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利益矛盾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利益矛盾

利益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利益关系演进中的中心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利益矛盾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推进而出现和不断变换的，它既是改革开放政策调整的产物，又是我们一直在不懈努力解决的难题。中国利益矛盾发展的状况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利益观的形成和发展状况，下面从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四个方面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利益观关于利益矛盾的基本内容。

一、经济利益矛盾是利益矛盾的主要根源

在各种利益矛盾中，经济利益矛盾是“本源性”的问题，其他矛盾常常由此派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船是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思想指引下起锚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利益分配原则起到了力排众意的护航作用。正因为如此，中国原有的生产关系才得以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得以出现，生产力才得到极大解放，国家综合国力才逐步增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由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利益格局重构，中国凸显出了众多的经济利益矛盾。总体而言，这些经济利益矛盾集中表现在因贫富差距扩大化引发的利益矛盾和利益格局调整中因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引发的利益矛盾两方面。具体来说，这两方面突出的问题又分别表现在农村改革、国企改革、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城市化进程中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中。

（一）改革开放中农村的经济利益矛盾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农村改革，使农村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业生产活力被激发出来，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然而，伴随农村经济成分、产业结构、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发展，农村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农民收入出现多层次化，广大农村居民在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方面出现较大差异，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不平衡性。这一变化，使农村经济利益矛盾凸显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农村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经济利益矛盾。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农民内部形成了多元化的新的利益群体，产生了新的利益矛盾，如农村也出现了农民身份的业主与雇工的矛盾，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化的矛盾。其二，土地纠纷矛盾。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打工经济”的繁荣使农村出现了“土地短缺和土地闲置并存”的局面。即使在农业税取消以后，“撂荒”依然是农用地闲置的主要形式。然而，进入21世纪，在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大量的土地被征用，许多农民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失地中逐渐萎缩。土地被征用后，农民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而且，政府垄断征地使土地改变用途的级差地租主要落到了城市政府手中，农民得到的微不足道的补偿，根本不能起到基本的保障作用，征地矛盾凸显出来，成为农村利益矛盾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二）国企改革中的经济利益矛盾及其表现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围绕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博弈展开，历经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由于国有企业所体现的公有制最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共产主义所有制，所以国企的每一次重要的改革都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再到逐步推进的股份制改革，国企改革的每一次推进，都伴随着大量的利益矛盾产生。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的过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在不断探索和寻求出路的重大现实问题。

分析起来，国企改革中的利益矛盾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其一，少部分特权者和利益集团与国家、集体的经济利益矛盾。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产权是十分清晰的，它属于全国人民所有。在实际运作中，政府部门是国有资产的产权代表，它代表全国人民行使产权主体职能，政府部门又将这一职能委托给企业经营者。这种层层委托——代理关系，客观上造成了国有企业产权模糊，约束松弛的状况。由于企业经营者不是国有企业产权所有者，而又受托行使产权主体职能，这必然导致极其严重的“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其二，劳资利益矛盾。随着国有企业向股份制、混合制和民营化过渡，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国家、企业、职工都成为相互独立的利益主体，都有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追求，职工被雇佣化的成分越来越多，企业内部劳动力使用者和劳动者的身份界定逐渐明晰，企业的劳资关系恢复了其本来面目。国家主要通过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障机制和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等法律条文，对整个社会的劳动关系进行宏观调控、规范和制约。但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劳资关系的变化，各地大量涌现了劳资关系不和谐的问题，国企劳资矛盾和冲突的尖锐化突出表现在劳动争议案件逐年增加，这已成为当前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突出表现。其三，失业矛盾。国企改革中的失业矛盾和劳资矛盾是相伴而生的。伴随着国企改革“破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产生了浩浩荡荡的失业大军。这种局面的长期存在，既危及广大人民的直接利益，又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四，职工间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国企的职工队伍在市场化过程中进行着分化和演变，利益主体由一元转变为多元，形成了利益取向不尽相同的各种利益群体。综合职业劳动分工经济收入状况、社会权利状况、组织资源分享等方面因素，我们可以把国有企业职工分为五大群体：企业经营者群体、中层管理者群体、技术人员群体、普通工人群体和弱势职工群体。国企经营者控制着企业的各种资源和经营决策权，拥有较多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他们所得到的较高收入，是通过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实现的：既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工资，也有凭借管理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得到的收入；既有制度内的、规范性的收入，也有制度外的、灰色甚至黑色收入，进而使得企业内部不同职工间的收入差异日益扩大化。

