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锐明当自信”

“所见锐明当自信”——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散论

杨供法^[1]

【摘　要】理论自信是指坚信自己的理论合理、正确。我党的理论自信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上，体现在宽容对待诤友的观点分歧上，体现在勇于面对论敌的“理论批判”上。党的理论自信有足够的底气，这种底气基于有科学的理论基础、成熟的理论体系、崇高的社会理想、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尽管如此，面对“普世价值”的挑战和我国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仍有进一步提升理论自信的必要。而把握当代世界的理论动态，开展全党学理论活动，用理论武装全党，创新理论，不断取得改革的新成效，都是提升我党理论自信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理论自信　底气　途径

党的十八大号召，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其中，理论建构是制度构建和开拓道路的先导，是制度和道路问题的解释模式和概念架构，有了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便有了思想基础。就此而言，要坚定和提升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就必须首先坚定和提升理论自信。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着重围绕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的表现、理论自信的底气、提升理论自信的必要性以及增强理论自信途径等方面进行探析。

一、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的体现

“自信”一词在春秋时期便已出现，《子夏易传》有言:“考自信于心明。”^[2]宋代大儒张子厚曾作注:“圣人不为沽激之行以求时知，依乎中庸，人莫能知，以此自信，不知悔也。”^[3]由此可知，所谓“自信”当指相信自己的言行合理、正确而不后悔。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刻理解和坚定信心，是对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深刻认识和坚定信念，是对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解决中国问题，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心。

党的这种理论自信首先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心上。自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就始终对此保持高度的自信。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4]。他针对Nieves在其《美国社会主义史》中提及的北美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一事评述道:虽然这些实践“差不多生下来就死掉了。现在人都把他们忘了。可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永远存留在国民生命之中”^[5]。当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他对社会主义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他说:Bolshevism的精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他因此充满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6]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也充满自信，早在1921年给蔡和森的信中，他便指出了唯理观和无政府主义都是不易证实的理论，而唯物史观则是被无数人特别是俄国革命实践证实了的理论。这一对比明确透露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心。^[7]他说:“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8]“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9]这里的三个“最”、一个“真理”，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充满了信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理论也表现出高度的自信。邓小平强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10]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利局势，面对西方的人权、自由、民主理论的挑战，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依然坚信不疑，他说:“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我们从来就不听那一套。……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11]

其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保持高度自信。党的十五大高度肯定了邓小平理论，并把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12]。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做了高度评价，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13]。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总结我们党执政五十五年来的历史经验时更是用十分概括的语言，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党的十八大又对科学发展观做了充分肯定，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它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报告强调，全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全党要坚定这样的理论自信！”

以上表明，尽管时代在不断进步，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在不断转换，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不断创新，但无论从历代领导人有关的著作和言说中，还是从历届党代会相关的报告和决定里，都不难读出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自信，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自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共识、一个传统。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表现在对论敌“理论批判”的勇于面对上。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谴责和批判多如牛毛，思想史上至今还没有一种理论或学说遭受到如此多的敌意和攻击。现在，国内外也有不少人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此，党内不少理论工作者忧心忡忡，希望凭借执政的优势，运用国家政权压制论敌的言论攻击。但笔者以为，这恰恰是理论不自信的表现。面对论敌的言论攻击，既要对理论斗争的作用有正确的认知，更应采取适宜的斗争策略和方法，方显自己的理论自信。

一是对理论斗争的作用要有正确认知。中国共产党深知，理论斗争总是存在的，“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14]。毛泽东总结了人类思想史的经验，揭示了真理总是在同错误斗争中发展的规律，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15]江泽民同志也提醒全党:“马克思主义从不惧怕批评，也从不惧怕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斗争中不断显示出自己的科学真理性。”^[16]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论敌的理论进攻有着正确的认知，他们不惧怕、不恐慌，反而把看它成是宣传和发展自己理论的契机，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自信的表现。

