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必须始终注意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与党俱进地推进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发展
在龚育之的理论视域,思想路线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一个独特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型。他认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和能否正确解决中共思想路线问题息息相关,都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与党俱进的中共思想路线作为思想基础、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在《在党的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一文中,龚育之曾简明扼要地指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一脉相承,两个阶段。”一脉相承的“脉”,首先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之‘脉’”。他说:“有的时候人们就讲一个世界观,如果这个世界观包括了社会革命论,包括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那也可以;如果这个世界观只是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那就还要讲社会革命论。”[24]在龚育之看来,“世界观是讲你怎么‘观’这个世界;社会革命论,则是指你观察和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改造世界朝着什么政治方向。”因此,“如果世界观不延伸到社会革命论,不延伸到科学社会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仅仅是一个哲学学派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这就是相承之一脉。”[25]笔者以为,龚育之的这一看法无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的。从哲学层面看,一般来说人们在思考问题、开展工作时,都涉及一个从什么出发的问题。是从物质到精神、从客观到主观出发,还是从精神到物质、从主观到客观出发。换言之,是从实践出发还是从本本出发,这是两条根本不同的哲学认识路线,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主观主义思想路线之争。
尽管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脱离客观实际、抽象思辨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的大敌。但是,中共提出和解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过一个历史过程,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的”[26]。从《反对本本主义》到延安整风,毛泽东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著作,深刻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反对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论思想路线,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正式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27]。根据毛泽东的概括,所谓“实事”,即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物质决定意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要求;“是”,即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根本要求;“求”,就是对客观事物内部规律的研究、探索过程。也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的认识过程。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在龚育之看来,由于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哲学上武装了全党,“这就使我们党摆脱了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束缚,从实践中开辟了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28]。
不幸的是,新中国成立不久,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相当程度上被抛开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句句是真理’更是走到它的反面。‘两个凡是’则是仍未能摆脱这种个人崇拜的思想樊笼的产物。”[29]其结果,“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30]。因此,“文化大革命”后复出的邓小平,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支持和领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从《反对本本主义》到延安整风所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这样就从哲学上重新武装了全党,在实践中开辟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自己的道路,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在龚育之看来,“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31]。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始终反复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指出:“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32]“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33]1978年9月16日,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邓小平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34]针对当时的思想僵化状况,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本的问题还是……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35]。稍后,在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36]1980年2月29日,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把他关于实事求是问题的思考作了这样的哲学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37]
可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邓小平思想认识的全过程,“改革每一次迈出重大步伐,都要以解放思想为前提和先导,并且推动着解放思想的前进”[38]。无论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还是对现实状况的把握,无论对制定政策根本依据的强调,还是对取得成就基本经验的归结,都以实事求是的思想一以贯之。正是根据实事求是思想,邓小平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加以区别,既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又批判了“两个凡是”;既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共的指导思想,从而解开了提出“两个凡是”的中共领导人难以解开的“死结”,也可以说是解开了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面临的一个“世纪性难题”;正是根据实事求是思想,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正是根据实事求是思想,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使毛泽东、周恩来原来设想的和平统一祖国大业正在逐步成为现实……诚如石仲泉所言,“实事求是思想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思想,任何人都懂得它,但是不一定能够正确地运用它,也不一定能够运用得这样广泛。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把这个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伟大成就”[39]。龚育之也是赞同这一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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