（三）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劳资矛盾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推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不容忽视的是，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中，因劳资双方力量不对等，多数企业存在不签订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会保险、拖欠工资、劳动条件差、发展环境恶劣等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非公有制企业的劳资关系不和谐的趋势日益严重，劳资矛盾和冲突问题也日趋尖锐化，非公有制企业已成为中国劳资矛盾的“多发地”“重灾区”。

（四）城市化进程中的利益矛盾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走上了一条“积极推进工业化，相对抑制城市化的道路”，形成了深刻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目前，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急切要求。然而，中国城市化的过程又是社会结构变迁和利益调整的过程，产生了因为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调整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如农民工进城与相关制度措施相对滞后的问题、城市征地与拆迁过程中失地农民和被拆迁户与地方政府及其他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城市人口膨胀与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问题、城市化中的庞大的就业压力矛盾问题等等。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问题和矛盾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和妥善处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们呈现出从隐性到显性、从局部到普遍的发展态势，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的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政治利益矛盾是利益矛盾的集中反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改革的过程是利益调整和重新分配的过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反映到政治上来，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匹配，以巩固经济改革的成果。正如邓小平所言：“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58]。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与经济体制改革伴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已取得了不少成效：一是基本改变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主要弊病；二是人民在共享改革的经济成果中享有了广泛而真实的民主权利；三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途径不断拓展。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虽然间接作用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巩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并形成了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但直接表现出来的后果是对政治利益的调整，即对政治权力和权利的重新配置。这中间伴随着利益主体的分化和重组、权力和权利在主体间的再分配和博弈，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摩擦、碰撞和差异，在形成新的政治利益关系格局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的政治利益矛盾和冲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利益矛盾，集中表现在利益主体最基本的政治利益形态——权力和权利的分配与获取的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决策权力分散化与政治责任集中的矛盾

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逐渐改变了计划经济条件下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的状况。在党委、政府体系内，中央的权力不断下放给了地方。与决策权力已经相对分散到地方相比，控制后果的政治责任却仍然高度集中于中央。也就是说对这些地方决策者进行控制、监督、评价、惩罚、奖励的只有党组织，具体来说是党的宣传部门、组织部门和纪律检查部门。而由于党的这几个工作部门工作能量的有限性，责任追究力量无法应付不计其数的分散决策，不可能对所有的决策者做出完全及时、有力、恰当的控制、评价、监督、奖励和惩罚。因此，这种政治体制改革中决策权力分散但政治责任集中的权力配置格局，必然引发大量的腐败和权力滥用、社会不满乃至局部的群体冲突。

（二）权力异化导致的矛盾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政治权力不是某种外在的神秘力量赋予人类社会的东西，也不是什么‘权利让渡的结果’或‘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其本质上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的工具，是为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59]从权利的本质和来源看，它是属于人民并为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服务的。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对权力的重新配置中，由于权力监督乏力而导致权力不断地渗入市场，权力私有化、关系化、特权化、商品化现象突出，政治权力时常异化为为个人或小团体谋私利的工具。政治权力的异化常常使作为“人民公仆”的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和正当行使权力，使本该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权力转化为为私人利益服务的非正义的私人特权。权力异化导致部分干部在利益的获得中总是处于“领跑”的位置，总是成为“先得”和“先富”者，这必然导致“公仆”与“主人”角色定位的强烈反差，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

（三）政治权利实现中的不平等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政治存在形态与政治认知方式都发生了深刻转变，人们的政治行为模式也发生着相应的转变。这种转变又可集中概括为“从权力政治向权利政治的变迁”^[60]。在认识到权力政治的弊端以后，邓小平表达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意见，并推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以权力下放为重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初见成效，也促使人们在思考政治体制改革时看到了中央权力高度集中、个人权力不受控制的家长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党国家化、权力政治的弊端，看到了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互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发展，启发了人们对切身权利的考虑，权利意识开始深入人心。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民权利已经以前所未有的强势进入到公民的政治生活中。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和落实，意味着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尊崇和维护。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成为党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但是在公民权利实现中，法定权利平等与事实上存在着的保障权利实现的条件不平等成为一个尴尬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状况、思想观念、文化水平、体制等因素的差异的存在，法律虽然确认和保护公民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上的平等地位，却无法保证他们在事实上实现真正的权利平等。一些人由于文化程度较低、经济困难，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无法通过法律救济使自身权利免受损害，而另一些人有钱有势却可以享受特权，权利实现中存在着大量事实上的不平等，是政治利益矛盾出现的根本原因。