二是采取适宜的斗争策略和方法。认识到“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并不意味着对论敌的理论攻击要无原则地宽容，甚至装作视而不见。无原则的宽容不是理论自信，这种态度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消极应战的态度，是对自己理论不自信的一种表现。一个对自己的理论有着高度自信的共产党人，必定会采取积极的应战态度，在理论斗争的不同阶段，会根据不同对象、内容和性质，采取不同的斗争方式。在这方面，毛泽东堪称典型，他总是能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斗争对象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和方式，如“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他指出必须剥夺敌对分子的言论自由，“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但“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17]在革命胜利后，为了巩固国家政权，就要“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18]。而对于知识分子，则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19]。因为，“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20]。

改革开放以后，我党在理论斗争上也展现出高度自信:一方面，严格区分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对于学术问题，“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平等讨论，相互切磋”^[21]。而“对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即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问题，则旗帜鲜明、理直气壮、毫不含糊。“对于违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改革开放政策的错误思想政治观点，都必须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绝不能听之任之。”^[22]另一方面，严格区分了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进攻与违法行为。对那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只要局限在思想领域，还是靠思想斗争和理论斗争的方式去解决，而不依靠暴力或者政权的力量加以压制。比如，“有的人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但这次学生闹事他表示不参加，这就好嘛！你的观点可以保留，只要你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行动”^[23]。再如，对学生闹事，“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24]。这就是批评教育，这就是为争取青年学生的思想斗争和理论斗争。江泽民同志则讲得更加明确，他说:“在对错误思想的批判和斗争中，要注意充分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讲清是非利害”，就是以自己正确的理论去批判错误的理论，而不是靠政权去压制，更不是消灭论敌的肉体。采取这样的理论斗争方式就是理论自信的表现。因为，我们所以采取这样的斗争方式是基于坚信自己的思想和理论是对的，是反映人民的利益要求和愿望的，因而通过“讲清楚”是能够为人民认同和接受的。

而对于那些以理论分歧为名，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危害社会稳定之实者，与这些人的斗争，就不单是理论问题，更是刑事犯罪问题，是法律问题。因此，除了从理论上批判他们的借口外，也要理直气壮地对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依法惩处。比如，在1979年，一些人不仅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等，更鼓动学生甚至带头闹事。那时，我们“处理”了其中的一些人，但“处理”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理论主张，而是因为触犯了法律，是他们“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25]。对于这些人，“我们的方针是首先揭露他们的阴谋，……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26]。这不是暴力压制异见，而是依法惩治犯罪，丝毫不会毁损我们的理论自信。

再次，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表现在对诤友观点分歧的宽容对待上。江泽民同志说过:“在中国，要把六千四百多万党员和十二亿多人的思想统一起来，必须有一套先进的思想体系，这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27]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28]这里所说的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能够统一十二亿多人的思想，并非因此只允许邓小平理论存在和发展，而不允许其他理论存在和发展；“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也并非因此否定其他理论的存在价值。况且，无论从学术领域看，还是从意识形态领域看，并不是所有的理论分歧都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也不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有些理论批评是善意的，有利于完善我们理论的不足、促进我们理论的发展、弥补我们工作的不足和过失的。我们把这样的理论批判者看作是诤友。对待诤友，共产党人就“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29]。

为了正确对待诤友的理论批评，促进自身理论的发展完善，中国共产党专门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邓小平同志非常肯定这一方针对正确对待诤友的不同意见、促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说:这个方针“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党有极大的好处，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30]。江泽民同志也告诫全党:“在理论工作中发扬民主，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理论的繁荣创造良好的环境。理论只有在争鸣中才能获得生机和活力。历史已经证明，在理论研究中，搞所谓罢黜百家、定于一尊，必然是钳制人口，万马齐喑，窒息思想，其结果只能导致理论的枯萎。”^[31]所以，习近平在迎春会上，支持和鼓励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新老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他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32]能正视自身理论的不足，鼓励党外人士多提批评意见，补己之短，无疑也是对自己理论自信的一种表现。

二、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的底气

自信是需要底气的，没有足够的底气，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信。这是自信之难。宋代名相李光深知自信的难处，他说:“士非见信于人之难，自信为难。”^[33]其实，“自信为难”，难就难在有没有足够的底气。而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是有足够底气的。

