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右到极“左”

一、毛泽东：从反右到极“左”

龚育之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从“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有“二十年间‘左’的错误”^[65]。

就历史的观点而言，毛泽东思想是与“左”和右的斗争中产生的。可以说，从中共建党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一直是一位坚定的反“左”者。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中共八大和八大以后的一段时期里，毛泽东却从反右逐渐走到了极“左”。

毋庸讳言，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全新的事业，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事业，这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领导人是个重大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之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认识中国国情、如何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不完全清楚。套用苏联社会发展模式的多，生搬硬套战争时期的成功经验做法多，片面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动向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从而导致了中共在指导思想上一系列“左”的失误，从反右到反右扩大化，再到“文化大革命”，都是“左”的指导思想发展的结果，从而使中国的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

在龚育之看来，毛泽东晚年，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严重的极“左”错误，可悲的是毛泽东不认为自己这是在推行“左”的路线，所以毛泽东的这种错误是以反右的形式出现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前的中心任务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最终是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巩固政权。在执政前中国共产党党内外关系一定程度上就是敌我关系，因此反右具有自我保护的意义。右的错误就属于敌我矛盾。“左”的错误就属于内部矛盾，这样就形成了“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夺取政权后的中国共产党就成为领导者和执政党，其他各党各派均处于被领导地位，至多是处在参政议政的地位，这时中国共产党与各党派的内外关系就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代替了或至少部分代替了原来的敌我关系。因此，这时的反右便具有了两重性，一是如果敌对势力要颠覆政权时，中国共产党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反右仍具有革命性；二是如果反右打击的是对中国共产党错误行为的善意的批评者，那反右就属于对不同意现持有者的排斥，就会丧失活力，更谈不上有革命性。

毛泽东名为反右，实为极“左”的错误恰恰就属于第二种情况。他的这一错误的前提是当时国内外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复杂事件促成的。国际上，在社会主义阵营方面发生匈牙利事件、中苏两党矛盾在苏共中央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后加剧；在资本主义阵营方面发生美国侵占越南，那时的台湾当局叫嚣反攻大陆。在国内一些反动分子造成的各种犯罪现象增加、党内外人士对中共“左”倾错误政策的善意的批评被毛泽东错误的认为是向中共夺权的信号等等，使毛泽东处处感到右的现实危险，从而对国内外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夸大化的错误估计，判定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将会遥相呼应，联合起来推翻中共的执政地位，判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那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错误的判断必然导致将中共党内不同的意见、善意的批评和其他人民内部矛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式来解决，产生了由反右而到极“左”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毛泽东贯穿始终的反右的理论武器，因此即便毛泽东晚年虽有几次纠“左”的努力，但收效甚微，有的甚至还走到它的反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新中国成立后，客观地说，毛泽东所采取的各种反右措施，对于中国共产党巩固政权，保持执政地位，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此，决不可一概否定。在如何看待“左”和右的问题上，毛泽东的错误在于违反了自己一直强调的辩证法，只抓矛盾的一个方面，放弃了“两手抓”。毛泽东只看到了右的危险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而没有看到“左”的危险。反右的同时忽视防“左”，进而走向了极“左”错误的死胡同。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左”倾错误得不到有效的制止。在具体的反右形式上，毛泽东认为要达到反右（实为极“左”）的目标，最好的方式是发动亿万群众，全面推行阶级斗争，以大乱求大治，这无疑是缘木求鱼。历史已经证明，以群众运动形式进行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只能是“大乱”，而不可能是“大治”。真正纠正这个错误，则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