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危机”的三种不同反应

第三节　对“危机”的三种不同反应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19世纪末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不是一个暂时的危机，“在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最终失去了它的清白”。^[22]对于这一危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派别都作出了自己的回应。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拉克劳与莫菲论述了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的三种不同反应，这些反应都是对偶然性介入所作出的理论姿态。

第一种反应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正统派理论家看到了工人的分裂倾向和工人阶级不同主体立场的现实存在，也看到了工人阶级不追随社会主义方向的例子，但是他们把这些现象当作是暂时的、表面的、甚至是虚幻的，它们最终会被经济基础运动的铁的规律所克服。虽然理论与实践出现了分离，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体系最终担保了无产阶级未来革命的重建和社会主义的到来。面对大量分裂的经验控制，面对当前政治实践的阻滞，正统派固守经典理论的纯洁性，他们基于这样的认识策略：“由于马克思主义宣称自己知道根本上被决定的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对实际事件的理解只能意味着把它当成已经先验地被决定了的现实演化过程的一个因素。”^[23]既然一切都由必然规律决定，那么工人阶级的消极无为也就不足为忧;既然有科学的理论作担保，工人阶级的孤立也构成不了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因为历史的发展将证明，资产阶级的一切伎俩和诡计最终都是无能为力的。

拉克劳与莫菲断言，在正统派的话语中，存在着如此的吊诡：一方面，由于阶级的“当前意识”与“历史任务”之间的裂缝的加深只能通过政治介入来外在地弥补，它的作用增大;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支撑政治介入的理论被视为是一种必然的、机械决定的意识，它的分析就变得越发是经济主义和决定论的，历史力量的构成就依赖于理论媒介，而这一媒介反过来却抹去了偶然性的作用，这样政治介入的作用又被最小化了。拉克劳与莫菲的这一分析具有很强的讽刺意义：一种声称表达了历史必然性的科学理论，它在最大程度抬高自己表达社会意义的准确度的同时又把自己降到了最低点，因为，既然一切都由必然性规定了，那么，作为这一必然性的传声筒的理论对现实的政治实践也就是外在性的了。但是，如果“理论”根本没有表达必然性，或者说就没有那样的必然性，那么，声称表达了必然性的“科学理论”反而起一种偶然性的作用，这恰恰是危险所在!我们人类需要真理，需要信仰，但是，我们在倾听“真理”的时候，在接受“信仰”的时候，又面临着高度的危险!

正统派处于一种悖论状态，它把必然性作为支配一切的原则，从而把偶然性几乎降到了零度，但他们本身作为知识分子，又最急迫地希望介入和干预，正如拉克劳与莫菲指出的，正统派陷入了难堪的境地：“一方面是‘必然性逻辑’，在政治实践中根本没有作用;一方面是‘偶然性逻辑’，由于不能确定其特性而不能使之理论化。”^[24]

第二种反应是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在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中，正统派以维护理论的纯洁性牺牲了政治实践的主动性，修正主义则采取了相反的线路：它把偶然性的政治介入放在比坚持必然规律的机械决定更优先的地位上。在伯恩施坦那里，偶然的政治行动不再被认为是附属的因素，而被看作是构成了克服碎片化的力量。“从经济基础那里脱离出来政治自主性，是伯恩施坦论证的新颖之处，事实上，在伯恩施坦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批判的背后，都存在着想要在特定领域恢复政治主动精神的企图，修正主义在它处于最好状态的时候，代表了要同工人阶级在组织上的孤立这一点决裂的真正努力。”^[25]在正统派的方案中，经济基础只担保分裂倾向的最终统一，而放任其现实的零散与破碎，而在修正主义这里，却让与经济基础的决定相对立的政治自主性扮演重新组织与统一的角色。

伯恩施坦认为党(社会民主党)是政治统一的主要根源，但是，党不仅仅是工人的党，而必须是所有被压迫者的党，党通过阶级斗争的组织而将工人统一在一起，显然，在这里，政治联合成为必要，政治空间也大大地拓展了。但是，伯恩施坦论证的模糊之处也存在着：如果工人阶级在经济领域越发分化，而其统一却在政治层面达成，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政治统一是阶级统一呢?拉克劳与莫菲指出：“在伯恩施坦那里，逻辑的结论似乎应该是：政治的统一只有通过克服不同派系工人的阶级限制方能建立起来，因此这应该是经济的主体性与政治的主体性之间永远的结构性裂痕，然而，这是伯恩施坦从来没有在他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26]他们认为，伯恩施坦之所以没有达到这一结论，是由于他把这种政治统一构想为各个组成部分的总体，在这个总体中，各个组成部分接受工人的观点并把工人阶级认作领导阶级，即这种统一仍带有严格的阶级性。

