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尼的后批判哲学与“后马克思主义”意谓

第一节　波兰尼的后批判哲学与“后马克思主义”意谓

在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的词源学追溯与考察中，头一个应该提到的恐怕就是匈牙利裔著名物理化学家、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教授(Michael Polanyi，1891—1976)。虽然麦克伦南把G.D.H.科尔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1948)及卡尔·波普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1951)归于“较旧的后马克思主义”文本^[11]，但是，在这两个文本中“后马克思主义”这个词都没有出现。而波兰尼在其长篇哲学著作《个人知识：走向一种后批判哲学》一书中却明确地使用了“后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波兰尼在这部全面表达其哲学思想的宏篇巨帙中，提出了他的后批判哲学的知识学，系统论证了知识的个人性和默会性，阐述了知识的信念寄托、知识的形成与展示的内在信仰承诺。这种后康德哲学的个人知识论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一词出现的哲学语境。

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明显受到了康德先验观念论的影响，因为他也像康德一样从认识形成的个人建构出发，并把知识理解为观念性现象而不是对纯客观的物本身的复写。但是，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在很大程度上脱出了康德哲学的框架，并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颠覆性的识见。康德把知识中的个人性诠释为直观形式和普遍的先验范畴;而波兰尼所说的知识的个人参与则是指个人的信念、求知兴趣、热情、不可言传的默会因素以及个人特有的技艺、独特的经验和灵悟。在他看来，“在每一项识知行为中，都有着知道什么正在被识知的个人的默会与充满热情的贡献;这一系数不是简单的不完善，而是一切知识必不可少的成分。”^[12]此外，他虽然和康德一样强调信仰的重要性，但是在康德那里，信仰高于知识，并且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是严格分置的，二者有一条断裂的鸿沟;而波兰尼恰恰相反，他强调的正是信念与知识的不可分离性，他断言：“信念是一切知识的源泉。默会同意与求知热情、群体语言与文化遗产的共享、融入志趣相同的共同体，这些都造成了我们赖以掌握事物的、对事物本质幻象的冲动。没有任何智力，无论它多么具有批判性或创造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信托框架之外运作。”^[13]由此他试图把康德的调节性原则替补进知识的构成性机制之中，主张必须消除信念陈述与事实陈述之间任何形式的区别，正是在把信念、文化、道德，甚至社会组织形式都纳入知识构造机制中的意义上，波兰尼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一种“后批判哲学”。

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将知识的具体生成和存在状态置于宏远辽渺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因此言述默会神契的意义、它的形式及其达成的诸种条件，也就是讨论知识的类型学或者说是知识的意识形态学，因而也是一种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默会神契以思想的自由和思维的独立性为前提，但同时，我们的默会能力又决定了我们对某一特定社会的依附，并在这一社会的框架之内维持我们的求知、艺术、公民和宗教的生活部署，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信仰的召唤，但这充满着高度的危险，波兰尼尖锐地指出：“现代的唯科学主义原来竟与过去的教会一样残酷地禁锢着思维。它并没有为我们种种最有活力的信念留下什么余地，它迫使我们用滑稽而不恰当的词语把它们伪装起来。被这些词语框住的种种意识形态把人类最高的渴望罗致麾下为毁灭灵魂的暴政服务。”^[14]因为看到了默会的个人性与共享的达成之间、思维与社会权力之间、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波兰尼对以科学面目出现的信仰体系对信念和自由所造成双重的扭曲和伤害予以了激烈的抨击——如果没有信托纲领，自由就不是实在的，而如果没有了自由，信仰就蜕变成政治机器隐含的驱动力。所谓极权主义就是以追求最完美的自由为信仰招牌而疯狂践踏自由、剥夺自由的一种教义，顺着这样的思路，波兰尼自然而然地把默会共享的形成与对极权主义的批判结合起来。

现在，人们一谈到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就情不自禁地想到福柯，其实波兰尼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进入了这一主题，他已经从知识与权力、特别是信仰与权力的关系的层面上对极权主义的根源作出了论证。在波兰尼看来，不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斯大林式的独裁，它之所以能形成，它之所以能被大众接受，就在于它对信仰的伪装与滥用，它把福利性的实在的东西放在崇高而庄严的信仰名义下走私、偷运，它把人类完满自由的实现放在对当前具体自由的荼毒之下来许诺。“追求独立思维的伟大运动给现代心灵注入了一股不顾一切拒绝所有似乎绝对地与个人无关的知识的思想(其实并不绝对与个人无关)，而这又反过来意味着关于人的一种机械观，这种观念必定会剥夺人的独立思维能力。这样的客观主义必然代表着福利和权力意义的公共利益，并因此而使自由走向自我毁灭。”^[15]