其一，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古人说得好，“抱道自信”，然而，对所抱之“道”的自信度是与“道”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密切相关的，正所谓“得大中之道，则得人心”^[34]。“大中”的本义，是指事物内含的阴阳五行，是制约万物变化发展的具有必然性和规律性的东西，正所谓“一阴居尊得中，五阳应之，柔中有刚，故曰大中”^[35]。由此可知，“得大中之道”也就是把握了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论学说，这样的理论学说就可以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以此推论，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36]，也就是说成了“得大中之道”。同样，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观察和分析当代的中国社会，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从而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科学体系，成为当代中国的“得大中之道”，必然会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同与支持。我们保持当代中国的“得大中之道”，怎么会对它不自信呢？

其二，有成熟的理论体系。作为现代政党，如果其理论不成体系，有待成熟，它就会因不能系统解决实践中的复杂问题而底气不足。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较长时间的探索，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早在党的八大召开前后，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以苏为鉴，开始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历经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基本问题，深刻阐明了我党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以及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等重大问题，内容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统一战线、祖国统一、党的建设、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各个方面，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相互补充，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严整的体系，足以成为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任何否定它的成熟性，从而怀疑它的时代价值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

其三，有崇高的社会理想。任何伟大的社会理论总会根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而对社会发展的目标做出理性预期，以此为人们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为人们明确奋斗目标。这是伟大理论对人类命运和人民利益需求的价值关切。这种价值关切度越崇高，越显得理论的伟大，理论的创立者和拥有者就会越自信。就此而言，价值关切的高度可以看成是衡量理论自信高度的一个维度。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切，集中体现在它为人类描绘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的蓝图，解决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性问题，为理论获取人民的支持提供了一种“终极价值”的支撑。综观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和不同阶级描绘的社会理想，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时至今日，还没有一个社会理想比马克思恩格斯描述的共产主义蓝图更崇高、更美好！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坚持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更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理想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紧紧连接在一起，使共产主义理想更具现实性和可行性。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把未来的共产主义分为“高级阶段”和“低级阶段”，^[37]后来列宁把“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改称为共产主义社会，把“低级阶段”改称为社会主义社会，^[38]毛泽东又把社会主义社会分为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再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为温饱、小康、富裕三个步骤来建设，这样就构成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完整过程。有了这些阶段性的构想，就把宏伟远大的理想与我们所处的现实一步一步地连接起来了，使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人们的心目中更现实、更具可行性。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我们已经解决温饱，实现了总体小康，现在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每一代人都能完成自己所处历史阶段的任务，全面小康社会乃至未来更美好的社会理想也会实现！简而言之，对于描绘了人类最美好的社会理想且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理论，我们又岂有不自信之理？

其四，有厚实的实践基础。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厚实的实践基础，是指这一理论体系总结汲取了历史上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些经验累积起来，构成了这一理论的实践基础。不过，更重要的是指这一理论的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极其广泛的实践活动和丰富的经验，是中国人民的实践活动及其丰富经验构成了这一理论厚实的实践基础。我们因有如此厚实的实践基础而底气充沛，我们因得到如此广大的人民认同和践履而自信满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何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普遍认同和积极践履呢？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马克思早就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9]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理论能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解决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问题，就能得到人民理解和接受，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成为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这样的理论就具有彻底性。中国共产党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指明了道路，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最终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映了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新要求，得到了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城镇化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兴起等等，无不显示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热情支持与积极践履，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我们党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地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创立、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其实就是对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的坚定信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以深得人民拥护并从人民的实践中总结而来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确实应当自信满满。