在此，拉克劳与莫菲又一次引入了他们自己的霸权观念作为分析的比照。在他们看来，虽然伯恩施坦注重政治介入的力量，主张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层面进行社会主义斗争，但是，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中心地位并没有受到怀疑，它的阶级性也严格地保持着。由于伯恩施坦反对正统派的经济决定论，这使他不可能遵循考茨基的论证线路，但是，工人阶级的优点又是“不可取消的成就”，这一成就来自何处?论证的线索好像迷失了，因为“政治和经济之间统一的阶级性质既不是在政治领域也不是在经济领域中产生的，因此，论证仍悬浮在空中”^[27]。按照拉克劳与莫菲的看法，如果伯恩施坦因为找不到这个东西，而干脆把它放弃、把它取消，并因此把工人阶级的中心地位化解掉，那么伯恩施坦就可以达到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的理论视点上了，但是，这个伯恩施坦偏偏没有这样做!

恰恰是在这个关捩点上，伯恩施坦采取了一个特别的论证形式：他诉诸康德的伦理学，将普遍的善的观念作为历史前进的潜在动力。工人阶级的优越性因它的伦理理想而获得解释，政治与经济的统一因构成两者共同基础的进化规律而获得保证。拉克劳与莫菲指出，尽管进化规律与正统派的经济决定规律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在两者的情况中，它们都被当成是把每一事件的意义先验地固定下来的总体化环境，因而，虽然事实上是把它们从正统派的观念的本质主义关联中解放出来了，不过后来，它们还是在与任何机械论的决定没有任何联系的一般进步理论中被重新统一起来”。^[28]伯恩施坦与那种把阶级看作是先验主体的机械的客观主义告别了，但这一告别是以先验伦理主体的替换作用完成的，他以一种先验主体代替另一种先验主体，伯恩施坦并没有走出决定论的怪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克劳与莫菲才说，“从这里不可能走向接合与霸权理论”。^[29]

记住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它澄清了拉克劳与莫菲两人的后马克思主义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界线。我们知道，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他的许多著述中反复表达这样的看法：爱德华·伯恩施坦是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者。他甚至说：“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中所相信的东西正好也是当代后马克思主义所相信的东西。”^[30]如果从他们都拒绝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原则来看，詹姆逊的结论无疑是有根据的。但是，詹姆逊的论断既笼统又缺乏严密性，因为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所相信的东西中，也有拉克劳与莫菲不相信的;而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所相信的东西中，也有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根本没有涉及的东西。我们不能把所有拒绝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结论与原则的人都认定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在后现代语境下产生的一种当代思潮，它有特定的理论逻辑和独具的思想风格，决不能把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巨大的招牌，不管什么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不作区分地挂靠在它的名下，这不是一种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

拉克劳与莫菲对于伯恩施坦有两个基本认定：一是，在伯恩施坦那里，偶然性逻辑得到较大的活动空间，这使他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某种变化的条件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前提及其策略问题，这一点构成了他与正统派的显著区别;二是，伯恩施坦并没有走出决定论的逻辑阴影，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经济主义的机械决定，但是，康德式的伦理理想的历史目的论与渐进主义的观念重新把他带到先验决定论的沼泽地中。拉克劳与莫菲甚至说，伯恩施坦“没有批评正统所提出的典型的历史因果关系，而只是企图去创造一个主体在历史中可能自由活动的空间。由于接受了正统的客观同一性和机械因果关系，他只是尝试限制它的作用”^[31]，这样一来，打破阶级限制的不稳定接合，穿越不同主体立场的偶然性霸权统一，在伯恩施坦那里就是不可能达到的结论。这表明，伯恩施坦离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还十分遥远。

