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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的现代化发展面临的困惑

时间:2023-10-0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现代化起步之所以比较晚,其重要原因就是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中形成的相当牢固的体系和深厚的积淀,使得中国人的现代化进程充满中华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在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增加了中国人的现代化发展的艰巨性。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曾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中国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和传统美德。由封建传统观念而衍生出的计划体制,便是传统思想对中国人的现代化发展造成阻滞的显著体现。

第三节 当代中国人的现代化发展面临的困惑

一、传统文化中积淀的陈规陋习阻滞着人的现代化前进脚步

中国现代化起步之所以比较晚,其重要原因就是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中形成的相当牢固的体系和深厚的积淀,使得中国人的现代化进程充满中华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在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增加了中国人的现代化发展的艰巨性。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曾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中国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和传统美德。中华文化传统结构中,儒、道、佛是三个基本的构成板块,以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中权力本位的政治文化、关系本位的伦理文化和群体本位的价值理念”[64],使人们在严格的社会等级关系的控制下,强调臣民对君主的无限忠诚,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从而限制独立人格的塑造,使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受到极大的压抑,常常陷于僵化保守和因循守旧。此外,建立在“以农立国、家国一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重家国整体性,轻个体自立性;重人际纲常依附,轻个人自由创造;重敏而好学古之风,轻面向未来发展;重以官为本诉求,轻物质、科技追求;重狭隘血缘关系,轻社会开放行为等等”[65],具有封闭、保守特征的传统文化,致使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仍然长期处于盲目、落后的状态,加之缺乏必要的思想启蒙及具有现代意识的先进阶层,贻误发展时机,与现代化之路背道而驰,最终只能遭受西方国家无情的践踏与入侵。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稍后,我们看到,在中国这个一千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中,随着英国人及其机器的出现,一切都变了样,并被卷入文明之中。”[66]可见,“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作为古代中国的集中表现,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保守一面的真实写照,作为中国背负的久远、丰厚且强大的沉重负担,无疑对中国人的现代化发展造成阻碍。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面对传统农业经济和薄弱的现代工业经济并存的二元社会、大量完全封建化的农民以及极少的现代工人,党把推翻封建主义作为革命的任务之一,强调“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67]于是,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探索中,继承了民族文化的有益思想,培养工人的现代化品格,增强他们的政治意识,同时,通过土地革命等对农民进行经济、政治动员,使广大农民极大地克服了家庭本位、封闭意识、顺从人格和自由散漫等弱点,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与建设的政治与文化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受到革命的猛烈冲击与洗礼,其消极影响大大削弱,但不得不承认,传统文化仍顽强地潜藏在人们思想深处,无法在短时期内彻底消解,封建传统还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回潮。由封建传统观念而衍生出的计划体制,便是传统思想对中国人的现代化发展造成阻滞的显著体现。具体地说,一是几十年的计划体制,使得我们没能创造出一个适宜人才成长、发挥才能和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没有制定出一套让人在平等的条件和基础上相互竞争的机制,没有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和承认个人人格独立的社会风尚与氛围。二是计划体制的要求是整齐划一、步调一致,这样就使个人的心智和态度受到忽略。三是在计划体制下,由于个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受到扼杀,导致人的主人翁地位无法落到实处,人们不能从个人与集体的真实关联中去培育集体的价值,也无法透过集体的价值来体会和印证个人的价值。四是由于计划体制把人束缚得太严、统得太死,必然导致人们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社会生活的生机与活力也就无从谈起。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人们唯恐与众不同,更谈不上标新立异。长此以往,人性中的懒惰因素便潜滋暗长”。[6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改变了计划体制,而且人们头脑中依附、顺从、封闭、保守的思想也开始逐步转化,但是在中国,人的现代化进程始终是与中华文化传统的时代跃迁相一致的,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型中的变更、超越与创新,中国人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社会转型过程导致的精神迷茫增加了人的现代化建设成本