（四）政治参与愿望的增强与参与渠道匮乏的矛盾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而且他们在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的不平衡日益明显和突出。一些社会阶层在社会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中所占份额相对增加，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相对上升，在社会生活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成为所谓的“强势群体”；一些社会阶层在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中所占份额相对缩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力相对下降，在权力和权利方面、发展的机遇、生活的物质条件等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处于相对不利地位，成为所谓的“弱势群体”。“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政治参与存在着较大的不平等性。一方面，“强势群体”一般属于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凭借金钱、权力、能力和关系等资源优势，他们已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比较容易通过政治参与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使得政府政策的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要求，或者至少不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弱势群体”一般属于利益受损群体，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底层，他们的政治参与机会相对于“强势群体”而言就少了很多，他们对于政治的影响力也相对低些，因而表现出参与不足的情况。

“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差异，反映出中国政治参与愿望的增强与参与渠道相对匮乏的矛盾。不断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使民意代表体制（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调体制（如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社会监督体制（如党纪政纪监督）、民意表达体制（如信访制度、调研制度、市长接待日制度等）等政治参与体制得以逐步健全，但与日益增强的政治参与愿望相比，政治参与渠道还显得相对匮乏，表现在：一是现有的政治参与制度和组织在某些具体环节上缺乏可操作性；二是民间自治组织比较少且不规范，难以满足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主体参与政治活动的要求；三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机制不健全，缺少法律、制度方面的保证；四是公民政治参与的路径有待进一步拓展。政治参与渠道匮乏和不够规范，极大地限制了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要求以正常渠道和合法形式参与政治生活的意愿和实际效果，以至于他们有正当的利益愿望和利益要求时，没有正常的合法渠道向政府表达，从而选择一些非制度化的参与途径甚至非法手段，如暴力对抗、上街游行、静坐示威以及越级上访、集体冲击乡镇政府等。近些年，群体性事件增多，甚至较多“无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性事件的出现（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作“无直接利益冲突”，意思是指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不仅是群众对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更是群众政治参与渠道较窄，利益表达渠道堵塞的反映。在利益格局转换的今天，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扩大人民群众有效的政治参与，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三、文化利益矛盾是利益矛盾的深层反映

新中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业国，生产力落后、经济基础薄弱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国情。经济的落后，制约着文化建设的进步。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教育发展落后、文化产品匮乏，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现状之间存在着越来越显著的矛盾。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国民素质得到了普遍提高。改革开放，使人们有了更多了解世界、融入世界潮流的机会。人们在感受世界精神文化的过程中，萌生出了无限的利益文化需求，憧憬着自己的文化利益蓝图。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参与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需要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的文化利益发展现状并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形成了文化利益多方面的主客体矛盾。同时，在文化利益生产的局限性、文化利益资源的有限性的共同作用下，文化利益在主体间的配置和分配过程中加剧了主体间的矛盾。总括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存在的上述文化利益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利益生产与文化利益生产的矛盾

经济利益生产与文化利益生产的矛盾，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矛盾的直接反应，表现为重经济建设轻文化建设。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改革开放的蓝图时，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得到极大丰富。然而，人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却并没有跟上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精神文化的变革和发展远远落后于物质文化的变革和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造成人们价值选择出现困难，精神寄托无助，行为无所适从，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这就使经济利益生产与文化利益生产的矛盾外在地表现出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个人财富及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不但处于劣势和困难状态的社会群体对急剧变革的社会普遍心存抱怨、颇多指责，就连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较多的社会群体，都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对社会怀有各种抱怨和牢骚。经济利益生产和文化利益生产的不协调，至少产生了三个较为突出的现实问题：其一，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信任危机，即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和对共产党执政的信任危机；其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被动摇，面临“断裂”的危险；其三，文化利益建设的相对滞后在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下，人们的行为失范大量出现。经济利益生产与文化利益生产的矛盾所引发的这一系列问题，已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人民的幸福安康、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着力解决。

（二）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

这一矛盾主要表现为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背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倒挂。文化产品的这一矛盾，也是由其双重属性、双重价值构成决定的。文化产品是特殊商品，人们在购买它时，更多的是考虑它的有用性，而不是看它耗费了多少劳动，从而掩盖了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另外，文化产品生产的精神部分，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很难精确计算，其价值量基本上是以其物质载体的劳动量为依据，这又常常使得文化产品的交换价值与其价值量相背离。因此，当文化产品进入市场后，其价格难以真正反映其价值，也难以实现其应有的经济效益。

