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第二图式”与贝尔的后马克思主义宣称

第三节　马克思的“第二图式”与贝尔的后马克思主义宣称

无论在社会学的发展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史中，我们都不应忘记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1970年6月在苏黎世召开的关于后工业社会的小型国际讨论会上，贝尔表示，他虽然反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并且对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多有背离，然而，他还是乐于被人较为客观地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贝尔的发言稿以“后工业社会：思想演变的过程”为题刊于1971年冬季号的伦敦《评论》杂志上)。但贝尔在这之前可能就已使用过后马克思主义一词。道格拉斯·拉米斯在《激进民主》一书中甚至说：“在美国，像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这样的社会科学家早在冷战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就发展出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32]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中，贝尔不仅详尽地论述了他早在1959年提出的“后工业社会”观，还对前此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进一步加以阐述。^[33]值得一提的是，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的“东渐史”上，贝尔可谓是最早的一位理论家，因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贝尔的主要著作已被译成中文^[34]，而在1989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译本绪言中，赵一凡在介绍贝尔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还特意提到了贝尔本人愿意接受“后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这表明，早在8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一词就已经以中文形式在贝尔名下“登陆”中国。我们国内学界在最近几年才开始关注并研究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思潮的后马克思主义，但是很少有人论述贝尔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兴起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关系，而此一疏漏，有可能割断后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的历史关联并悬置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语境考察，从而导致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狭隘的理解和臆测妄断。

我们看到，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中，贝尔想以“后马克思主义”为他的工业社会理论提供一种理论支撑，所以他不仅将后马克思主义置于第一章的开头来加以讨论，而且把后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二节的标题，并就后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意义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虽然他的研究取向和材料运用都是从社会学的视野出发的。

针对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对后工业社会概念的评论，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的思想可以从马克思本人那里获取借以构想的根源。那么，希尔斯何以漏掉了马克思呢?贝尔多少有点嘲讽式地说道：“或许因为我们已经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了。”^[35]贝尔认为，虽然马克思将社会变革归根于社会结构或体制，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结构的描述并不是一套图式而是两套图式：第一套图式是在《资本论》第一卷表述的，生产的社会化同资本垄断产生日益尖锐的矛盾，社会分化为两大对抗阶级：资本家和无产者，其他第三种人(地主、农民、手工业者)都将消失，当生产资料集中的劳动社会化达到同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时候，外壳就要炸毁了，社会主义就会诞生。在贝尔看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种图式并不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而是一种纯粹形式的设想，它脱胎于“纯粹资本主义”的理论假设模式。到了马克思写《资本论》第三卷的时候，马克思已敏锐地观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三大重要变化，一是新银行制度的出现使资本的储蓄社会化;二是作为股份公司运作结果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产生了新型职业;三是办公室人员和白领增加。贝尔认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表述了第二套图式——资本积累形式的变化，产业经理和“指挥劳动”的大量涌现，白领工作的扩大，利润的社会化。在贝尔看来，正是马克思的第二个图式预示了后工业社会的到来。“20世纪上半叶所阐述的资本主义未来的社会学理论……几乎所有都是同马克思的第二种图式的对话。”^[36]

贝尔承认马克思的第一套图式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思想，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第二种图式是微弱而闪烁的，它所表现的倾向大大地“打了折扣”，也就是说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元对抗的理论强音淹没了第二图式。贝尔指出，历史的事实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运转方式并没有按照“强图式”进行，相反，它是“弱图式”的进一步展开。贝尔以社会学家的眼光对马克思没有充分预见到的结果作出了经典的刻画：“后马克思主义时期中经理与业主的分离，企业的官僚科层化，职业结构的复杂化，这一切都使得一度明确的财产统治和社会关系的情况模糊了。”^[37]显然，贝尔吸纳了马克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是两个相互矛盾的制度而是同一官僚科层体制类型的变体的观点，认为这些社会结构性征象是后资本主义和后社会主义共同具有的，所以他的后工业社会概念的最大效力就在于把后资本主义和后社会主义同收一囊之中的共时性诉求。合理性的追求必然导致科层化的增强从而使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提高，这样一来，“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贝尔看来，“新中产阶级”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期产物，带来了一个古典马克思主义者不曾料到的明确的政治后果：它改变了阶级体系的社会学性质，也就是说，社会阶级的对抗性质及状态并不像马克思所预言的日益简单化、二元化并最终造成一种单边的发展轨道。

社会阶级的结构性变迁一直构成贝尔关注的重心，他以挑战的姿态向马克思的第一种图式所蕴寓的二元阶级模式发难。但是，他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把批判引向了对马克思的整个社会分析逻辑的质疑。贝尔认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尚表现出对政治秩序、官僚机构的直接关注，但是，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思维方向发生了变化：集中注意社会而不是国家，注意经济而不是政体，即是说，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从政治学到社会学的演变。“马克思认为一切基本的社会关系不是来自政治，而是来自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都是经济关系;不可能有政治和军队那样的独立政治阶级或秩序。”^[38]正因如此，贝尔坚信，在马克思那里，政治没有自主性，它不过是社会力量的反映。他认为马克思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特殊决定论是成问题的。

我们看到，贝尔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与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它是对后工业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理论观照和提升，尽管贝尔声称他不会像欧洲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样陷入关于新旧工人阶级的冗长乏味的辩论，但实际上他对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变革方案明确地采取了弃绝态度，他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所要表明的无非是：由社会关系的复杂化、阶级的多元化造成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已使古典马克思主义以社会整体的方式摧毁制度结构的革命模式成为不可能，因此，社会的改变只能从社会制度全盘废除转向政治体制的调整与改良，正因如此，贝尔才反复指责马克思忽视了政治的自主性，极其强调“上层建筑”在社会结构中轴变化中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位社会学家，他本人也没有深入政治领域，而且对后工业社会政治自主性何以可能、何以完成的问题也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理论图景，况且他关于马克思的第二套图式之说也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证。贝尔之所以在后马克思主义谱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贝尔开创了从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中寻找后马克思主义因素的先河。尤其是他把对马克思的阶级模式的批判置于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阐释之中，这一点正切合于当代后马克思主义着力缔造后马克思主义的建构维度的学理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