其五，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孕育了智慧的中华民族。世界上四大古文明，只有中华民族不曾中断，对这一点就应该有足够的自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自己的理论充满自信，也在于在创立和完善这个理论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土壤里，使科学社会主义易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个理论体系的许多内容都留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印记，这个理论体系的许多观点都可以寻找到中华民族文化的思想脉络。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独特的思想道德建设主张，就在共产主义道德建设中扬弃了注重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的文化传统，包括江泽民提出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共同治理论，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再如，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持，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的扬弃。从春秋初期管仲提出的“以人为本”^[40]开始，到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等，传统的民本思想印在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里，烙在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中，刻进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中，也融进了胡锦涛的“以人为本”里；又如，毛泽东把东汉历史学家班固提出的实事求是学风，用来阐释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再如，邓小平用《礼记》的“小康”范式，勾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发展步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中国共产党人或者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诠释马克思主义，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赋予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式以现代的新义，所有这些，都有利于中国人民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利于理解和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自己的理论赢得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使自己的理论自信获得更为坚实的支撑。

三、增强理论自信的必要性

尽管有如此丰厚的底气支撑我们的理论自信，但在西方的“普世价值”和我国深化改革遭遇的难题面前，党内还是有不少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缺乏足够的自信:一是面对气势汹汹的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强势推行，对所谓的“普世价值”认识不清，从而对自己理论的信心产生动摇；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握不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了解不够，从而跟在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者后面人云亦云；三是面对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一时找不到应对的有效措施，从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能力产生怀疑。由此可见，强调增强全党的理论自信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

首先，当今时代需要增强理论自信。马克思曾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41]认识理论体系内容的产生要从当代的需要来审视，认识增强理论自信的必要性也应该从这一视角来审视。从当代世界发展的需要来看，当西方自由主义带着“冷战胜利”的余威，高唱“意识形态终结”和“历史终结”的歌声迈入新世纪之后不久，人们马上发现，在所谓的意识形态和历史“终结”之后，自由主义者许诺的“清纯自由的世界”并没有如期而至，相反，站在新世纪门后迎接的却是蔓延欧美的金融危机和席卷中东北非的“伊斯兰革命”，而“革命”后的伊斯兰民族旋即因“一部电影”就激起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浪潮。这表明:不仅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再次遭遇全面危机，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受到了广泛质疑。面对这一现实，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不能仅仅满足于批判资本主义，而是要根据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的现实，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深陷危机的人们能够看到摆脱危机、超越资本主义体系的新希望。

遗憾的是，在南欧和东欧各国，辉煌一时的苏联式社会主义相继“终结”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在北欧各国的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出现了动摇；拉美的“21世纪社会主义”“社群社会主义”以及“劳工社会主义”等，至今尚未形成完整和系统的理论；至于非洲不少国家进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实验，总的来看，不但没有实现理想的目标，反而在诸多方面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显然，上述各种社会主义已不可能“拯救”世界了。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功，开启了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42]在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之后，在全球化和世界历史重新展开并不断深入的今天，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担负起了维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与发展的历史重任。我们应当从这样视角和高度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

其次，实现“中国梦”需要增强理论自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就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这是中国人的百年之梦。人类文明进程反复证明:先进民族和发达国家之所以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之所以引领世界潮流，往往有思想理论为先导。譬如大英帝国成就之前，有以弗朗西斯·培根、亚当·斯密等的理论为先导；法兰西在现代国家中脱颖而出，有以笛卡儿、孟德斯鸠和卢梭等的理论为前驱；至于德意志统一大业的告成，有赖于德国哲学和李斯特经济学的助产。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为先导呢？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曾努力向西方寻找现代化和民族解放的理论，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43]。只有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指明了中华民族解放的前途、道路和步骤，中华民族才得以解放和独立。诚如邓小平所说:“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44]邓小平的寥寥数言，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度自信！

同样，只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曾反复强调:“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45]“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46]

无论是人民富裕还是民族复兴，都需要具备物质条件，这个物质条件就是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敏锐地发现工业化对于民族解放的意义，他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47]在1956年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人便把实现现代化写进了自己的党章中，建设并实现现代化从此作为党执政施政的重要目标之一。然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离不开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48]党的十三大在把实现现代化作为基本路线目标的同时，也为实现这个目标制定了“三步走”战略，此后又指明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正是在党的这些理论、路线和战略指导下，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在中国特色主义理论而不是别的什么理论指导下的结果。“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49]既然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现代化理论，而且在指导三十多年的建设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那么，我们就要对它有“自信之必刚正不疑，虽有危疑流谤之患，亦所不恤”^[50]的勇气和态度，对来之不易、行之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保持高度的自信。

