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剖析中来研究邓小平理论
龚育之认为,要真正弄清楚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揭示其中继承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就必须进一步弄清楚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为此,就应该“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不断发展,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两个发展阶段,来认识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定位”[1]。在他看来,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要研究它,首先就要追溯它从哪个母体中来,它继承了什么,它孕育的过程,它诞生的标志,它诞生后经历的各个成长和发展阶段。就是说,要研究它发生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没有这样的历史解剖,只有概念罗列,是不能论述深刻的。而这样的历史解剖正是本文着墨很浓的一个部分。
龚育之认为,早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就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观点。这一观点在中共十四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并与“两大理论成果”的观点结合起来,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学术界,最早对这个问题进行阐发的,当数龚育之1992年10月在中央党校所作的关于中共十四大的学习辅导报告。这篇题为《新的革命·新的理论·新的旗帜》的报告指出:“两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两次伟大革命,两次历史性飞跃,两大理论成果,从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跨度来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就能看得更清楚一些。”[2]他指出,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现在的150多年来,由于时代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从内容到形态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这15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三次伟大的历史性推进。第一次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第二次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第三次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胜利,其理论成果分别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中共十五大正是在充分总结“两次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的思想基础上,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3]。龚育之认为, 所谓“新阶段”,只是一个相对意义的时间概念,是相对于前面的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来的那段时间而言的,在有了前面阶段的基础上,才有后面的阶段。他还对新阶段的“地域性”和“时间性”作了具体的界定。这样一来,前后两次飞跃就无缝隙地衔接起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明朗清晰多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