改，简单勾勒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时的短暂平静与毛泽东号召“打到阎王，解放小鬼”后风暴的再起^[35]。

在《〈汇报提纲〉的前前后后》一文中，龚育之补正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的一处题注，努力回忆起了《汇报提纲》中所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无可争辩”的马克思主义命题被肆意挞伐成“反马克思主义”的“唯生产力论”的经过，以帮助大家了解“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命题提出的艰辛历程；在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论点的引用和重申，以及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邓小平拨乱反正其实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拨乱反正是被‘批邓’打断了的全面整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36]。

根据他当年的个人笔记和其他资料，龚育之在《〈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一文中生动讲述了科学小组是怎样走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前头，在1961年秋到1962年春一系列的广州会议上是如何勇于适时触及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敏感问题的。聂荣臻较早察觉知识分子的顾虑，陶铸首次主张中南地区“三不”（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从一马当先——马大猷率先要求“正名”，到百马奔腾的局面，最后是周恩来英明主持决策，陈毅极力倡议“脱帽加冕”^[37]。还是在龚育之的这篇文章中，他还回忆起了胡乔木就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论断的微妙修改——“在周恩来就知识分子的问题要求毛泽东表态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