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在马克思主义兴起和演进中的双重影响

时间：2023-10-01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潮推进了新知识基础形成、新思维变革、新学术范式转换，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和演进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与此同时，其中所包含的工具化实用主义倾向以及科学——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的演进，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演进又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钟学敏^[1]

【摘　要】适应中国近代救亡图存和社会启蒙的要求，人们对西方科学的传播和认识不断深入，逐步形成了一股独具特色的近代科学主义思潮。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潮推进了新知识基础形成、新思维变革、新学术范式转换，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和演进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与此同时，其中所包含的工具化实用主义倾向以及科学——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的演进，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演进又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近代科学主义思潮　马克思主义　双重影响

对当今中国许多问题的思考都要回到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源头上去认识，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延续到19世纪中期遭遇西方坚船利炮的轰击后，才被迫地纳入近代世界历史体系，各种思潮从此在中国传播、交融，互相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兴起和演进问题的思考也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和演进无不受到当时各种思潮的影响，其中包括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

一、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及其主要特征

随着近代科技在西方先进国家的突飞猛进以及西学东渐，近代科学技术逐渐传入中国。人们对西方科学的认识不断深入，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近代科学主义思潮。

第一阶段，器物层面上的科学主义思潮。19世纪40年代后，首批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诠释“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2]。他们看到的正是我国自身所缺乏的科学技术这一物质事实。后来的洋务派同样注重的是西方的“技”，在创办洋务企业过程中，学习和引进西方科技文化，如江南制造总局所设的翻译馆翻译了大量著作，包括自然科学、工程学、制造学、医学等，有一定的学科价值，但仍然只为“中体西用”服务，强调其中“用”的功能。

第二阶段，方法论层面上的科学主义思潮。甲午海战失败后，维新人士开始认识到科学的功能，并力图运用科学方法改造传统。自称是“天演哲学家”的严复运用进化论宣扬“世道必进，后胜于今”，批判传统“天不变道亦不变”；^[3]倡导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把近代科学作为一种方法和价值来接受。他大力倡导逻辑学，认为“所以称逻辑者，以如贝根（培根）言，是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4]。他竭力提倡“实测内籀之学”，即“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于公例者也”^[5]。康有为大胆运用科学方法改造传统释经法，在《实理公法全书》中系统论述了“实测”之法（相当于实验法）、“实论”之法（相当于归纳法）、“虚实”之法（相当于演绎法），并用“虚实”之法编排了《实理公法全书》的结构。章太炎侧重于宣传演绎法，最早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印度的因明学和中国《墨经》进行比较。梁启超则把演绎法引进史学研究，“注意于来因与后果”，“体悟于百年间若断若续之史迹”。^[6]这一阶段，科学具有了方法论和根本法则的意义。

第三阶段，文化启蒙层面上的科学主义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科学》与《新青年》等认为科学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规律，力图以此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创刊号倡言:“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7]《新青年》创刊号也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于它族者，科学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8]《新青年》进一步将科学作为古代文明和近代文明的分界线，也是东西方文明的界碑。陈独秀疾呼:“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9]胡适也要将“那光焰万丈的科学”变成“再造”文明的利器。在五四启蒙思想家那里，力图用科学作为文化启蒙的武器，通过科学启蒙达到文化启蒙的目的。

第四阶段，唯科学观层面上的科学主义思潮。在启蒙科学观指导下，科学的地位和社会功能不断得到提升，已经成为普遍意义上的价值体系和世界观，最终形成了唯科学主义。这种唯科学主义包括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将科学引进社会人生各个领域的科学万能论；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方法万能论；还包括以自然科学家丁文江为代表的唯科学主义。

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别具风貌，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与西方科学主义思潮不同，它是一种政治和文化思潮。西方的科学主义思想主要以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和19世纪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代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真正科学的科学主义哲学体系，中国近代开始出现的科学主义主要不是谋求科学体系的构建，而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倡导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以抨击和改造封建传统和迷信；同时它也不是单纯宣扬西方的机械的宇宙观，建立中国自己的科技体系，而是把科学方法运用于所有研究领域，目的是改造国民性，唤醒民众，推动理性觉醒，它是一种适应当时中国社会需要的政治和文化启蒙思潮。

第二，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形成有特殊的文化背景。这种背景一方面是西学东渐，另一方面更是中国社会自身内在的需求和社会期望。由于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中国发生严重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出现传统的文化价值危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重树新价值，近代中国人经过了不屈斗争，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结果导致更为严重的传统权威、传统价值和信仰危机，在这一历史际遇下，科学成为人们渴求的新的权威和价值规范。

第三，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潮是在中国自身的科学技术极不发达的基础上形成的，故其中的科学实证思维极为有限。因此，它虽然倡导科学和理性，但说到底，科学基础和科学精神、科学理性都很不够。

第四，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潮一开始就包含了社会科学。在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看来，自然科学具有一致性、客观性、可证伪性和预见性，认为社会科学不具有这些作为科学的基本特征，因此社会科学不是真正的科学。但是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潮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文化思潮，一开始就将科学同社会人事问题的解决紧密联系在一起，完成了将科学从技术到科学理论体系，再到社会科学的转变，这是科学为道的前提。

