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二、邓小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与毛泽东反右防修的思想不同，反“左”是邓小平一贯强调的重点。龚育之认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的观点，是他一贯的、讲过多次的、一个带有基本估量性质的观点”^[66]。

从1978年到1992年，邓小平至少3次强调“左”比右危险。第1次在1987年4月30日，指出我们最大的危险还是“左”^[67]，这是邓小平对来访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说的。第2次在1987年7月4日，指出今后搞现代化建设，最主要的是来自“左”的干扰^[68]。这是邓小平与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谈话时谈到的。第3次是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到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69]。

龚育之认为邓小平所以坚持重点是防“左”，首先因为“左”比右根深蒂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已经形成一种“左”的习惯性的思维定势，纠正不容易，要彻底纠正难度更大。其次，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并且政权已经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多少年来反右容易扩大化，而反“左”总是不彻底，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反“左”是自我否定、自我革新，这比革别人的命难度大，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选择和实施的艰难和曲折，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正是以反“左”为主导思想的自我革命。在龚育之看来，（一）这是一个全面的观点。讲“左”和右两个侧面，讲两个方面的斗争，而不是只讲一个侧面。邓小平本人是坚持有“左”的问题存在就反“左”，有右的问题存在就反右，从来没有说过只要单方面的反“左”，或者只要单方面的反右。（二）这是一个有地域空间设定范围的观点。“在中国”就是地域空间范围的限定，而不是指别的国家。（三）这是一个既有历史意义、又有战略内涵的观点。这里所指的历史内涵，主要是包括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主要的都是“左”的错误^[70]。所谓的战略内涵是指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改变旧观念束缚的阻力主要来自“左”。 ^[71]（四）这是一个长期战略估计，不是短期的一时一事的估计，也不是不管实际发生的情况如何，而盲目的反“左”。必须是根据实际发生的情况，及时作出准确、科学的判断。存在右的问题时候就要反右，存在“左”的问题的时候就要反“左”。对这方面，邓小平是高瞻远瞩的，他说：“作这样的战略估计，是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在战略上保持清醒头脑，保持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下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72]

在龚育之看来，邓小平对“左”和右及其危险的认识是清醒的、全面的、客观的。邓小平的高明在于其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来作为反“左”反右的理论武器，在于反“左”的同时要防右，在于反右的同时要防“左”，在于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不能一手软，一手硬。只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不会变质，右的干扰就能得到排除。在邓小平看来，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73]；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就能排除“左”的干扰，因为在邓小平看来“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74]。中国共产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既能防“左”，又能防右，这是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已经深入人心，最基本的是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只要不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反“左”的时候不会出现导致极右的情况，在反右的时候也不会出现导致极“左”情况出现。在邓小平看来，“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什么也干不成”^[75]。邓小平反“左”反右的做法表明这是一条成功的道路、发展的道路、以事实来说话的道路，因为他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邓小平不同于毛泽东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