再次，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也需要增强理论自信。马丁·李普塞特指出:“任何政治系统，若有能力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即具有统治的合法性。”^[51]自然，执政党的治理绩效是民众判断其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政治指标，但一个好的理论也能够为政治制度和执政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威和体制的合法性情感。

众所周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于1975年写进了宪法而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相继写进了宪法，确立了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已被全体人民所接受，更谈不上为全体人民所信仰。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过去还是当前，在我国社会中还有不少人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甚至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要让人民都能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同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情感”，作为领导者和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要“笃道自信”。朱熹说得好:“如何得他信得笃？须是你自去理会始得。”^[52]明代潘士藻也说过:“人必自信，然后人信之。”^[53]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双重身份决定着它的执政地位与理论指导内在地统一在一起。只有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理论越自信，才能更广泛地吸引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注与认同，才能更好地培养人民群众对我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情感”。

四、增强理论自信的路径

针对前述理论自信缺乏的三种表现，应采取相应措施，提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信心:

第一，把握当代世界的理论动态，在理论比较中增强自信。面对气势汹汹的所谓的“普世价值”挑战，我们不但要从自身内部寻找理论自信的资源，而且也要从当今世界理论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理论中寻找支撑。不错，贝尔于1959年宣称“19世纪意识形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衰竭”，新自由主义似乎得到了某种“勃兴”，但这种所谓的“勃兴”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周期性繁荣的一种政治性和知识型反映，而当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欧美时，新自由主义也就到了“终结”自身的时候了。

当代自由多元主义看到了“历史终结”论的局限，作为自由主义，它不否认西方的核心价值，但反对新自由主义所谓的“普世价值”“历史终结”等理论观点，认为“人性没有提供能将人类引向福祉与至善的惟一的、普遍适用的模式”^[54]，因而它致力于既确认价值的多样性又否认价值综合序列的存在。比如，柏林指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观点:一是“价值观与文化是多元的”，不同的“价值观与文化体系不能被统合为一个体系”，也就是说，强行推行价值观，把所谓的“普世价值”，实属西方的一些价值强加给其他民族，是违反当代自由主义精神的，也是不可行的；二是个人或不同民族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或国情，“在众多相互竞争的善的观念或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中选择适合自己的“善的观念或有价值的生活方式”，这种选择就是自由。按照柏林的观点，传统自由主义就难以继续要求其普适性，更不能以唯一合理的价值观自居。这样，柏林就为非西方国家坚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和价值做了有力的辩护。盖尔斯顿坚持了柏林的这一思想，他从合法性的视角论证了价值和民族文化多样性存在的理由，认为，“对于良善生活观念、公共文化和目的的观念，个体的选择千差万别，其多样性存在着一定的合法性。没有一种善能够完全享有完全的优先性，不同的人，或在不同的情况下，善的序列是具体的，没有一个善或价值，或者一套善或价值，在指导行为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高于一切的，不同的善在不同的环境下享有具体的优先权”^[55]。

自由多元主义的这些思想观点，恰恰支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合法性。理论的结论会有不同，但“思想没有界限”^[56]。以自由主义理论本身来论证和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合法性，可以更加有力地帮助我们增强对自己理论的自信。因此，我们要提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就需时刻关注和了解当代世界的理论脉动，唯有如此才能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真正做到扬其所长、避其所短。

第二，用理论武装全党，在理解自身理论的基础上增强理论自信。如果说，把握世界理论脉动，是为了增强理论自信而“知彼”，那么，用理论武装全党，则是为了增强理论自信而“知己”。做到理论上的“知己知彼”，才能避免理论“盲信”。

