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在东欧的“艰难浮出”

第四节　后马克思主义在东欧的“艰难浮出”

后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即“后资本主义”概念所表达的东西)，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变化(即“后社会主义”的概念所表达的东西)。有些人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解释的失效而得出后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而有些人主要是基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弊端与挫折而得出后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有些人也可能基于这两个方面的综合影响而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如果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因为背景的残缺而对后马克思主义作出偏颇之论。如果我们妄下断论说，所谓后马克思主义只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知识分子的理论思考主题，它似乎难以进入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构成经验之中，实则大错特错矣!事实上，70年代以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许多后马克思主义者，从时间上要早于英国的后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与莫菲为代表)，并且我们看到，在著名社会学家汤姆·巴托摩尔(Tom Bottomore)1983年主编的《马克思主义辞典》中，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在“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条目下进行的(该条目的撰写者是安德鲁·阿拉托)^[39]，这说明早在拉克劳与莫菲宣称自己的理论规划属于后马克思主义之前，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在学术思想界已经确立起来了，而这一确立过程的重要场域之一便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经历和思想情境。

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最早使用后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是匈牙利左翼激进分子伊万·塞列尼(Ivan Szelenyi)和乔治·拉康德(George Konrad)，他们在合著的《在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具有独特视角和分析深度的新知识分子阶级理论，他们虽然仍沿用阶级的概念，却明确地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构成历史的代言人和进步的承担者的断定，而把知识分子阶级权力的到来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部著作中，他们把自己对新知识分子作为阶级所作出的论证和理论阐释宣称为是“后马克思主义”的。^[40]

新知识分子论在塞列尼和康拉德那里以更复杂的方式被阐述，他们的著作将知识分子资讯丰富的历史社会学语境与对一个社会体制的系统分析联系起来，与古德纳把知识分子作为新阶级所进行的理论透视主要建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不同，塞列尼和康拉德关于新知识分子阶级的观点的主要参照背景是他们具有构成性政治经验的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尽管知识分子群体是一个组成成分复杂的混合物，这一宽泛的名称下面可以有界线分明的种种不同划分，比如科技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官僚知识分子、文化精英、边缘知识分子等;尽管知识分子在社会经济中的位置、它在政治权力场中的作用、它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等都颇具争议性和模糊性;尽管知识分子中只有一小部分跻身于权力中心层面;但塞列尼和康拉德一直固执地坚持：中心性的计划结构的存在可以看作是赋予知识分子以阶级利益的特定场域，在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目的和技术的熔合、国家与社会的同一化，是内在于再分配的中央计划的结构性位置之中的，它构成了所有特权与权力的根源。所有的知识分子，不论是技术型的、官僚型的，还是人文型的，抑或是边缘型的，它们都被圈入体系的掌握之中从而形成对其他社会阶级特别是直接生产者的优先地位。

我们看到，塞列尼和拉康德的观点明显指向苏联极权主义模式，虽然难免有偏激之处，但他们的论述毕竟涉及现代性和知识分子的转变这一重要问题。由革命的党到建设的党的转向必然带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作用的微妙变化，因为国家的现代化确保了官僚权力向各个层面的扩散和增殖，随之而来的便是管理知识阶层的迅速增长，对效率的着迷、对工作场的控制取代了原先的雅各宾主义的激进革命干预，创造性的革命动员于是蜕化为意识形态依附，批判性的文化话语堕落为阐释性赞同。正如塞列尼和康拉德指出的：“清除所有受任何个人动机鼓舞的知识分子(他们喜欢展示任何独立行为)，这正是精英阶层无限权力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那些享受这一特权但是又顺从得足以从清洗中幸存下来的人，被迫放弃所有的创造性，并只好采纳国家统治机器工作人员的思想。”^[41]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以及经济理性化不可抗拒的影响的扩大，奏响了管理型现代主义者和技术知识分子胜利的凯歌，而新型知识分子在有效维护理性化社会主义秩序的同时，也被极权主义国家重新塑造。