第三种反应是索列尔的革命辛迪加主义。索列尔与伯恩施坦一样，不相信必然的经济规律能建构阶级的统一性，但是，他没有像伯恩施坦那样诉之于伦理进化，即试图以伦理主体性置换机械的客观主义。索列尔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地方并不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历史演进的必然规律的理论，而是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代理人的形成的理论，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不仅是社会结构的科学分析，它也是统一无产阶级并给它的斗争一个方向感的意识形态。在索列尔看来，一个阶级的形构塑造了社会形态，但阶级凝聚力并不发源于基础结构之中，它是阶级本身活动的产物，是冲突与斗争的结果。索列尔深受尼采唯意志主义与伯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他把阶级的统一性建立在斗争意志上，建立在与对立集团的根本分裂与激烈冲突之中。“对索列尔来说，‘战斗’变成工人阶级一致性的条件，与资产阶级寻求共同的领域只能导致工人阶级的软弱。”^[32]毋庸置疑，索列尔将统一性的达成移向了政治层面，而且政治在它的直接实现中失去了静态与和谐，它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力场。在这样的视野下，必然性链条不仅是开裂了，而根本就是完全破碎的。在一个没有基础支撑的破裂的环境中，无产阶级的统一性必须由总罢工来激发并造就出来。索列尔认为，总罢工是否成功并不重要，它的历史作用在于作为一种神话给工人阶级的统一提供控制原则和凝聚点。索列尔对总罢工神话的迷恋，甚至使他达到这样的程度：无论以什么为代价，哪怕牺牲民主，只要能通过总罢工锻造工人阶级的统一，都是值得付诸一行的。

在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中，再没有哪一个能像索列尔那样有如此深沉的破碎感，他把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沿着建构主义的方向进一步发挥了。“索列尔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趋势非但没有朝向马克思所预见的方向行进，而是相反地产生了一个不断增加的社会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会容纳任何‘普遍阶级’在市民社会中的出现。按索列尔之见，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的纯洁性必须通过人为手段来维持的原因：总罢工的神话，作为它的主要功能，保护了工人阶级的独立身份。”^[33]拉克劳的这一评论，既揭示了索列尔思想中偶然性逻辑张显的动因，同时也道出了索列尔的局限性——通过罢工神话而建构的主体仍然是阶级主体。但这并不是说，主体的阶级性是决定论的和还原主义的——这一点索列尔已通过一种激进主义的建构活动将其消除了，而是说，在索列尔这里，当意志的干预倾向于巩固无产阶级身份的孤立性时，偶然的接合作为一个原则被排除了。在索列尔那里，无产阶级作为行动者与反资产阶级颓废的这一任务之间的联系是非确定性的，并没有什么“基础”来先天决定无产阶级必然要履行这一任务，正因如此，才需总罢工神话的建构作用，问题是，这一非确定的关联却只有工人阶级作为候选对象被考虑进去，也许别的行动者、其他阶级、另外的规划，也能够抵制资产阶级的颓废、社会的衰退与文明的堕落。工人阶级并不必然反对资产阶级，但必然是工人阶级才有可能反对资产阶级，这就是索列尔的思想逻辑，他只在一个限定的主体上、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铸造该主体的统一性，他达到了片面的深刻，而在这一“片面”外部，偶然性接合的维度丧失了。

尽管索列尔宣扬暴力，轻视民主，但是，我们看到，拉克劳与莫菲对他的评价相当之高，说他是第二国际最丰富的和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为什么呢?重要的原因在于，索列尔的“神话理论”以一种张扬总体性的表面形式潜伏着对基础主义的极端削弱，一如拉克劳所言：“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索列尔是确信不疑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并没有沿马克思所预示的方向行进;工人阶级参与到民主政治秩序中会导致它在这一秩序内的整合。第一个过程削弱了作为大写历史之基础的资本逻辑;通过显示工人阶级的社会身份对于新关系体系(它由于这一阶级的政治参与所引发)的脆弱性，第二个过程也导致了相同的弱化作用。索列尔对这种弱化作用的回应是众所周知的：一方面，他提出一种暗含着彻底关系主义的神话理论，因为，只有暴力以及无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秩序之间关系的完全断裂才使这一阶级获得无产阶级的身份;另一方面，就社会关系只有通过神话式的构造才呈现出结构一致性而言，索列尔完全拒绝大写历史的潜在合理性。”^[34]如果就与霸权逻辑的关系而论，应该看到，索列尔的总罢工神话内含了两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社会现实本身是不确定的，它的任何统一性均以“集团”重组实践为转移;二是，每一社会代理人的认同是非决定的，每一主体的认同的固定依赖于具体的斗争。这两方面的“不确定性”恰恰是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