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理论风格和学术风骨

第三节　独特的理论风格和学术风骨

较之于一般的理论工作者，龚育之研究中共历史和理论，显示出很大优势和很高水平。

一方面龚育之充分发挥自己参加了许多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工作的便利，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同中共文献的编辑、学习、宣传很好的结合起来，在他紧密结合形势而发表的许多文章中都能够充分反映这个特点。1988年，龚育之发表了《思想解放的新起点》这篇文章。在文中，龚育之首次披露了在1956年末到1957年初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人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的一些闪光的思考，在如何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谈到可以允许一些私营企业的发展，来补充社会主义的经济，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一点资本主义的几段谈话细节。为我们后来正确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做了铺垫。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久，龚育之发表的《市场经济问题和思想路线问题》文章，第一次向公众详细介绍了邓小平有关市场经济问题的论述，龚育之所提供的这些历史细节的资料，引起了学界、新闻界和政界的普遍兴趣和思考，人们在随后写文章的时候，纷纷引用他所提供的资料和观点^[39]。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后，他和郑必坚、逄先知合作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一文，被学界认为是研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最有影响的著作。随后龚育之一发而不可收，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为契机，联系前期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的前两卷著作，就邓小平理论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内容进行阐发，陆续撰写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读〈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等多篇文章，这些文章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于邓小平理论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发挥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每逢在重大而又有纪念意义事件发生的日子，他就撰写一些纪念性的研究文章，如《从十五大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来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纪念五四”的历史回顾和当代意义》来纪念五四运动、《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江泽民七一讲话》来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忆往:读毛与编毛——序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来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十周年、《独特的超越——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编邓选——解放日报记者采访记录》来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等等，这些文章都不是泛泛而谈，更不是应景之作，而是花费了龚育之很大的精力，在社会上极具分量和影响^[40]。

另一方面由于龚育之参加了中共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因而他的论著总能够同中共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紧密的结合起来，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紧密联系实际方面总能够先人一步、胜人一筹。稍微留意一下，我们会发现，每次中共党代会和重要中央全会后，龚育之总会把自己理论思考的结果奉献出来，几乎都有学习和研究的重头文章推出。如《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宪法实施的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新概括》等文；中共十三大后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地位和主要矛盾》等文；中共十四大后发表的《线索和阶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新的伟大革命和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今天中国的时代真理》等文；中共十五大后发表的《旗帜·灵魂·标志》(与郑必坚合写)、《三次巨变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由来》等文；中共十六大后发表的《十三年：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等文^[41]。这些文章的发表为龚育之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奠定了他作为当代中共著名理论家的地位。

透过以上两点我们不难发现，龚育之文章的过人之处，除了他文理交融的宽阔学术视野之外，还在于很难有人像他那样具备亲历者、研究者与思索者这三重身份。第一重身份，他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第二重身份，他是一位理论和历史的研究者；第三重身份，他是不懈的思索者。“亲历者未必能具备研究者的素质，而研究者通常很难有亲历者的那种切身体验，而要真正认识自己的经历，进行深入的研究又必须有反复深入的思考。”^[42]特殊的人生经历不仅使他目睹过某些惊心动魄的历史风云，对历史有着常人无法比拟的熟知度，而且造就了其独特的理论风格和学术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