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应该迈过的一道坎

我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应该迈过的一道坎——市场化的选择与超越

惠　曦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长期作为一项公共事业服务于国家的发展目标，各国政府都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对其进行干预和调控。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都经历了程度不一的“市场化”（marketization），也就是政府放松管制，将市场逻辑引入高等教育，让竞争机制与价格机制引导高等教育机构响应市场的需求，以增强弹性，提升效率，同时通过评价制度的建立，一方面提供给高等教育消费者更充分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形成了高等教育必须注意质量及绩效责任的压力。

市场逻辑的引入带来的是大学的一系列变革和新态势的出现，如教育资金市场的挖掘与大学办学主体的多元化；招生和就业市场的开辟与大学专业和课程的改造，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的引入与大学内部管理改革的深化、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与大学产学研的一体化、国防教育服务市场的开发与大学的国际化等。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经过众多研究者的研究认为，这是由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所带来的时空压缩和世界一体意识对各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全球化的概念和定义

全球化的概念和定义目前统一地分为两大类：其一主张全球化乃是全球相互关联（interconnections）和相互依赖的强化。跨国流动的增加，以至于整个世界趋向于单一化的发展方向；其二强调全球化乃是时间和空间关系改变的结果。

按第一类主张，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包含了以下4点涵义：

（1）指社会、政治及经济活动延伸并超越界线，致使世界上某个地区的事件、决策和活动对于遥远异地的个人和社区产生意义。

（2）越界的连结并不是偶发或随意的，而是持续且有规则可循的，同时可以看出这种连结不断扩大和强化。

（3）由于通信和运输系统的发展，思想、符号、物品、信息、资本、人的快速和大规模流动加速了全球化。

（4）由于全球化的广度、深度和速度的不断增加，本地与外地、国内与国外、地区与全球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

按第二类主张，我们可以引用McLuhan在其所著《媒介即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1967年）一书中“你的邻里”（Your Neighborhood）中所写的一段话来生动地表述：

“电子电路推翻了空间和时间的统治，让我们得以立即和持续地收到他人所关切的事务的信息，并在全球的规模上重构彼此的对话。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即是‘彻底的改变’（total change）。这种改变使得心理、社会、经济和政治都无法再偏居一隅。旧有的城市、国家和民族群体已经无法运作。没有任何事情可超越新科技‘无所不在无所在’的精神。你已经无法再‘回’家了。”

之所以McLuhan讲无法再“回”家了，是由于我们已“无法离乡”。因为“全球化创造了单一的市场，市场之内硕大无比的规模经济，所鼓励的是在全球做同一类型生意或行销单一产品的企业。如此一来，全球消费就有可能趋于一元”。处处可见的麦当劳、肯德基、“中国造”和其他连锁性产品让人无“异乡”可去。

二、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的市场化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不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家与市场之间的角色区别也越来越不明朗。以往被认为应该由国家来守护的理念（例如公平与正义）、由国家来提供的服务（例如卫生保障与教育），似乎都可交由市场来做更有效率的生产与分配。世界高等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进行的一轮又一轮的改革，基本上也在响应全球化和新公共管理所要求的“三个E”即经济、效率、效益（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所带来的庞大压力。由此引出了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下述影响：

1.高等教育的产业性受到特别重视

高等教育的产业性大体包涵两方面内涵：其一是高等教育本身作为一种产业；其二是高等教育对产业发展的贡献。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有关规定，教育和商业服务、通信、销售、金融等14项并列为“服务部门”（Service Sector），是全球贸易中重要的服务产业。像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主要留学生输入国，高等教育已成为一项重要产业。以美国为例，以1970年中期以来，教育出口在其服务业连年保持顺差的佳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名列十大出口服务的第四名，仅次于旅游、运输和金融。通过招收外国学生，不仅无往不利，扩大了学校影响，同时也输出了文化。各大大小小的学校的募款活动，也因此得以跨越国界，成为全球性的活动。

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包括：①国家的科技能力及其在生产和管理方面的运用；②能否在广大、整合且富裕的市场，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市场占有一席之地；③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之间是否能有显著利润；④国家及跨国组织是否具备引导国家及地区发展的政治能力。为提升国家竞争力和强化研发能力，由政府主导的产学合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许多国家都蔚然成风。大学除了提供产业发展所需的高级人才外，还提供了创新的氛围，对产业技术的创新和突破产生直接和间接贡献。

2.高等教育力求卓越的发展方向

为了提升高等教育水准，以达到提升国家竞争力，同时也是为了对抗在全球开放的高等教育市场中欧美知名学府的凌厉攻势，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都特别重视学术的追求。高等教育力求卓越已成为全球高等学府共同追求的目标。

3.跨国力量对高等教育影响日益显著

由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网络教学以其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收费低廉（甚至免费）、多样选择的优点，对于传统的限于国家范围内的教学模式将构成严重的挑战和威胁。

4.国家和高等教育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悄然的变化。国家协助高等教育市场化运作成为趋势。其方式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解除管制（deregulation），就是减少政府对大学的财务、人事、课程等方面的管制，将决策权下放给学校，由其自行制定收费标准，发展人事分类系统，规划课程，协商各类合作契约等。

二是消除垄断（de-monopolization），就是政府放松或取消那些禁止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竞争的规定，如收费标准、招生人数等，以便公立和私立大学能在一个更平等的基础上互相竞争。