二、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在马克思主义兴起和演进中的积极影响

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在什么样的内在机理下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和演进？人们通常是从科学主义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为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思想环境角度，来论述这种影响，^[10]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笔者想从另一角度，即从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新知识基础形成、新思维变革、新学术范式转换的依次递进中，探讨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和演进的积极影响。

首先，基于科学的现代知识认知体系开始形成，为马克思主义兴起和演进创造了新知识基础。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经学一直是封建文化的主体。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儒家“经典”加以阐发和议论，形成“经学”。“唯经”是从，“唯上”是听。近代科学的发展推动了现代知识认知体系的形成并由此取代了经学体系。从洋务运动时期，最早出现大批科技书籍的翻译介绍、科技知识的传播、科学教育的开展，到戊戌时期科学方法的引进特别是进化论的传播并渗透进各个领域，西学科技的知识体系开始初步确立。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封建制度被废除，从制度上为新的知识体系确立扫清了障碍。到新文化运动前后，科学研究初步开始，科学方法和科学权威确立，为科学的知识体系确立打下了基础。于是，科学知识传播，相对论、量子论，归纳法、演绎法，进化论、唯物论、无神论等开始流行，科学话语体系开始确立，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和思想前提。科学主义思潮中所包含的唯物论、无神论、进化论等正是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五四激进民主主义者正是通过进化论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也是在科学的知识体系背景下，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正如陈独秀所说:“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11]

其次，现代知识认知体系推动形成新的思维框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提供了新思维基础。

五四时期倡导科学的思想家们宣传科学实证和进化论，进而确立起了新思维框架，这极有利于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自然观。他们认为，唯物史观就是一种科学方法，它能够和自然科学一样精确。只要通过唯物史观这样一种科学的途径去研究人类社会，就能够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就能够使得人类社会的研究达到科学高度，进而才能找到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因而马克思主义就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李大钊就指出:“依马氏的说，则以社会基础的经济关系为中心，研究其上层建筑的观念的形态而察其变迁，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其法则”，“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12]陈独秀认为“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13]。陈独秀还提出要将自然科学方法运用到一切社会问题甚至人生观的研究中，否则不可能是正确的，只有运用了科学方法进行的社会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才是可取的。五四思想家们的这样一种通过对科学方法不遗余力的宣传，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正确的科学方法的论证，来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当时无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科学在当时已成为许多探索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心中的权威，而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符合科学方法的理论权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因此被作为一种正确的科学方法得到传播，为广大服膺科学、探索中国出路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可见，在现代科学知识认知体系下形成的新的科学思维框架，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再次，在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潮不断推进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学术范式形成。

在中国封建社会，以经学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态和学术范式占据正统地位，经学是学术根本。随着西学东渐，传统经学范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西学传播中确立起来的科学观念成为中国学者重构现代学术体系的起点。而这其中，进化论思想正是在科学观念传播之中，最早被作为中国人确立新的自然观、宇宙观的基础，最早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救国救民以及寻求社会变革的根本武器，它冲击了传统经学世界观和封建的循环历史观，推动了人们思想的变革，也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第一个范式。

新文化运动以后，当人们认识到民主和科学是社会进化的两大动力时，进化论的局限性开始表现出来，特别是当它对人类社会规律和人的精神现象做出充满辩证智慧的阐释时，更显出进化论直接把自然规律搬用到社会人文领域的机械局限性。在提倡新文化的思想家们看来，科学是社会进化的动力，他们超越了以前进化论仅仅将科学作为中国社会进化的目标的看法。他们开始转换讨论的重心，开始提出科学不再只是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而当人们将科学的价值不断提升，进而形成一种科学法则，有着普遍的意义时，进化论作为其中一种自然科学就开始回归到具体的自然界的生物科学知识了。尽管新文化运动仍然以进化论来分析“道德革命”，但是无论在知识广度或理论深度上已经远远超越了从前，并且开始尝试深入揭示其中的经济根源。陈独秀说:“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成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根本也。”这就突出了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在探索历史发展动力和规律时，人们更看到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进步性。陈独秀进一步强调:“唯物史观固然含有自然进化的意义，但是他的要求并不只此，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因而，“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14]李大钊也用唯物史观来超越进化论，认为如果“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唯物史观则更胜一筹，因为它把历史进化的动因归于‘物质’，归于‘社会的生产方式’”②。李大钊还进一步肯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认为一切技术的发明，推进了社会的进步，但都无不是劳动人民的劳作和创造的结果。

总之，通过科学主义思潮的洗礼，对科学认识的深化，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都是把历史唯物论当作新的真理和科学来传播的。历史唯物论以经济基础为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在方法论上提出了辩证逻辑，并强调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也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正是在这一科学主义思潮的发展和推动下，中国近代学术范式自戊戌以来由经学范式向进化论范式转化之后发生了又一次重大转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学术范式由此形成。

三、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在马克思主义兴起和演进中的消极影响

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与演进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其中的消极影响，而这正是目前学术界还缺乏认真研究的方面。科学从受人尊敬，到无人“敢于公然毁谤”，再到太多人相信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无论是从其中严重的工具化倾向上，还是科学——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的演进上，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我们先从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特有的工具化倾向来看。

