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及其政治意义
罗莎·卢森堡是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左派领袖，她因最猛烈地抨击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而成为捍卫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典范。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把罗莎·卢森堡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最杰出的激进派斗士。她对马克思主义的虔诚信仰，她激扬飞越的革命热情，她坚贞不渝的斗争意志，她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献身精神，使她无愧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愧于“革命之鹰”的光荣称号。然而，令人寒心的是，罗莎·卢森堡被右派残酷地杀害，却遭到左派最无情的批判。20世纪20年代，德国共产党的激进分子费舍尔(Ruth Fischer)把“卢森堡主义”比作“梅毒病菌”。1931年，斯大林为了从理论上彻底肃清托洛茨基的余毒，竟宣称罗莎·卢森堡要为“不断革命论”负责。好像在理论上，不谈论罗莎·卢森堡的错误就算高抬贵手了，她哪里还有什么理论上的原创性!就像科拉柯夫斯基所说：“罗莎·卢森堡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卓越点并没有引起重视，它如同一纸空文，人们口头上颂扬她，人们记起她，只是因为她是为革命献身的烈士。”[1]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罗莎·卢森堡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卓越的地位，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她在理论上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卢卡奇受到罗莎·卢森堡很大的影响，他把罗莎·卢森堡的论著作为他阐发阶级意识及总体性观念的蓝本。20世纪60年代，“西方新左派在寻求苏联官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替代模式时，对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发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2]而罗莎·卢森堡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论述更是受到晚近以来西方左翼学者们的青睐，他们认为罗莎·卢森堡不仅首创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更令人惊奇的是，连英国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与莫菲也从罗莎·卢森堡那里借取理论资源，他们的成名之作《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就以解读卢森堡为开端。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罗莎·卢森堡的研究仍然没有摆脱苏联官方评价的模式，仍然局限在列宁主义甚至斯大林主义的视域之内，这是导致我们对罗莎·卢森堡的学术探讨没有突破性进展的主要原因。
罗莎·卢森堡受到苏联官方的批判，原因在于她在一系列问题上与列宁不一致，在于她在一些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问题上与列宁意见相左，其中最要害的问题是关于组织问题的争论。诚如卢卡奇所言：“在纯粹理论中，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思潮可以和平相处，它们的对立只是采取讨论的形式，讨论可以在同一个组织中进行，而不必把这个组织炸毁。但是只要这些同样的问题被赋以组织的形式，它们立刻就会变得尖锐对立起来，甚至彼此完全不能相容。”[3]事实也正是如此，由于罗莎·卢森堡与列宁就组织问题产生分歧，所以他们难免“尖锐对立”，甚至“完全不能相容”。不过，关于组织问题的“对立”却不能仅仅局限在组织的层面上被思考。组织问题既不是抽象孤立的，更不是枝节性的、纯粹技术性的问题，它涉及革命的最重要的实质问题，“如何组织革命党的问题只能从革命理论本身中有机地发展出来”。[4]所以，对罗莎·卢森堡与列宁关于组织问题的争论的合理理解必须到他们的革命理论本身中去寻找，必须到他们的革命理论的独特性中去寻找。
提到罗莎·卢森堡革命理论的独特向度，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她的自发性概念。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诺曼·杰拉斯说：“罗莎·卢森堡极其强调群众的自发性，大凡对她略有所知的人至少对此大抵都是了解的。”[5]科拉柯夫斯基则断言：“与党组织相对照的自发性问题是罗莎·卢森堡与布尔什维克发生最激烈冲突的症结所在，罗莎·卢森堡发现同样的危险存在于所有国家的民主党分支中。在她看来，列宁、考茨基、饶勒斯和屠拉梯全都错误地低估了群众的自发性并想以‘领导’的教义去压制它，就此而言，在整个社会民主运动中，她是唯一持这一观点的人。”[6]而戴维·麦克莱伦甚至认为：“罗莎·卢森堡革命观的核心是‘自发性’概念。这一概念后来在正统的共产党人使用中成了一个被滥用的术语。”[7]我们且不论自发性概念是否构成罗莎·卢森堡的整个理论体系的轴心，只是多少有点保守地断定一个不容置疑的基本事实：自发性观念确实是卢森堡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独特的方面。故意将这一方面加以遮掩，或者出于好意竭诚将之淡化，或者虽承认它的存在却否认它与列宁思想有任何的差异，都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都无助于我们全面透视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观念的整体理论图景。