人的现代化包括了人的身体、心智和精神在内的“完备的人”[69]的全面发展,它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发展的终极体现。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影响人的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就具体的人来说,最深刻、最根本的就是其自身的主观因素。只有人拥有平稳的心态、较强的应变与适应能力和勇于创新的心理,才能抓住机遇及时发展自己,推动个人向现代化的转变。但从中国现实状况看,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时期,可以说,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其中的多变与转折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状态,使人们深陷诸多矛盾之中,从而增加了人的现代化建设成本。

首先,社会转型期促成人的“过渡性特征”的存在。根据中国学者的论述,“社会转型”既包括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社会结构的变动,也包括社会形态的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这种社会转折的变更性、矛盾性和快速转化,使人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过渡性特征”。按照黄楠森教授的解释,所谓过渡性,“主要是指在人们的社会心态上,需要经历由于社会变革所导致的心理失衡和价值调整,以适应变化和发展的时代生活。这些社会心态主要表现为矛盾心态、困惑心态和观望心态”。[70]在中国社会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陈旧观念与现实生活发生了冲突,其中产生的强烈反差使得人们陷入是该固守信念还是接受新事物的两难处境。同时,面对那些新举措、新体制,人们又心存疑虑,徘徊不前,甚至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将自身紧紧地封闭起来,拒绝与时代沟通。长此以往,人们必将落后于现实、落后于时代,严重阻碍人的个性解放与发展,使人们在多样、复杂、易变的矛盾中总是处于过渡期,理不出头绪,把握不住方向,很难实现自身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其次,社会失序现象助长人的精神困境与精神疾病。社会失序现象就是指社会秩序出现一定程度或一定范围的紊乱。“‘规范真空’、‘规范迷乱’和‘规范软化’是造成社会失序的主要原因”。[71]在中国,由于社会体制的转轨和观念的转变,使诸多旧规范失去社会功能,而新规范又未能及时补充,甚至各种大相径庭的社会规范杂然并存,社会上令不行,禁不止的现象时有发生,进而引发诸如官员腐败、假冒伪劣、唯利是图、诚信缺失等社会丑恶现象,尤其在当前这个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政治、眼前与长远、科技与道德发展很不平衡的时代,社会丑恶现象逐渐蔓延,一些忽视道德、轻视精神的个体终究会受到惩罚,可即便如此,他们仍困惑在自发状态中,并对精神、道德的价值进行排斥。面对众多丑恶现象的大行其道和周围强烈的利益竞争与巨大的物质诱惑,人们生活或生命质量遭受负面影响,一些人因此而出现的精神荒芜和精神疾病,更是导致了人的道德和精神缺失,最终使人走向片面、畸形的发展道路。

最后,社会快速发展激发人的“心躁”与心态失衡。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获得快速发展。然而正是这样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与繁荣打开新局面,另一方面也引发人们不同程度的“心躁”和心态失衡。具体表现为急躁、浮躁、烦躁、焦躁以及精神郁闷、苦闷甚至失衡。在风险来临时,无法化风险为机遇,只能遥望复杂多变的客观环境,自己却与社会越拉越远,在不当情绪与思想的左右下,频遭袭击且越挫越败。可见,个体能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自主选择与抓住机遇、排除风险的能力,而“心躁”与心态失衡只会将人们束缚在过去的情感、思想、心理和行为中,错失社会为大家提供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重建自我和促进自我的大好时机,当然也就无法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

三、市场经济内含的价值取向容易导致人的现代化方向偏离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破坏,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教条主义的理解,于是在实践上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日益复杂以及人民需求的多样化变动,这种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为此,邓小平总结了国际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与教训,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72]从而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可以说,这一理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成为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为中国政治稳定与文化繁荣创造条件。

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市场机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概括地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尽快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正确抉择;是深化改革,解决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的必然要求;是与世界经济接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需要。而人的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也必定会受到市场机制的深刻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为发展人的智能和体力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为人的现代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人们的个性发展和人际关系的丰富创造可能,为现代人格的生成奠定了体制基础。但另一方面,经济的强劲发展也引发了价值取向的多样与偏离,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一些偏离人的现代化轨道的变化,严重阻滞人的现代化的健康发展。