塞列尼和康拉德的核心观点正在于把国家看作是“新知识分子阶级”产生的重要动力机制。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他们认为，市场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再分配机制是分层的两个主要原则，它们对处于资本和劳动间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增殖负责。而反对把这些新知识分子视为一个阶级的关键论据是，在西方并不存在任何能够将他们的利益同质化并能统一那些在此起作用的分层机制的离心倾向的原则和结构，而且，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特权地位加以合法化的原则必定构成与其他人的对抗：私人财产和议会国家内获多数派地位的政治代表制。

撇开新知识分子阶级论的普适性不论，单就它在国家社会主义语境之下来说，知识分子在国家社会主义中构成一个阶级的论点有赖于如此的主张：完全能发现同质化的、统一性的原则和机制。对塞列尼和康拉德而言，“目的论的合理性再分配”的意识形态原则，和国家的中央计划机制一道，完成了这一功能。这就是说，尽管不同派别之间存在着权力斗争，新知识分子阶级还是共同分享“合理性的再分配”与计划的合法性意识形态，正是国家的这种结构担保了知识分子地位的优越性和特权身份的正当性诉求。

从历史上看，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体制的新特点——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布尔什维克党对国家的渗透——激发塞列尼和康拉德提出了对在那里发现的分层和权力的机制所作的被他们称之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诚如琼·柯亨所言，塞列尼和康拉德对“知识分子阶级”的认定和论证确实表现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冲动”(post-Marxist impulse)^[42]，因为这种冲动明显地以两种式方展示出来：“一是，国家被看作一种分层机制，这一机制并不反映社会的阶级关系;二是，从分析看来，在一种要求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的批判的政治规划的情景之下，市民社会区别于资本主义。”^[43]但是，我们发现塞列尼和康拉德的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冲动由于重建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套词(如生产方式)的使用仍然在场而不断地受到挫抑，特别是，他们并不是追求“政治优先性”的主题，而是集中于计划者(再分配者)的政治、经济功能。对剩余的控制和分配对他们的阶级分析仍然是关键。塞列尼和康拉德想把他们的著作当成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资本论”，由于反复运用那些由批判完全不同的社会体制、资本主义而引发的范畴，尽管他们有后马克思主义意向，但是他们的系统分析(在古德纳那里是完全没有的)在关于这些社会中支配和分层的结构方面并没有表达出什么新的东西。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琼·柯亨指出，塞列尼和康拉德的“新知识分子阶级学说”还称不上是后马克思主义，恰当地讲，它应归入新马克思主义者(Neo-Marxism)之列。^[44]

按阿拉托的划分，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修正主义”(Revisionism )、“马克思主义的复元”(即回到马克思)(Renaissance of Marxism)、“重建马克思主义”(Reconstruction of Marxism)［亦称作“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 )］ 、“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这四个阶段。“修正主义”明确反对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复元”把列宁主义也作为批判的对象;“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即新马克思主义)”则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提出了挑战(如无产阶级的特权地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社会变化的生产关系模式等);而“后马克思主义”则基本上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断裂——它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一定的相关性并认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同时它也仍然张扬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但是，它完全拒斥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范式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与范畴进行了“清洗”。我们或许可套用孙中山先生当年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来形容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45]

但许多原来持“修正主义”立场的人，在转到“新马克思主义”界域之后并没有停下来，在理论上他们走得比塞列尼和康拉德更远。这些“后马克思主义者”为他们所坚持的理论立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大多遭到当局的逮捕、关押或流放，套用拉克劳与莫菲的一句话，东欧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后马克思主义视域真正说得上是“艰难浮出”。70年代以降，东欧国家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明确转入后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主要有：科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库龙(Jacek Kuron)、莫泽列夫斯基(Modzelewski)、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基思(Kis)、瓦热达(Vaj-da)、本斯(Bence)、巴赫罗(Rudolf Bahro)、吉拉斯(MiloΛan Djilas)等，而赫勒(Anges Heller)80年代初的写作(A Theory of History)也应归于后马克思主义之内。^[46]

