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简单性与零度

第二节　考茨基：三重简单性与零度

偶然性的介入，意味着必然性链条的脱裂。可是，历史必然性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起作用，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沿着同质化方向变成二元对抗的格局，偶然性逻辑在“客观”地起作用，它正在啃蚀着基础观念的推理外表，但是偶然性在理论中却没有正当的位置，这是一个矛盾。拉克劳在一次访谈中说：“自马克思主义的前史，也就是从黑格尔思想以来，这一矛盾一直存在着。一方面，黑格尔主义将否定性作为所有同一性的构成因素——任何同一性都不可能仅仅依赖于其自身;另一方面，这一否定性的运动并不包括任何偶然性，因为它在理性体系中找到了最终的同一性。这一双重的特征传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并伴随着自身所有的矛盾及其内在可能性。”^[16]拉克劳与莫菲所以不厌其烦地深入到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就是为了揭示偶然性的“在”的历史，偶然性的“在”的方式，“在”一直存在着，然而它被遮蔽了，甚至被遗忘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娜·史密斯把拉克劳与莫菲的谱系学称之为后现代的“在”的谱系学。

必须强调的是，拉克劳与莫菲的谱系学分析并不仅仅在于为葛兰西霸权概念的出场提供历史的情景性，它本身是一个后现性的解构策略，它在寻找断点、裂缝，它在捕捉一个个症候、一种种掩饰的“最体面的方式”。他们从卢森堡那里发现了双重空场，但这还不够，他们试图把偶然性起作用的各种“怪相”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公示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便摧毁以普通理性主义重构主体的统一性的虚假观念。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历史必然性’这一破碎的镜子的多种多样复杂的折射”的含义。^[17]

必然性之镜已经破碎，可是，考茨基却一本正经、郑重其事地向人们抛撒着完整镜子的宣传画!为了达到一种修辞学效果，拉克劳与莫菲耍了一个欲擒故纵的手法，他们让人们先看看考茨基的典型文本《阶级斗争》(1892)提供了一个怎样统一完好的外观。但是，拉克劳与莫菲的手法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和认可的，就像兰德利和麦克莱恩对拉克劳与莫菲深入到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内部不满一样，米歇尔·巴丽特作为一名激进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对拉克劳与莫菲选取考茨基感到大惑不解：“有人会问，如果你希望以一种五彩组合理论作为终结，为什么挑选考茨基作为起点呢?”^[18]不过，对于拉克劳与莫菲的解构策略，乔纳森·迪斯金和布莱尔·桑德勒倒是体悟到个中三味：“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解构描绘了一系列愈来愈复杂的话语策略，这些话语策略把内在空间(在其中经济运动规律按必然性逻辑运作)与外在的偶然性领域连接起来，以构造出社会空间和社会总体的统一性。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它制造出对出乎意料的、复杂的、偶然的政治与经济事态的种种解释，它们之中很多与‘经典的’历史阶段有一种不稳定的关系，并且在经济规律、政治和身份之间有假定的对应关系。而如此策略的第一种便是考茨基的简单性，它假定理论与历史之间直接的对应关系，由此也就根除了任何外在因素的空间。”^[19]

按拉克劳与莫菲的剖析，考茨基的这一“幼稚的”文本有三重的简单性：第一，考茨基提出了关于社会结构及其对抗的日益简单化的理论，即它把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关结构性差异最大程度地简单化了;第二，它通过归之于一个单一意义——将它理解为总体内部一个确定的位置——而把各种不同的结构固定化，这使得考茨基陷入完全的经济主义和还原论，从而把每一社会对抗和构成因素的意义按照固定的结构程式加以浓缩简化;其三，这一理论不是把自身表现为一种介入，以澄清历史的基本意义，而是把自身表现为摆在那里所有人都能看见的透明经验的系统化和普遍化。三重简单性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必然性逻辑没有被任何东西所限制，工人阶级已构成了自身的统一性，工人阶级的中心地位不曾动摇、也不可动摇，好象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危机!因此，《阶级斗争》是一部“前危机”(pre-crisis)作品，即是说，在其中危机处于零度(degree zero)。

拉克劳与莫菲指出，考茨基1892年的文本局限于一个短暂时期德国工人的局部经验，1873年至1896年大萧条过后，即便在德国，这一典型也失去了典范意义，比考茨基的描述更加普遍的情形倒是：工人阶级的离心倾向，工会与党的领导之间的紧张关系，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复杂性，社会不透明性的增强，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各种主体立场的分裂，等等。这样，考茨基对社会结构所作的过于简单的系统化与日益复杂的分裂的经验形成了巨大反差，这使得理论与实践的分离特别突出地呈现出来，也使政治危机伴随理论危机而加倍扩大。分析到这个地方，拉克劳与莫菲说：“ 1896年，托马斯·马萨利科(Thomas Masaryk)制造了一个很快就流传开来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危机’。”^[20]

从危机的“零度”突然跌入“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这就是拉克劳与莫菲想要的反讽式修辞效果!也是他们最想表达的意思——在第二国际时代，马克思主义其实已陷入严重的危机：表面的零度正是深度危机的最危险的征候!饶有兴味的是，拉克劳与莫菲在论述卢森堡的两难困境时，霸权概念出现了两次，而在论述考茨基的零度危机时，霸权概念一次也没出现，这分明是暗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不存在任何裂隙的情形之下，不会有霸权存在的空间。在《阶级斗争》之中霸权是零度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拉克劳与莫菲的早期作品中，他们致力于批判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自己限定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而如今，他们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危机”问题，这清楚地反映出他们思想的变化和立场的转移。拉克劳在80年代后期的一篇论文《霸权与政治》中甚至说：“保罗·赫斯特曾说，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开始于1848年，这个观点，我大体上是赞成的。”^[21]即是说，他们由解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最后发展到直接批判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其实，这也正是《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上半部分的解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