四、科技与教育相对落后使人的现代化任务异常艰巨

人的现代化是与现代文明、现代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和全面发展。科技发展与人的现代化具有互动的一面,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以其精湛的物质文明成果和丰富的精神文明成果对人的发展产生影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说:“科学对于人类事物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都熟悉的:科学直接地,并且在更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73]众多研究表明,教育是决定一个人的现代性的重要因素。一项调查也显示,在“‘受教育较少’的人中,具有现代性品质的人的平均比例是13%,而在‘受教育较多’的人中则占49%”[74],这就十分有力地说明了教育对个人的现代性提高有直接的贡献。

然而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经济过程中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科技、教育的投入太少;科技人员待遇偏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报酬倒挂等主观原因,以及中国经济技术发展起点过低和受历史条件所限等客观原因,使中国的科技与教育水平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重视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加大科技创新与教育投入的力度,科技与教育水平已获得大幅提高,但无论是在科技应用与普及,还是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上,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还要进行长期的探索与努力,并且这些问题也在多因素作用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的全面、健康发展。

首先,科技与教育的落后不利于对人们传统思想的改造。正如前所述,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每个人心里。打破传统思想中束缚人们现代化发展的禁锢,实现人的解放;克服人的无知,获得经验和真理;冲破人的麻木,赋予求新求知的动力,都需要科技与教育这一强大武器。“每当一种新技术被引进社会,人类必然会产生一种要加以平衡的反应,也就是说产生一种高情感,否则新技术就会遭到排斥。技术越高级,情感反应也就越强烈。”[75]不可否认,科技发展对人的发展,对人们改造传统思想,迎接新的挑战,具有极大的积极作用。但中国教育与科技的相对落后,必然会将科技与教育在解决难题、冲破束缚方面的作用大大削弱,减少科技与教育冲击各种不合时宜的传统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效力。

其次,科技与教育的落后不利于人们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思想观念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前提与先导,是在对现代社会理解和认识基础上的思想升华,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的形成与实现,需要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们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在现代社会,人只有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全面发展各种能力,才能顺应时代所带来的巨大变化,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当然,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并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随着时代的推进而逐渐形成,它必须要通过科技进步与先进教育的外力作用,才会使人们的一切能力最充分、最自由、最全面地体现出来。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科技与教育的极大落后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科技与教育的相对不发达,无疑无法满足人们思想观念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当前,中国科技与教育事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最后,科技与教育的落后不利于为人的现代化创造条件。人的现代化作为一个发展变化且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容与要求的相对性范畴,它的实现一方面是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也需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为其提供条件,其中,物质文明则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76]而这一过程与现代化的设施、装置、仪器以及发达的科技、教育是分不开的。先进的科技与教育不仅不断满足了人的物质需要,为人提供巨大的物质财富与良好的生活条件,而且也不断为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创造条件。科技与教育事业的发展程度将直接影响着人们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条件与水平,科技与教育的落后,必将阻碍人们知识、能力的多方面发展。

五、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了人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失衡

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并非事物的一种特殊状态,而是在事物的运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并带有普遍性和经常性的状态。无论是全球范围内,还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其发展过程总是贯穿着不平衡性,中国的社会发展也不例外。不平衡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普遍特性,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上以及各领域之中。从宏观层面上看,就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而言,有两种类型的不平衡表现的比较突出,“一种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不平衡,另一种是社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这两种类型的不平衡都又有着复杂多样的表现形式。”[77]

