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二、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龚育之认为，“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地泛泛讨论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问题。同样的道理，我们讲毛泽东思想，讲邓小平理论，都是讲马克思主义在现阶段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不是离开中国这个实际，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为了解决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的历史课题。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努力探索完成并总结出来的重大理论成果，对世界是有一定的意义的，我们也不可低估它的这种意义；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准备为世界上别国的人们确立理论准绳，制定理论框架，划分理论阶段。别的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会从他们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制定符合他们国家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基础上，去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9]。

在上述这段话中，在“中国”，这是地域空间的概念，是对地域空间限制的定位。“现阶段”，这是时间的概念，是对历史时间限制的定位，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一个阶段而言的新阶段。所谓的前一阶段，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的阶段。“归根到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从历史而来，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入历史新时期而来，是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应运而生，从解决历史新时期的新任务，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来。”^[10]在龚育之看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经历从未有过的历史实践的考验，“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到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已经经历过三次伟大的历史性推进，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革命，意味着社会主义正经历着从挫折中奋起的新的伟大历史性推进”^[11]。因此，如果要准确考察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和地位，就不仅要从中国共产党多年艰苦奋斗历史的大跨度来看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还要进一步从世界社会主义150多年历史的更大跨度来看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意义和地位。

邓小平理论是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呢？龚育之认为：（一）它以世界格局和时代主题的新变化为转移，确立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中心和基点；（二）它以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新变化为转移，依靠改革的力量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三）它以现代科技革命的新变化为转移，把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建立在依靠和推动科技进步上；（四）它以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变化为转移，在对外开放、积极吸收人类社会文明成果中的积极因素来加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