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利益和谐思想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利益和谐思想

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特性，列宁曾指出：“物质利益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1]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并非一般的关注现实中的各种物质利益问题，而是通过对物质利益关系的矛盾或和谐的性质认知，探求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其中就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众多所谓利益和谐政治思想的批判，并展望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利益关系和谐的社会实践。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利益和谐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利益和谐论的批判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其矛盾节点就是利益关系出现了阶级对立。利益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性，任何一个社会人都必须通过建立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关系获得自己生存与发展所需，因为“把人与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2]。从这一层面而言，利益满足了人们的生存所需，包括私人利益在内的利益都具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这并不表明“一切利益，如果正确加以理解，又处于内在的和谐状态中”^[3]必然结论的正确性。对此，恩格斯就曾指出:英国工业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利益被提升为人的统治者。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为自己服务，由于私有制作祟，这些本应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所有，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4]。导致用来维护社会公平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而已。显而易见，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两大阶级的利益关系是不可能实现真正和谐的。

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各种形式的“利益和谐论”进行了批判，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批判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关系调和的和谐论

科学社会主义被创立之前，出现过各种利益倾向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流派，如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保守的社会主义及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对于这些流派利益倾向的共同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5]但“他们一贯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因此，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发生的。”^[6]在当时资本家追求金钱至上的社会现状下，恩格斯更是痛斥了阶级利益调和论的荒谬。恩格斯在《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中指出:“难道这里资本和劳动之间极其友爱和谐的景象不使我们大吃一惊吗？谁还敢胡说什么劳资利益对立呢？然而，正如德国伟大思想家汉泽曼所说的:煤矿工‘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7]正因为认知到阶级利益和谐的不可能性，革命导师们热情欢呼:工人阶级政治运动到来的可喜性及对实现包括无产阶级自身利益和社会发展利益的重要性。

2.批判了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追求的生产利益和谐论

掌握了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为了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千方百计地要消除“社会的弊病”，即那些由资本主义社会生存条件引发的政治斗争或政治改革，以便维持现存的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恒常关系，即“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8]。资本家力图要工人们相信，是生产资本的增加而不是别的方面的改变能给他们带来好处。“资产者及其经济学家们断言，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9]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既然资产阶级的整个愿望实质上在于使工厂制度达到‘英国的’繁荣程度，使工业主义成为社会的调节者，即引起社会的解体，所以资产者不得不表明，他关心的仅仅是一切社会生产的和谐，是社会的组织……当然，资产阶级有理由把它的利益一般地设想为同一的利益，正像狼作为狼同它的狼伙伴有同一的（同样的）利益一样，而不管一只狼即不是其他狼在猛抓猎物时的利益有多么大。”^[10]

3.批判了资本主义国家成了“经济和谐”的避难所

恩格斯认为：“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1]因此，国家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创造条件使利益矛盾保持可控，达到一定的和谐。但这种利益和谐的条件绝不仅仅是允许自由贸易者交易的和谐，应兼顾各阶级的利益，特别是弱者的利益但在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无限制上升为社会公共利益的时代，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制造了社会的四分五裂，整个社会利益和谐的基础失去了。1853年，当《泰晤士报》罗列了英国出口创汇的产值，在大唱赞歌“我们举国幸福，和谐!”之际，工人一系列的大罢工成了“和谐赞歌”奇怪的回声。因此，马克思几年之后在《经济学手稿》（1857～ 1858）中指出:“根据凯里的意见，经济关系的和谐是建立在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和谐合作上的。英国在它本国内瓦解了这种基本和谐以后，它通过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只有保护关税（国家用强力来抵制英国大工业的破坏力量）。于是，国家成了‘经济和谐’的最后避难所……”正因为看到资本主义国家不和谐因素已经渗进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未来的命运。“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12]当这个“最后的避难所”也不复存在的时候，自然“经济和谐”就更无从谈起了。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利益和谐的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各种利益矛盾，另一方面又指出这一社会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即“资本的文明面之一就在于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3]正因为有这样的认知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指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利益关系的和谐，并指出了利益和谐的实现途径。

