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点的争论及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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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厘清分歧、统一认识的关键在于确认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点的主要根据。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点问题，近年来理论界不仅高度重视，且产生了较大的认识分歧，而这些分歧必将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研究及理论体系的建构。本文试图在简要分析理论界不同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点的主要根据。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点的争论及其解决

孙武安^[1]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点问题，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及其理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的基础问题。不同的起点必然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内容和体系，其功能也必然有所不同。厘清分歧、统一认识的关键在于确认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点的主要根据。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起点　主要根据

“起点”是事物最先发生的标志，通常以一个具体的时间、地点或事件为界点。有起点，就有进一步的发展，直至结束、完成或转化，“起点”是过程的开始，也可以称之为“开端”或“萌芽”。一切历史与思维活动都有起点，实践有起点，理论也有起点。实践起点也可以视为历史活动的起点，理论起点是历史活动起点在思想观念上的具体反映。研究事物的历史发展、来龙去脉及其内容和联系，就必须确定事物的开端或“起点”。“起点”不同，必然影响到对事物的发展及其整体内涵和特点的认识与把握。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点问题，近年来理论界不仅高度重视，且产生了较大的认识分歧，而这些分歧必将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研究及理论体系的建构。本文试图在简要分析理论界不同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点的主要根据。

一、关于起点的不同主张及其问题分析

从近年来理论界的研究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点的研究不仅是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一个分歧较大的焦点问题。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看，目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点的不同主张有“1921年说”^[2]“1927—1934年说”^[3]“1956年说”^[4]“1978年说”^[5]“1982年说”^[6]等。在这些观点中，支持“1978年说”是理论界的主流，其次是“1956年说”。这些主张虽有不同，但都主张一个“起点”，认为理论发展与实践发展的“起点”是统一的（或者说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是统一的），实践从哪里开始，理论就从哪里开始。

与此同时，有的学者提出了两个不同的起点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部历史的起点至少应当从新中国成立算起”；^[7]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逻辑起点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提出和解决。^[8]很显然，“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并不难，难的是“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认识深化了、办法也多了，但能不能说已经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恐怕很值得商榷，毕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处于初始阶段，实践尚未完全成功，理论尚未完全成熟。认识并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现在就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或事件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逻辑。因此，把这个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或理论起点并不妥当。

还有学者提出了三个不同的“起点”说。主张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把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起点，把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已经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所做出的归纳概括，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起点。^[9]这样就把道路、理论和理论体系作为三个不同的问题从而提出了“三个起点”。

此外，还有些学者回避了“起点”的提法，把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大约20年间毛泽东时期的艰辛探索，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孕育”“准备”或“奠基”阶段。他们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以苏为戒”，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和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此后，中国进行了20年的艰辛探索，毛泽东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可以把这个时期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孕育和准备阶段”^[10]，或者称其为“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作用”^[11]。那么，“孕育”“准备”与“起点”是什么关系呢？可以认为，“孕育”是事物产生的一个最初的时间节点和表现形式。好比一粒有生命的种子，当它在特定的环境中开始萌芽的时候，就意味着它开始孕育新的生命，或说一个新的生命的“起点”已经开始。所谓理论的“起点”，是指理论产生的最初表现，即“萌芽”“孕育”的表现和标志。因此，“孕育”实际上就是新事物产生的“起点”，二者并无本质区别。

理论界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点”的不同主张，丰富并拓展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有必要具体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如前所述，“起点”是与过程相联系的，没有过程就没有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点”，可以具体化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也可以具体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的起点，还可以具体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建设的起点。

第二，道路探索（实践发展）、理论发展、制度发展的三个起点是否一致？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使认识成为可能，使认识得以产生和发展，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认识可以来源于亲身实践的直接经验，也可以来源于前人实践的间接经验；实践和认识相互作用，认识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认识的高级形式是理论，理论的指导作用往往表现为它走在实践的前面。但从根本上说，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主观认识要与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客观实践相适应、相统一，不可能脱离客观实践。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12]恩格斯也曾指出:“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3]可见，理论逻辑是现实的历史逻辑在理论形态上的主观反映和逻辑再现。历史逻辑决定理论逻辑，理论逻辑派生并反作用于历史逻辑；历史逻辑可能先于理论逻辑，而来源于实践活动的理论逻辑也可能先于历史逻辑，并指导人们的历史活动。

但总体而言，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是统一的，统一于社会实践的历史进程之中。因此，一般而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是统一的，把二者割裂开的观点是错误的。习近平在解读党的十八大精神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三者紧密联系，我们党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进而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这段话的启示是，道路探索、理论发展和制度发展是统一的，三个“起点”总体上是一致的。

第三，在理论发展的“起点”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理论体系发展的“起点”？我们认为，“理论”本来就是成体系的观点和知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内涵上并无本质区别，另外再提出一个理论体系发展的“起点”恐怕是多余的，这样做只能把问题搞得更乱，进而伤害理论的严肃性。

第四，必须回答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点的主要根据。虽然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点”的主张不少，但主要分歧在于:把1956年中国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为“起点”，还是把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对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点的主要根据做出明确回答。