文化产品价值的实现取决于社会需求的状况和消费者的文化素质及鉴赏水平。人们的文化素质高低决定着对文化产品雅俗不同的需求。大众文化产品因其对文化水平的要求不高而有广阔的市场，有较好的经济效益，但由于其平面化、低俗性、消遣娱乐性，其社会效益有着很大的局限。高雅文化产品有着潜在的社会效益，其消费由于受消费者的文化素养、专业知识和审美能力等方面的限制而造成需求不足，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难以实现。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市场难以避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动。在文化市场的自发作用下，一些文化产品的生产和经营者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可能会只注重生产和经营经济效益好而没有社会效益甚至于有害社会、毒化人们心灵的文化垃圾。

（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

中国改革开放中文化利益的这一矛盾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在文化价值目标上，出现了精英文化的“启蒙”、批判性与大众文化的“世俗”性之间的矛盾。精英文化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它出于对社会的使命感和对社会价值理想的关切，一般都与社会世俗生活保持一定距离，以创造经典自命、追求价值永恒、倡导文艺创作的审美理想、呼唤社会的人文精神等。它对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都保持一定的警惕和批判性，成为社会良知和理性的化身。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就指出，作为精英文化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对西方的政治、经济保持一种清醒的反抗意识和批判态度。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大众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经济影响，成为商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它的重要功能是为大众的精神需求和娱乐消遣提供情感满足。在浅层意义上，大众文化过分激发人的感官享受的欲望：如宣泄性、游戏性的娱乐文化产品泛滥；低级淫秽读物与文化垃圾充斥大众文化市场；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过度宣扬；对不择手段、恶性竞争市场达尔文主义的宣扬；等等。在深层意义上，大众文化把人的非物质的精神活动降格为特殊的物质活动，从而悄悄地扼杀了人的自由天性，取消了人的理想。二是在审美趣味上，表现为精英文化的高雅追求与大众文化通俗追求间的矛盾。精英文化主张伦理的严肃性、创造性、个性风格、历史意识和言外之意的内在规范，因而具有不断超越的精神动力；而大众文化则是一种复制性话语，它追求标准化、无个性、程式化和媚悦当下的直接性，且具有明显的消解精英文化的倾向。三是在价值实现上，精英文化的人文性与大众文化的商业性的矛盾。精英文化因其执着于真、善、美的价值探求，向大众提供“终极价值关怀”，其价值实现虽以市场为中介，但并不为市场所左右。大众文化注重商业价值的实现，它以市场为导向，以盈利为目的，直接受价值规律的支配，通过市场来传播并实现自身的价值。四是在社会影响上，表现为大众文化的扩张与精英文化的式微。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大众文化的通俗性，打破了历史上知识精英对文化的垄断地位，使文化真正为大众所享用；其娱乐性摆脱了传统的浓厚政治色彩和说教的模式，以纯粹的娱乐和刺激为手段而为大众所青睐；其平面化抛弃了思想深度，削平了人们的审美空间，把策划等同于构思，把创作称为生产，把欣赏变成消费，将复杂的审美过程简化为感官的刺激；其复制性向大众提供了各种“文化快餐”；其虚幻性给受众提供了梦幻般的享受，获得即时的快乐和虚荣心的满足。大众文化的上述特点，使其具有巨大的浸染力和扩张力。它一出现，便有如洪水泄闸，不断淹没着精英文化的绿洲，成为大众消费时代的文化主流和“文化霸权”。在大众文化的挤压下，精英文化由中心退到了边缘。

（四）教育不公平导致的文化利益矛盾

文化素质的提高，既是文化利益的体现，又是享有更多文化利益的重要条件。教育是提高文化素质最直接和最关键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但教育发展中又存在着较多不公平的现象。教育不公平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从宏观方面看，教育不公平突出表现在城乡之间教育发展失衡、区域之间教育发展失衡、社会阶层之间受教育状况失衡三方面。教育不公首先从体制上造成了利益主体文化素质提高的不平衡，客观上形成了处于优势的利益主体和处于劣势的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和冲突。教育不公在造成利益主体间文化素质提高的差异之后，必然进一步扩大利益主体追逐和实现文化利益的矛盾和冲突。

（五）文化利益分化导致的文化利益矛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利益的分化着重体现在利益主体的分化上。文化利益的主体是文化利益的追求者和归属者，也是文化利益的承担者和实现者。不同形式、不同功能、不同内容、不同性质的利益客体之间的矛盾，必然要通过利益的主体来传递，必然要表现为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中国经济利益主体的分化，也使文化利益主体发生了分化。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多种经济成分之间、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逐渐产生出了多元化的文化利益主体，各利益主体之间不断地发生文化利益的分化与整合。在此过程中，不同主体对文化利益资源的享有和实现呈现出越来越不平衡的状态。这种不平衡又集中体现为文化素质提高的差异和文化生活质量的差异上。人们在享受文化成果方面仍然存在越来越大的差异，表现出文化利益分化的趋势。