1.展望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摆脱劳动异化，实现利益和谐的内容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异化社会关系，即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行为本身相异化、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的关系相异化等。由这些异化劳动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异化:人在利益奴役的基础上，掌握国家政权的资本家奴役着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劳动者。社会的利益关系自然就始终处于冲突之中。要实现利益的和谐首先就要消灭这种产生劳动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被认为是能够担当此任的和谐社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这样描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利益和谐的内涵:“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是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自觉地，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由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个人自主的物质劳动能够与所追求的物质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劳动只是实现人生活的手段，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在个人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生活方式。”^[14]在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得到了协调，从而才能真正实现整个社会发展所需的利益和谐。

2.指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利益和谐实现的途径

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实现利益和谐，是因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在这样的联合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为发展的条件，整个社会存在着根本一致的共同利益。所以，“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16]。要实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7]通过生产总量的增加，为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奠定必备的物质基础。

二、列宁的利益和谐思想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列宁始终注意处理不同时期主要的利益矛盾关系。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利益和谐观的基础上，列宁对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关系和谐的内容、利益和谐的政治原则、利益和谐的政治实现机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正是这些利益关系和谐的探索与实践，一定程度上为后继者们建成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政治保障，这些思想对破解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利益和谐面临的现实问题同样具有宝贵的借鉴价值。

（一）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关系和谐的思想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列宁就清醒地意识到，在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与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一回事，他指出:“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绝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18]在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创造条件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成了一个主要的任务。所谓的创造条件，就包括把社会上对抗性与非对抗性两类利益矛盾关系进行整合，以便这些利益关系都能转变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需的社会关系。这一过程中，与任何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一样，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三大社会发展难题，“其一，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呈现多样化，其中最主要的是工农、城乡之间复杂的利益矛盾有待协调。其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资本主义之后又有意识地引进和发展‘非常特别的国家资本主义’，国际、国内特殊的劳动与资本关系有待协调。其三，党内外对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多元社会结构的合理流动存在误解，尤其是否认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正常现象”^[19]。这三大难题主要包含三对利益关系的和谐要求。

1.无产阶级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之间关系的和谐

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确立了以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为主体的无产阶级政治统治地位，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无产阶级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运作的。无产阶级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理所当然应具有一致性，但如何认知这种一致性，包括列宁在内的政治领导人也经过了一个认知的过程。如在战时共产主义的前期与后期，无代价地征收农民的全部余粮，禁止农民们进行商品的买卖，引发国内经济与政治危机，影响了整个社会利益的发展。随后的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围绕着粮食税和商品交换的安排，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因为没有体现国家利益与农民利益的兼顾，归于失败。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时期，建立商品经济的合法性，通过合作社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把各种经济成分有机地结合起来，它使各方的利益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兼顾。列宁评价新经济政策的积极意义是“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我们的功绩就在这里。”^[20]这一政策的成功印证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误，就在于把无产阶级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等同，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应是隶属性的和谐关系。列宁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认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利益和谐理论。

2.社会主义国家劳动所有者的利益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存在一定和谐的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劳资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矛盾性，资本不仅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生产力视角强调两者只是劳动分工合作的关系：“资本和劳动，两者谁也不能离开谁。他们永远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妥协安排是经济学家所能观察到的最重要、最有意思的事务之一”^[21]，认为两者具有天然的和谐性。而列宁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利益观，认为：劳资之间的阶级利益的对立是存在的。

列宁在探索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认识到劳资之间具有一定共同利益和谐的基础，“在政权属于资本的社会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受国家的监督，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22]。具体来说，就是工人阶级能够得到在无产阶级政权领导下的工会组织的利益保护，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无产阶级同资本做斗争时，要从各方面尽力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除了通过这些劳资之间的利益协调的机制保障，在利用资本的过程中，“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23]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劳资之间的利益具有和谐结合的一面。