三是私有化（民营化）。在一向由国家提供高等教育的欧洲国家，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缩减公共经费、增加私有经费的趋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世界性组织，在1990年之后也大力倡导以私有资源来支持高等教育的扩充。

总体而言，国家和高等教育之间的互动也由国家控制模式（state control model）转为国家监督模式（state supervising model）。经费多元化使用者付费、企业精神、质量与绩效等概念在不少国家开始成为高等教育最高指导原则。

三、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的选择与超越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我国高等教育，从1953年成立高等教育部，1958年撤高等教育部，将高等教育归属教育部和中央有关部委直接领导，较长时间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1976年至今则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领导体制。在权限范围上表现为：

（1）所有国家和地方政府举办的高等院校，教育经费基本来自政府拨款。

（2）高等学校的设立、结构、布局全部纳入国家事业发展计划。

（3）高等学校主要领导人由政府任命。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具有和国家公务员同等的地位。

（4）学校的系科、专业设置、课程、教学大纲的制订、招生计划、就业率达标等长期执行政府指令计划。

（5）学校的基本建设和经费使用须按国家下达的计划进行。

在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上，1950年4月，中央规定，高等学校一律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代表学校领导学校一切教学、科研及行政事宜。党组织在政治上起核心作用，原则上学校中的党组织和学校行政互相间没有领导与指导关系。1958年，高校内部普遍实行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校务委员会为党委领导下的权力机构，实行集体领导，由校长主持。但由于实际上党委包办了学校的行政工作，校务委员会徒有其名，校长作用也难以发挥。20世纪60年代初，校长的权力较前有所突出，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大学校长为国家任命的学校行政负责人，对外代表学校，对内主持校务委员会和学校经常工作，重大问题由校长提出，交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并由校长执行。“文革”中学校的革命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校长的作用不复存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高校领导体制确立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并取消了原来的校务委员会，设立学术委员会，由校长或副校长领导和主持，加强学校学术管理。但实践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格局未能根本改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进行过“校长负责制”试点。1989年，中共中央提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高校仍应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在现有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下办学资金严重不足，资源的低效率和浪费随处可见；不少高校为保证党政班子的团结搞“老少配”、“强弱配”、“哥俩配”等，但矛盾仍时有发生；由于办学资源主要来自国家，现有高校员工从心理和行动上很难接受真正的“按劳取酬”、“优劳优酬”，使高校干部制度改革、人事分配制度改革难以从更深层次上引进；国家在原有不平等投资建设基础上再次不平等地进行学校等级划分和整体包装，使原有的“第二世界”、“第三世界”高校乃至新建高校在新形势下的竞争中难以脱颖而出，而长期作为“国家队”、“211”们的“绿叶”和衬托者。而要改变这种情况的惟一出路，就是市场化的选择和超越。

1.我国高校市场化的选择

所谓市场化的选择，有以下两层涵义：

其一是高等教育的举办者以原有的国家垄断转化为教育投资的多元化。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已逐步放开了对高等教育投资的垄断状态。截止到2001年，全国共有非学历教育资格的民办高校1240所，在校学生118.43万人，民办普通高校85所，且仍呈蓬勃发展趋势。

其二是在管理体制和理念上，引进企业管理模式和企业精神，以解决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与政府财政拨款的严重不足，以及公立大学效益低下，大量教育资源得不到充分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与经济领域的发展相比，高等教育机构显得缺乏应有的活力，以及通过市场化，从根本上像企业一样实施干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最终达到优化资源、提高效率、发展强校的目标。对此，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高等教育已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样板。

2.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超越

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矛盾始终存在，就高等教育而言，政府过多的干预固然给大学发展带来障碍，但高等教育完全为市场所左右同样是危险的，高等教育在市场化的同时，还应超越市场化。这是因为：

（1）高等教育需要在政府、市场和自身的要求三者间寻求相对平衡。

首先，没有国有化的学校，就不可能提供被认为是对社会稳定所必要的共同价值标准。其次，教育一旦进入市场，同样要面临经营企业一样的风险。然而大学本身是难以承担这一风险的，因为“教育是不允许后悔和失败的事业”。第三，提高高等学校经营效率的根本途径并不是彻底转换所有权，而是有效地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毕竟公私大学的并存更有利于竞争。然而高等教育和国家的关系太密切。到目前为上，从来还没有一个国家把所有的大学都交给私人团体或企业来经营。

（2）大学应崇尚自身固有的理念，遵循自身固有的发展内在逻辑。

首先，大学与企业在本质上是不相同的，校组织的功能目标不像其他社会组织那样是脱离或外在于组织成员的，而恰恰是组织成员自身发展的目标。而一般企业组织的功能目标是生产某种产品和提供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主要是为社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而不是为这个企业自身的。其次，经营过程与内容不同。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和职业技能的训练，还有思维的开发、智力的训练及文化的传承。第三，高等教育服务不进行等价交换，即大学需坚持入学要求，而不是用钱就可购买到入学资格。第四，对大学办学好坏的评价，经济效益只是评价体系的指标之一，而学生培养质量的好坏乃是大学评价的重要指标，且这个评价指标在不同的年代和社会还具有不确定性。第五，大学的办学不能完全任由市场调节，因为它开设的专业和课程不仅要适应职业需要，更要求通过广博的文化教育培养“全人”。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其自身的扩张还是发展，都要求用改革企业的理念来面对竞争的教育市场，接受市场调节，然而，同时作为学术性组织的大学，维护自身的传统，保持自身的固有特质，是大学得以延续的基础。面对市场，大学要有所选择，更要有所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