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兴起的主要背景是中国社会的救亡图存和现实启蒙，正是这种工具实用理性特征，使得他们对科学的崇拜推向了极致。而这种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倾向自然深深地影响到面临新的选择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这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社会和人生观的科学。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总体把握是正确的。但必须指出的是，他们在宣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强调得最多的正是“工具”“手段”“方法”等。如李大钊强调“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16]，指出社会改良主义者“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做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行动”^[17]。陈独秀明确表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18]毛泽东也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9]这些思想显示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眼光和理论勇气，但其中却充满了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的理解。

由于受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的影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推到极致。这虽然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心，但由于当时的中国近代企业和产业工人虽然已经出现，但是小农经济仍然大量存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还远未达到“一个社会制度，非到了生产力在其制度内更无发展之余地时，绝不会崩坏”的程度，因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无法等到生产力发展到相当高度后实现“自然进化”，必须来个直接的“根本的解决”。他们很自然地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归结为“阶级斗争说”。

如果说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把经济基础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中之重加以介绍和传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的话；那么此后认为马克思主义所有理论就是阶级斗争理论，未能深刻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复杂背景和综合因素，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吞活剥的结果，是当时中国革命实用理性影响下简单理解的结果。与此同时，如果这在中国民主革命年代还说得过去的话，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如此，无疑就成了灾难。

我们再从唯科学主义的产生和影响看。

中国近代科学思潮走过了科学——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的演进历程。在文化启蒙过程中，人们推崇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进而走向科学功能的泛化，人们在开除上帝的同时，又把精神交给了一个新的控制者，就是科学方法万能。陈独秀公然要求以科学作为衡量一切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科学的方法万能论使得“赛先生”摇身一变，成了替代“子曰诗云”的中国人的新偶像。除了科学，怎么都不行。从此，人们动辄以是否科学来谈论问题、评判是非，凡不在科学的名义下进行的，都视为不科学之举。于是乎，以科学的名义，乱贴科学标签，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绵延不绝。胡适等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声称要“多研究些问题”；丁文江等从事实验室研究的人却普遍满足于对科学价值的津津乐道，无意做脚踏实地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标榜“以理论和行动一致的论点为基础”的国民党在20世纪30年代也在科学的名义下“要返回古代道德和直觉主义”^[20]，都无不是这种唯科学主义潮流影响的结果。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演进的影响也非常大，最典型的是到“大跃进”时期出现的打着科学的旗帜反科学、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反马克思主义。

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科学旗帜下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和科学革命，一些乡建立了科学研究院，生产大队建立了科学研究站，全民大办科学事业，大闹科学革命。结果，科学反而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过程中，科学的发展走向全面的非理性化之路。与此同时，人们还在科学的名义下论证“粮食生产无限论”。科技革命是一个科学理性和理论化的过程，来不得半点浮夸和虚假，更不是以浪漫主义态度和情绪化的盲目干劲，就能实现的。相反，这种做法只能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以致走上反科学和伪科学的深渊。历史的教训不能不令人深思。这无疑与将唯科学主义观念渗入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关系。

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19世纪科学发现为基础才实现在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影响的。旧的传统理论在头脑中制造联系，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完成了重要的转变，实现了从科学发现中总结现实的联系，所以，实证科学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的对象和基础。这与科学主义有着一定的共通之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简单地汇集实证科学的成果，也不是一般性地研究自然科学，把自己变成关于科学的科学，而是在实证科学的基础上，利用科学研究成果，达到人类思维规律和社会存在规律的总结和概括。这又与科学主义哲学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说科学主义是一种关于实证科学的科学哲学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强调科学与哲学紧密联系和统一的哲学科学。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当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实践中，只是打着科学的名义和旗号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时，就有可能变成简单化的科学主义，甚至乱贴标签式的自欺欺人。与此同时，更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中国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思潮是真正西方的科学主义思潮的话，那么问题还不是很大，至少它与马克思主义仍有一定的共同基础，那就是都重视实证科学（只不过前者是目的，后者是基础）。问题是，中国的科学主义思潮虽然宣传科学，倡导实证，但一没有实证科学的传统，二没有重建起真正的实证科学的基础，它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实证科学极不发达的情况下，为了应对特定的救亡与启蒙的要求下形成的，既没有达到实证科学的基础，又不强调思辨探寻规律。这种唯科学主义的影响，使得深受其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成了空中楼阁，其结果只能是打着科学的旗帜反科学，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反马克思主义，最终走向脱离实际的反科学和伪科学。“左”的倾向横行，我们是否可以从这里找到它的病根呢！

【注释】

[1]钟学敏，女，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2]《海国图志·筹海》，《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85页。

[3]［英］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7页。

[4]［英］穆勒:《穆勒名学》，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页。

[5]［英］亚当·斯密:《原富》，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页。

[6]《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7页。

[7]《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

[8]《青年杂志》第1卷第1期，1915年9月。

[9]《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12页。

[10]邱若宏:《五四科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传播》，《长沙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1]《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