（六）文化资源配置失衡导致的文化利益矛盾

由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滞后，中国的文化资源配置表现出严重的不平衡，具体表现在地区文化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和城乡文化资源配置的不平衡两方面。受改革开放布局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中国东部地区文化资源配置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完备而先进的文化设施为当地居民的文化娱乐活动提供了较好的物质保障；而西部相对落后的文化设施难以满足本地居民的正常需要。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在教育和文化公共设施等文化资源配置上，城市和乡村也表现出巨大差异。长期以来，政府对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投入较多，而对农村中的教育和文化设施投入则相当有限，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村自己来负担。文化资源配置上的不平衡，引起了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享有文化利益的机会的不均等，结果的不公平。

四、社会利益矛盾是利益矛盾的突出表现

与社会的含义相一致，广义的社会建设是指人类社会建设，狭义的社会建设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中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公众性、公用性、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社会事业建设，主要包括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建设，它直接关系着民生的保障和改善。同样，社会利益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利益泛指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利益；而狭义的社会利益，则是指人们从狭义的社会建设中获得的利益。作为与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并列的社会利益，则是指狭义的社会利益。党的十七大概括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内容可看作其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伴随着党对社会发展状态的清醒认识和对自身使命的高度自觉，中国的社会事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中国当前社会事业的发展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对社会事业发展的需求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人们在社会利益获取中存在着不少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就业矛盾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就业，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生活，是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条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社会利益的重要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党和政府一直将就业问题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在中国经济取得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就业问题也有了明显改善。但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原因的影响，也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就业领域还有许多矛盾亟待解决，如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矛盾，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就业压力增大的矛盾，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的矛盾，等等，人们可以由这些矛盾窥见中国发展中就业矛盾的一斑。

（二）教育不公矛盾

接受教育是每个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人们重要的社会利益。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61]。改革开放中，中国教育事业规模持续扩大，各级各类教育取得了显著进展。在教育结构进一步优化，教育服务发展能力增强的同时，深层次的矛盾也随之而来，主要表现在教育机会和资源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学校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上。在城乡之间，城市教育发展很快，发展程度越来越高，而农村教育则步履蹒跚，发展水平呈下降趋势。在区域之间，目前东部某些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教育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西部有些贫困地区还未完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不同学校（主要体现在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之间，重点学校、示范学校、实验学校一直是地方政府财政投入的重点，且收费高，条件优越，师资配备较好，教学质量较好；而非重点学校因政府重视程度相对较低、投入少，教学条件较差，教师收入偏低，教育质量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无论是接受教育的机会，还是接受教育的过程和结果，都存在着不平等的问题。如“受先天素质和性别因素的影响，残疾儿童和女童在受教育的机会上处于劣势；受地区因素影响，东西部地区以及城乡之间学生入学率和辍学率等方面存在差距；受家庭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问题突出；弱势群体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所处地域的环境，决定了其子女很难进入办学条件好、教育质量高的学校就读。”^[62]

（三）社会保障矛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相适应，国家和社会依法对社会成员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63]。伴随着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性阶段进入到了定型、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阶段。从本质看，中国的社会保障是要维护社会公平，进而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从发展历程看，主要经历了以拨乱反正为重点的恢复和重建阶段（1978～1985年）、以社会保险为重点的改革和探索阶段（1986～2001年）和以统筹城乡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和创新阶段（2002年以后）；从内容看，中国已经逐步建立起了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三方面内容构成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尽管如此，由于中国社会保障发展较晚，且经济基础薄弱，人们在分享这一社会利益的过程中存在着较多具体的矛盾。第一，城乡分割与发展失衡的矛盾。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城市优先发展战略以及为实施这一战略而推出的城乡不平等的制度和政策，不仅造成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分配严重不均匀，人们在这方面的社会利益享用上存在巨大差距，而且还造成城乡社会保障项目覆盖面和支出的巨大差别。第二，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发展滞后的矛盾。目前，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现行的家庭养老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421’家庭模式”^[64]和抚养系数上升使得现行的家庭养老很多时候不堪重负。老年人是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较多的群体，人口老龄化对整个医疗保障的承受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人口老龄化也给政府社会福利特别是老年人社会福利支出带来了较大压力。第三，快速城镇化与社会保障发展不协调的矛盾。“城镇化进程与社会保障制度之间存在着‘互促—互制’关系”^[65]。然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与社会保障制度在发展中并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态势。一方面，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没有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带来同步的改观；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没有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配套的保障，而是各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