在东欧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科拉柯夫斯基特别引人注目，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著述甚丰的哲学家，也不仅因为他个人几乎经历了一个从“修正主义”到“回归马克思”再到“新马克思主义”最后到“后马克思主义”的全程式的漫长演变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在1956年之后，当波兰许多“修正主义者”在否定斯大林主义的范围内拒斥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时，他已从多方面对列宁主义产生了质疑和批判，而1968年之后，当东欧许多具有党员身份的理论家主张回归马克思之时，科拉柯夫斯基已开始把理论批判的矛头指向马克思本人。迈尔斯(David Myers)认为科拉柯夫斯基是在70年代末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的^[47]，他可能是按《马克思主义的主流》(Main Currents of Marxism)第三卷的完成(1976)或全书的出版日期(1978)来界定的，但是，要知道，该书第一卷的补写、修订与改动在1970年就已结束，而科拉柯夫斯基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不只是体现在第三卷中，在第一卷中科拉柯夫斯基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已昭然若揭。

在第一卷第十四章和第十六章，科拉柯夫斯基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发展的动力、阶级概念、国家概念、无产阶级概念、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全面的质疑和批驳。在科拉柯夫斯基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是含糊不清的，它的基本命题如果解释得严格，就违反正常的理性，如果解释得不严格，就是十足的老生常谈，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一点也不“科学”，充其量只表达了一种大团圆的希望，但“怀有这种希望的人在思想认识上的地位决不比别人优越”。^[48]科拉柯夫斯基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三个动机：其一是浪漫主义动机，它体现为马克思想取消中介，消除对抗，使社会价值达到统一一致。科氏认为，这种理想在工业社会中只有通过专制政府才能实现，废除中介就意味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直接的绝对的同一，就意味着权力的分散、三权分立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异化性政治。其二是普罗米修斯主义动机，它表现为马克思相信人作为自我创造者的无限能力，无产阶级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大写的人”，科氏认为，这一主题已经导致经济上的唯意志论和通过警察手段来组织社会生活。其三是唯理主义的、决定论的启蒙运动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哲学并没有超出近代哲学的范围。基于这种识见，科拉柯夫斯基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是不可修正的，也不可能使之富有成效。“作为一种解释体系，它已经死亡，而且它也没有提供任何有效地用之于解释当代生活、预见未来或培育出乌托邦规划的方法。”^[49]他进而宣布：“现在，马克思主义既不能解释世界也不能改变世界：它只是作为一种口号被用来组织各种利益，而这些利益大多与马克思主义当初所认同的相去甚远。”^[50]

不难看出，科拉柯夫斯基的基本立场和20世纪50年代末波兰尼所达至的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波兰尼当时是“以偏概全”式地由批判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而错误地对马克思主义信仰进行了根本的否定，即是说，波兰尼没有将马克思的原典与教化式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而科拉柯夫斯基则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核心概念和主要命题本身的问题性出发来批判马克思主义，尽管他实际上并没有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与斯大林主义混同在一起，但他仍然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产生的极权主义不仅仅是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个人的问题，其根源也不仅仅是信仰的滥用与伪装，而问题恰恰就出在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本身上，正是出于此一判断，科拉柯夫斯基才把批判的目标直指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然而，我们认为，科拉柯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定位和定性无疑存在着许多臆测、武断和谬误之处，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的责难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科氏的说法根本就没有严格的理论论证。他的一些命题往往自相矛盾，前后相违：他有时在谈到某一点时清楚地表现出彻底否定的倾向;而有时又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思想的优越点。比如，他也坦言，“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所作的更加详细的历史分析和政治分析，表明他们本身并不是自己的‘简化论’公式的俘虏”^[51]，“每当马克思谈到细节时，他确实没有把他的假说夸张到这样荒谬的极端”^[52]，“这些话都不表示马克思考察历史的原则是空洞的或没有意义的东西。正相反，那些原则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很难否认假使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不如目前情况完备而精密了”^[53]。