二、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点的主要根据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许多学者都以党的文献为据提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的起点。如有学者提出:“中央文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所作的多次概括，都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14]其所依据的主要文件包括三个:一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5条，称“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15]；二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6]三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7]

研究党的历史及其理论创新，固然要把党的文件、中央的精神作为重要依据，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央文件精神的问题。实际上，上述文件都没有明确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和实践的起点就是1978年。把文件使用“逐步形成和发展”“开辟了”“形成了”“包括”这些概念视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点”的确认，恐怕是对文件精神的一种主观发挥。

所谓“起点”是一个过程的开始，一般来说这个点是比较明确和具体的，“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含义则比较模糊而有弹性，可以包括也可以不包括“起点”，如果需要，完全可以着重于某个重大转折之后比较顺利的发展；“开辟了”和“形成了”更侧重于描述事物的完成状态，因而与“起点”基本无关；至于十七大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这里讲的是理论内容和体系的构成，不是道路的探索过程，也不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据此认为“起点”就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并不妥当。实际上，中央文件没有也不可能限制理论界进一步研究和讨论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起点”是什么、在哪里。

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八大报告较以往更多地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之不易。报告联系九十多年的历史讲我们党“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毛泽东时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8]提出这些重要观点就是要引导我们从更深远、更宽广的角度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理论和实践。

那么，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点的主要根据到底是什么呢？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看，既然其基本形态主要表现为道路、理论和制度，那么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点的主要根据就应当是:（1）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的时间；（2）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中国全面启动的时间；（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开始。

第一，应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基本确立为根据。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达数千年的剥削制度，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中国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社会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需要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本建立的同时，也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49年确定制度，五个自治区自1947年到1965年先后成立）等。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却为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创造了基本的制度条件。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使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上日程成为可能，包括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建设、完善、巩固和发展。事实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之时，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的全面启动之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步之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萌发之时。

第二，应以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的全面启动为根据。所谓“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的全面启动”，就是中国开始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等等。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在极端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之上，没有先进的工业和发达的生产力，因此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仅仅为工业化、现代化奠定了一个制度基础，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摆脱饥寒交迫的人民生活，需要中国人民进行长期不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强大的综合国力，没有富裕的人民生活，社会主义制度也会得而复失，失去意义。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尽管苏联社会主义有几十年的发展，但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基于此，毛泽东及时提出“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9]。结论是，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的总目标是建设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3年起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其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一五”计划的任务于1956年提前超额完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际，党的八大于1956年召开，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提出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尽快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从此，党开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学界习惯上把此后十年称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当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其伟大实践已经在中华大地全面地、大规模地展开时，我们没有理由否认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起点的基本事实，即便最初的探索不成功、没经验、无特色，也不能无视“起点”这一事实的客观存在，何况最初的探索有成功、有经验、有特色呢？

第三，应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开始进行第二次结合为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中国化”的实质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第一次结合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其目标是夺取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第二次结合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其目标是消灭贫困，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无论第一次结合，还是第二次结合，都是一个艰辛的长期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发生错误、出现曲折也都是难以避免的。

如果说理论界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视为“第一次结合”的起点，那么，第二次结合的起点和标志是什么呢？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际，毛泽东及时向全党提出了这个重大命题。他强调:“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20]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21]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不仅要同中国实际结合，还要同世界革命及其实际结合。更可贵的是，他还清醒地分析了“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长期性，要求全党必须做足够的思想准备，接受不可避免的失败和挫折。

毛泽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这个重大命题与邓小平在1982年改革开放初期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的、逻辑的继承和发展。我们知道，毛泽东不仅在1956年明确提出了这个重大命题，并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论十大关系》。邓小平称赞“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22]。毋庸置疑，这篇重要文献是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第二次结合”在理论方面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的标志性成果。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所产生的重大成果，那么全面启动第二次结合并最先取得成果的正是20世纪50年代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因此，可以把正式提出进行“第二次结合”、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逻辑起点。

总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完善和发展的历史；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的全面启动，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提出并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这三件大事涉及制度、道路、理论，三者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可谓“三位一体”，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从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在三个方位上的同时启动。

【注释】

[1]孙武安，男，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日报》2007年7月4日。

[3]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页。

[4]薄一波:《在学习邓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1994年12 月22日电。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为数很多，参见李忠杰:《牢牢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中心命题》，《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5期；李君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李君如:《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2004年第3期；李崇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光明日报》2003年12月9日；秦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5期；严书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顾海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沈宝祥:《略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上），《学习时报》2006年4月24日。

[5]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创新理论的科学体系》，《文汇报》2007年11月5日。该观点是理论界的主流，参见王怀超:《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2005年第2期；秦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体系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1期；陈文通:《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1期。

[6]刘云章、郜世奇:《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程及创新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1期。

[7]严书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科建设》，《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年第6期。

[8]徐崇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3、18页。

[9]田克勤:《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6期。

[10]赵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和历史地位》，《光明日报》2003年5月27日；赵曜总主编、胡振良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论研究（科学体系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11]程中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开创和发展》，《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14]徐崇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15]《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公报决议决定》（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页。

[1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公报决议决定》（下），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第442页。

[17]《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