要增强党的理论自信，首先要让全党理解自己的理论，而要让全党了解理论的最好方法就是要在全党开展学习理论活动，通过全党的理论学习活动达到理论武装全党的目的。如20世纪末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中开展的“三讲”教育；2005年在全党开展的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等；2008年开展的历时一年半的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经验证明:全党学习理论，已成为党员理解理论、增强理论自信的一条成功经验。每个党员通过学习，具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素养，提高了对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现象的科学认识，坚定了政治立场；通过学习，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从而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

第三，创新理论，以发展理论来保持恒久的理论自信。理论自信与理论创新是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一方面，理论创新需要理论自信。“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57]我们的理论创新不是别的什么创新，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就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信心，没有这样的理论自信，就不会用马克思主义而是会用别的什么理论来解决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就此而言，理论创新需要理论自信，源自理论自信。另一方面，理论创新增强理论自信。我们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充满信心，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诚如江泽民同志所说:“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就在于它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58]过去，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这一伟大理论指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而这个胜利，坚定了我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信。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结合起来创新的理论成果。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提出新见解、解决新问题的过程。而在这一指导下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的巨大成就，正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够正确解决我国社会问题的最有力的肯定。有了这么丰富的理论创新经验和重大的实践成果，我们相信，不管今后出现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我们都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加以克服，加以解决，并开拓出新境界。就此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必然会不断增强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信心。

第四，革故鼎新，用改革的实效增强理论自信。古人有云:“信志，谓其志在乎革去前弊，而有以取信于人也。至此巳日之后，则不唯人信吾志，而吾亦自信也。”^[59]“革而当矣，……不惟吾自信吾之志，而天下亦皆信吾之志矣。”^[60]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问题、矛盾和冲突有一个暴露的过程，决定了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因而，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矛盾和冲突的理论肯定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至关紧要的在于，能否勇于直面问题，并及时创新和完善理论，指导执政者有效解决问题，不断“革去前弊”，这才是增强执政党理论自信的关键。邓小平早就说过:“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61]“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62]党的十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展示出高度自信的大会。这种自信集中体现在十八大正视问题、矛盾和寻找破解之策的报告上，如对于收入分配改革、腐败等人民强烈关注问题，十八大报告既不讳言，也亮明了立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报告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执政自信，同时也表明，我党坚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必定能找到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正确道路和方法，革故鼎新，用改革的实效赢得人民对这一理论的信任。

【注释】

[1]杨供法，男，台州学院思政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2]《子夏易传·下经丰传第六》卷六。

[3]〔宋〕张载:《横渠易说·上经》卷一。

[4]《李大钊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

[5]《李大钊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6]《李大钊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7]《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

[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7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12]《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13]《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86页。

[1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231页。

[16]《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

[1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7页。

[1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5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5页。

[21]《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页。

[22]《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页。

[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2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2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

[2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

[27]《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

[28]《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2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30]《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

[31]《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32]习近平:《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新京报》2013年2月8日。

[33]〔宋〕李光:《读易详说·下经》卷十。

[34]〔宋〕朱震:《汉上易传·上经》卷二。

[35]〔宋〕朱震:《汉上易传·上经》卷二。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0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38]《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40]《管子·霸言》。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42]［法］阿兰·贝古尼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同的未来？》，《论坛报》2011年1月14日。

[4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4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63页。

[4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4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

[47]《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

[4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49]转引自:《习近平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党的生命》，http://cpc.people.com.cn/n/2013/0105/c64094－20099326.html.

[50]〔宋〕沈该:《易小传》卷三下。

[51]［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52]〔宋〕朱熹:《论语三十一》，《朱子语类》卷四十九。

[53]〔明〕潘士藻:《读易述》卷十。

[54]［美］威廉·盖尔斯顿:《自由多元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55]William　A.Galston，Liberal　Pluralism:The　Implications　of　Value　Pluralism　for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30—31.

[56]［美］威廉·盖尔斯顿:《自由多元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57]《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58]《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59]〔宋〕俞琰:《周易集說》卷二十四。

[60]〔元〕赵采:《周易程朱传义折衷》卷二十六。

[6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6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