3.社会各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和谐

列宁曾给阶级下了一个较为科学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24]有阶级的地方，就会有阶级利益的差异，当这种差异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范畴内的矛盾、暴乱、冲突就不可避免。十月革命之后，处于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诸多的社会阶级阶层，如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业主等，除了工人阶级获得了明确的政治统治地位以外，其他阶级由于政治地位的不明确及历史延续的利益价值取向，刚刚获得国家主权的苏维埃共和国隐含着众多的利益离心力，这是由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造成的。

阶层利益和谐重要性的认知主要体现在，苏俄共产党如何利用新经济政策协调工农之间的利益关系及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等方面。由于农民在苏俄人口中占大多数，列宁非常清楚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对于政党执政的重要性，而这种联盟又是建立在农民需求的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1921年3月，参军不久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喀朗施塔得海军发生暴动后，列宁及时废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而实行更有利于维护农民利益的新经济政策。对此政策的转变，列宁这样评价到:“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这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或妥协决定着我国整个革命的命运）做新的，也许可以说是更慎重更精确的补充考察。并且做一定的修正。”^[25]在对待阶级性和政治性较为复杂的旧知识分子时，列宁的态度经历了排斥、利用、教育、团结这样一个政策系列的转变，由于生产科技型的知识分子专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因此他们的利益尤其被列宁强调要照顾到。“只有在周到地照顾专家、奖励优秀的专家、维护专家的利益等方面有计划地安排了工作并且已经收到实效的部门，才能算是工作做得还不坏的部门。”^[26]正因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期，适时对处理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政策进行了调整，缓和了整个社会的利益矛盾。

（二）列宁对利益和谐原则及实现机制的分析

任何利益主体之间有两种利益关系，一是共同的利益关系，二是不同的利益关系，只有共同利益占第一位时，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同利益才有可能服从共同利益，利益关系才有和谐的基础。利益和谐的基础并不仅仅指称共同的利益目标，更重要的是利益关系和谐所产生的社会价值目标，正因为这些利益和谐价值目标，引导着人类社会遵循一定利益和谐原则，并创建相应的实现机制，列宁利益和谐的政治思想也包含相应的论述。

苏维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的性质主要属于非对抗性，但这并不排除对立利益矛盾的存在。所以，尽管利益关系的和谐似乎有了政治前提，由于新政权的刚刚建立，众多的利益关系都需要协调、整合，确立整合利益关系和谐的原则就成了列宁首先关注的问题。这种关注最早可追溯到他在革命时期强调的，要善于把对立面统一起来的“和谐地结合”思想。如说到“重点制”与“平均制”两种劳动报酬之间的关系时，他指出:“可以把这些对立的概念不和谐地结合起来，也可以把它们和谐地结合起来。”强调应该“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27]，并总结说“在实际上实行了结合。效果是不是很好呢？——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去研究一下如何进行结合以及得到了什么结果的实际经验吧”^[28]。结合的时间、方式、效果构成了列宁和谐结合思想的三个考察要素。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工农大众掌握了政权，但农民又是这个国家中的大多数，如何让工人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和谐地结合实现，无疑是这个政权获得合法性的根基。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失败之后，列宁寻求到新经济政策是实现两者利益和谐结合的途径。由于列宁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着农民，但是不能用过去赶走和消灭地主、资本家的办法来赶走这个阶级。必须费很大的力气，付出很大的代价，长期地改造农民”^[29]，那就是实行有利于农民利益实现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30]。之所以要向农民“让步”，是因为“起决定作用的动机是考虑怎样才有利于达到目的，而不是公平分摊。我们帮助农民，因为这是我们保住政权所绝对必需的。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31]。他认为包括其他利益关系和谐结合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的新政权，而这也成了整个社会利益和谐的最高共同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列宁指出他所设想的实现途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32]但要实现这一途径，核心的原则就是“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都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33]，即要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利用利益激励机制，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