对极权主义后果的极度反感，对道德倒位的伪装形式的深恶痛绝，使波兰尼把斯大林的死亡和极权主义的思想控制的终结描述为朝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16]迈出的第一步，“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这一措辞，在波兰尼那里包含着一种理论解放的意味。他把在1956年匈牙利和波兰革命中达到高峰的思想解放过程称为“真理的革命”，把它们当作是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真实表达。出于对极权主义的激进自由的欺骗性的警惕，波兰尼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保持一种谨慎的姿态，他坚持认为：“在自由社会流行的不公正的特权只能通过精心的安排分阶段地逐步减少。那些要在一夜之间把它们废除的人只会建立更大的不公正来取代它们。”^[17]这就是说，“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就是在维护某种文化权威和某种价值信念正统性的同时贯彻思想的独立性，也就是波兰尼一直表述的对自由和权威的合理性张力的维持。正是在对如此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展望中，波兰尼提出要通过抑制任何激进的建立正义与博爱的行动(即革命行动)来维护政治自由。为了避免使人陷入可怜的奴性状态中，为了自由主义的理想不再倒位成现代极权主义学说，我们首先必须接纳保守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只能在基本的宪政主义确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前行。

由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波兰尼的“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指称，是从批判斯大林主义极权政治的角度提出的，借助这一术语，波兰尼表达出了对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欢快告别，所以从其最确切的意涵上，这个“后马克思主义”应该称之为“后斯大林主义”(Post-Stalinism)。但这里的问题是，波兰尼并没有把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区分，他没有想到斯大林时代的一些暴政是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进行的。在他看来，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是一致的，斯大林时代对基本人权的践踏、对道德的扭曲、对自由的荼毒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悖论式的”^[18]特征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展现。这就是说，在波兰尼的视域中，斯大林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斯大林主义，正缘乎此，波兰尼才将“斯大林死后苏维埃政权逐渐出现的人道化”以及“从那时以来一直在进行，而在1956年10月在匈牙利和波兰的革命中达到高峰的思想解放过程”^[19]描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

在《个人知识》这部“后批判哲学”的巨著中，“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仅仅出现在一小节的标题中，并且这次“现身”也是绝无仅有的唯一的一次，它似乎被淹没在个人知识论的浓墨重彩和默会神契的厚实论证之中而显得微不足道、无足轻重。但是，按照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的内在逻辑，知识的构成及其言述体系不可避免地承载着信仰寄托和个人系数，那么，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作为一种言述体系又怎能是一种无信念、无信仰的纯客观的表达呢?波兰尼自己也坦率地表示，“我要把我的哲学变为我的基本信念的宣言”^[20]，“我相信，我的目标必须是发现我真诚地相信的东西并把我觉得确信的东西形式化”^[21]。这意味着，明确地拥持并宣布一种鲜明的信托纲领是后批判哲学的个人知识论的内在要求，也是保持其逻辑一贯性的自我验证。波兰尼借助于“后批判哲学”这一措辞所激发的灵感杜撰出“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用语，正是为了描述一种寄托框架或者说是一种真诚的信仰告白，从这个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所表达的东西乃是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的内在原则在政治思想与信仰上的落实与贯彻。

就像后批判哲学的知识学是对康德批判哲学的认识论的颠覆一样，波兰尼“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中的“后”字所蕴含的也是颠覆之意。而无论从文理脉络上，还是从波兰尼的基本理论立场上，这个“后马克思主义”的颠覆意义都折映出两重性：一是它的否定性，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信仰的拒斥，因为，从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出发，无论何种信仰都不会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把自己“浇铸成科学的肯定形式”^[22]，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的道德渴求，“它保护着种种道德感情免受疑为唯情论的指责并同时使它们给人一种科学的必然性的感觉”^[23]，从这个意义上，“后”显然可解释为“过后”或“终结”。二是它的肯定性，它指向的是一种反激进主义的自由价值观，因为波兰尼不主张把资产阶级对自由的追求完全当作是该阶级物质利益的体现，也不赞同将资本主义的自由作为一种虚伪的意识形态加以全盘剔除，正如人们可以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强大的生产力一样，也可以从资本主义那里接受合理的民主与自由理念，从这个方面看，“后马克思主义”中的“后”又可以理解为“后来”。至此，我们从波兰尼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的分析中得出结论：波兰尼所使用的“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指意符号，并不是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那里获得的灵感，他主要是基于对被斯大林所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抨击，而从后批判哲学的比附意义上提出这一术语的。

如果谈论波兰尼对20世纪晚期兴起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首要的并不在于他是最早使用后马克思主义一词的哲学家，更重要的在于，他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思想情境性或者说它所展现出来的问题域，从大的方向上给后来的“后马克思主义”言说定下了一定的基调，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总体上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也就是说，它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某一部分、某一命题或某一原理，而是在整体的意涵上对之进行指摘和攻击。二是把后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批判、极权主义的批判联系起来，虽然波兰尼只是从信仰的伪装与滥用的角度笼统论之，但从后来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皆注重于意识形态分析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总体性的批判上，波兰尼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显然就具有一定的引导性。三是把后马克思主义与反激进主义和拒绝革命的保守主义以及重申自由宪政主义的政治立场联系起来。可以说，这三方面都直接影响了丹尼尔·贝尔，而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及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无疑对70年代末期以来兴起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与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催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