可以说，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能表达当代世界的新变化表示根本的怀疑，并且不再对这一解释范式的哲学基础抱以任何信守和膺服，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发生“后马克思主义者”转向时的共同“症候”。对科拉柯夫斯基来说，马克思主义展示了一个逐渐“祛魅”的过程，它最终呈现的外观使一度投出的热情和执著难以合情合理地得到定位——毕竟走了那么漫长的马克思主义之路，即便现在突然感到了一种“错认”，但它毕竟构成了活生生的历史并塑造了一代人真切的思想际遇和心路历程，正如利奥塔德所描述的：“对我们来说，马克思主义曾经是一种普遍的语言，它以辩证法的名义，本身包含了抽象普遍性的裂隙与矛盾以及具体普遍性的悖论和无限运动。通过经验和反思，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明白了陷入一种特定生活、观点，一种特定语言，并且只能通过冲突和悖论来摆脱它，这是一种什么滋味啊! ”^[54]

我们知道，波兰尼在50年代末提出“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本来就是针对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而发的，而科拉柯夫斯基在70年代初的“后马克思主义转向”实际上是对1968年“布拉格之春”和当时波兰的“社会运动”以及法国“五月风潮”的理论反思与回应。所以，东欧社会主义的现实经历以及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形态的变化是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语境，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何以在“苏东剧变”的酝酿、发生前后“后马克思主义”迅速增殖为一种广泛的思潮与运动。

东欧的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从“现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演化出来的一种思想倾向，不是像麦克弗森和贝尔那样聚焦于现实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化，提出什么“后自由主义的民主”或“后工业社会”的概念，而是根据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集权、专制，针对性极强地提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阿拉托曾正确地指出：“从哲学上讲，后马克思主义是基于对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曾经论述过的国家与市民社会问题的一种再思考，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后马克思主义是‘回归马克思’工作的直接继续。在科拉柯夫斯基的带动之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倾向于把马克思对内在于国家/市民社会二元性中的异化的解决——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民主同一当作一种必然的独裁主义而加以拒斥。”^[55]所以，东欧的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诉求一般是主张重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制度性中介，并把社会运动作为市民社会的积极建构性因素。

众所周知，波兰的“社会运动”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是最活跃的：50年代后期有“工人委员会”，60年代有“工人自治代表会议”，70年代有“工人保卫委员会(KOR)”和“民族解放阵线”，80年代初有“团结工会”，波兰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也就是“社会运动”的理论家和精神先锋。这清楚地表明，东欧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和现实批判意向非常鲜明突出——以“社会运动”来消解国家的极权主义和专制，从而建构一种与国家概念并不完全同一的多元化的自治性市民社会。也许正是由于过于直接、过于急切的政治干预指向，东欧后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是以激进的方式提出并引发了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但他们似乎缺乏从理论上进一步“建构”的耐心和细密，比如，他们拒斥了马克思在市民社会问题上对黑格尔的批判，而又没能提出自己对市民社会概念的充分阐释，恰如阿拉托分析的那样，这使得“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难以澄清他们与黑格尔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形式的市民社会的批判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如果这种批判只是简单地被抛开(科拉柯夫斯基就是如此)，那么这些理论家就近乎为资本主义社会做辩护，如果这种批判至少部分被接受(瓦热达就是如此)，那么理论家就得为一种可能的市民社会规划——它不仅从极权主义国家中解放出来，而且也从它同资本主义的历史联系中走出来——作出概念化的理论说明，这些问题的许多方面实际上在1980—1981年波兰社会运动中已经凸显出来，但是这一理论反思却没有跟上现实的实践”。^[56]然而，无论如何，东欧后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质点的拓入对80年代的后马克思主义无疑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且不说长期研究“社会运动”的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以及对长期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琼·柯亨正是沿着东欧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拓的思路及问题性在“接着说”，就连拉克劳、莫菲及齐泽克对葛兰西的、马克思的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的批判性阐发都是这一线路的自然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