实践表明,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在总体上协调发展的同时,种种不平衡现象也始终存在。在中国特殊的自然、历史、政策、体制等因素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下,失业、社会差别扩大等社会问题呈现出严重的失衡状态。具体地说,中国城乡发展差距较大。1983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1.82∶1,后来逐步拉大,2009年扩大到3.33∶1;区域发展差距明显。30多年来,各地居民收入都有了大幅度增长,但不同地区间收入差距在拉大。“2009年中国地区年人均收入为38587元,西部地区为18090元,差距达2万余元。”[78]此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长的结构性失衡、市场与政府职能发生错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没有明显改观、社会贪污腐败现象严重、社会进步与自然环境不协调加剧等,不仅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且也使中国人的现代化发展表现出一定的不平衡,成为中国人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人的现代化的不平衡性,或者也可以叫作人的现代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既指地区之间的差异、城乡之间的差异,也指个人发展能力的差异。第一,地区发展的异步性造成人的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在工业、商业、农业、教育、资金、资源、技术、信息等各个方面,东部比西部,南部比北部,东南沿海比西北内陆的发展明显要快。东部、南部以及东南沿海的居民,享受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资金的大力支持、综合型人才的大量引进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在拥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人才资源的前提下,一方面为该地区人的发展提出现代化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为人的这种现代化发展创造了物质和文化条件,从而造成地区间人的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第二,城乡发展的差距性造成人的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农民负担正在逐渐减轻,生活也逐渐富裕起来,但农民教育层次与人口素质普遍较低,农村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不高、基础设施不健全等现象仍然存在。因此,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现代观念与思想的形成,农村人口的现代化任务无疑更艰巨、更繁重。第三,个人水平的多样性造成人的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人不仅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科学技术、人才、管理、资金等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与合理利用,是中国不断发展的一种表现。而那些跟上时代步伐,与资源配置、利用、开发相结合的人,例如知识分子、高科技人才等,理所当然地享受着现代化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文化成果,与他人在收入、分配上形成差距,进而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走在现代化前列,并带动社会其他人的现代化发展。

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中国人的现代化的不平衡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根据中国具体国情,面对人的现代化不平衡问题,要清醒地认识到人的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普遍特征,但同时也要注意这一不平衡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和措施,抑制不平衡的扩张,竭力使中国人的现代化发展处于相对平衡和稳定的状态。

六、西方某些国家的不良图谋加大了人的现代化的实现风险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干预,都表明它们企图“西化”中国的图谋没有改变。应该说,面对现代化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国不仅要在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之际进行,而且也遭受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威胁,使中国现代化的任务既紧迫又繁重。

20世纪90年代逐步加快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使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加强,相互依赖程度也日益提高,各国的现代化发展不再是孤立的、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伴相生、共同发展的。当前,经济全球化正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以信息化、网络化为手段,冲破各国国界,缩小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场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的深刻的革命。对于中国来说,面向世界,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对促进中国现代化乃至人的现代化是十分有利的,然而,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这一过程中蕴含的新风险,使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人的发展,都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与威胁。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不管我们生活在哪里,也不管我们是如何有权有势或者一无所有,许多新危险和不确定性无不对我们产生影响,它们是与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79]

首先,无论是进行现代化建设还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对待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教训这一问题上,中国始终坚持既吸取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教训并借鉴其有益成果,同时,也要善于总结国外现代化建设经验,尽量少走弯路、错路。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中国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后果,一方面使中国人接触到更多、更新的事物;另一方面却难以避免西方发达国家的种种“现代病”对中国的干扰,稍不注意,中国人的现代化发展便会误入歧途,感染上这种“现代病”,而且在众多病毒与问题的困扰下,一旦政府决策发生失误,就会蒙受巨大的经济、政治损失,阻碍中国社会安全与人的现代化发展。

其次,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敏感而重要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意识形态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大量事实证明,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千方百计地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企图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同时还用西方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方法加紧对中国进行干预、渗透,使中国人的现代化面临“西化”的危险。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凭借其在经济、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以信息化、网络化为武器,向中国传播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进而影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作用的发挥,极易使中国的一些人在众多思想并存的情况下,造成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的偏向,增加中国顺利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难度。

最后,在中国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在中国更深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的社会安全系数必将下降。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状况越来越受到国际局势与伙伴国家发展态势的影响。正如2006年春开始逐步显现的美国次贷危机,一旦全球经济链条中的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极大影响,使中国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发生连锁反应,不可避免地遭受多重压力,潜在地增加社会动荡的风险,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稳定。可以预见,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社会安全的威胁无疑制约着中国人的发展,从而削弱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实践表明,中国人的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确获得一定的发展,但其中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由于中国历史传统、发展状况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的特殊性,使得中国在人的发展问题上,必须要根据现有矛盾,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人的现代化道路。无论如何,人永远是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中心和归宿,只有重视问题、正视风险,才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推进人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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