一
罗莎·卢森堡在她的许多重要著作中反复阐述过自发性概念。既便是拒不承认罗莎·卢森堡有自发性理论的人也绝不能否认这一点。1893年，当时还在苏黎世大学求学的年仅22岁的罗莎·卢森堡已是波兰有较高声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年8月，她为出席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而以《工人事业》编辑部的名义草拟了一份报告，由于这个报告旗帜鲜明地反对波兰社会党的革命策略，罗莎·卢森堡被取消了大会代表的资格。在报告中，罗莎·卢森堡批判波兰社会党的实际行动和策略表现出空想的、密谋的布朗基主义倾向，她指出，虽然这个党确信只要有一批坚决的、机警的和目标明确的密谋家，就能进行革命，但是它“曾经不得不多次支持群众中自发出现的、争取经济或政治目标的骚动，尽管这些是与它的整个活动的性质相矛盾”。[8]虽说在这里罗莎·卢森堡只是附带地说到群众自发性而没有展开论述，但作为罗莎·卢森堡第一次提及群众自发运动的早期文献，它所包含的两个要点值得特别记取：第一，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最初就是作为对布朗基主义的抵制而提出的，它植根于罗莎·卢森堡的这样一个信念：无产阶级革命不会按照个别人物的意愿或一小部分人的策划或密谋而成功，它只能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所完成;第二，在这个报告中，罗莎·卢森堡并没有把自发性与建立党的组织相“对立”，相反，她强调，社会民主党人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要为斗争“制定统一的计划，提供一个组织，并努力使这一斗争具有明确的目标”，为了斗争的顺利进行和取得积极成果，“社会民主党必须创立相应的组织”。[9]
10年之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年7月)中，罗莎·卢森堡在批评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所确立的“极端集中主义”原则时，明确阐述了一种“行为在先”的自发性观念：“一般来说，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就其主要方面来说不是‘发明’的，而是在试验性的、常常是自发的阶级斗争中发生的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巨大创造行动所产生的结果。这里的情况也是不觉悟的人先于觉悟的人，客观历史进程的逻辑先于历史进程的体现者的主观逻辑。”[10]弗雷德·厄斯纳断定，在这篇文章中，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11]这篇文章由于直接而尖锐地指摘列宁所主张的集中制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12]而遭到列宁和斯大林最为严厉的批评。列宁反驳说，罗莎·卢森堡不仅歪曲了他的意思，也真正歪曲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她无疑是“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卑劣化了”，而斯大林更为强烈地谴责罗莎·卢森堡是对布尔什维克的“卑污的市侩的诬蔑”。[13]这篇文章首开罗莎·卢森堡与列宁思想差异之先河，同时也引发了此后几十年来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自发性理论众口一词的垢骂。
罗莎·卢森堡关于自发性概念的最集中、最全面、最深入的论述当推1906年的《群众罢工、党和工会》。弗雷德·厄斯纳尽管对自发性概念提出了严厉的谴责，可他不得不承认，罗莎·卢森堡在这本小册里“用非常细致的笔调来形容个别罢工运动的自发性质”。[14]从罗莎·卢森堡为该书俄文版所写的序言中可以径直地了解到，这本不厚的小册子实际上承载着宏大的理论抱负，“总罢工的问题渐渐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整个思想生活与兴趣的中心……这个问题像一个焦点集中了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所有争论的问题”[15]，而这个焦点问题之焦点，所有争论问题中最有争议的问题，莫过于自发性问题。在该书中，罗莎·卢森堡系统地阐述了群众革命运动的自发性的多层关系：它与客观历史规律的关系，它与群众革命意识的关系，它与党的领导的关系，它与工会组织的关系，它与人为的计划之间的关系，它与偶发性的事件之间关系，等等。可以说，《群众罢工、党和工会》是罗莎·卢森堡对自发性概念的理论内涵与特征作出总体勾画的典范之作。
值得玩味的是，在这本最集中论述自发性观念的著作中，罗莎·卢森堡没有批评列宁，而列宁也从未批判过罗莎·卢森堡的这本书，不仅如此，列宁还给予它很高的评价，说它是罗莎·卢森堡用德文撰写的结合西欧运动发展的特点阐释群众性罢工的一篇最优秀的著作。[16]诺曼·杰拉斯正是以这一点为基础，进一步得出一个更为大胆的推论，他说，列宁从来就没有明确地批判过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他还指证说，列宁在1922年所写的《政论札记》中列举了卢森堡的一系列错误：“罗莎·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在1903年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上犯过错误，在资本积累的理论上犯过错误，在1914年7月犯过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错误，1918年在监狱里所写的著作中也犯有错误。”[17]但是，列宁唯独没有提到卢森堡1906年在自发论上存在什么“系统性的错误”。[18]
这当然是诺曼·杰拉斯出于可以理解的善意，诚心为了维护罗莎·卢森堡而作出的一项可贵的学术努力，然而，他要真正令人信服地证实在自发性问题上列宁完全同意罗莎·卢森堡，仅仅说没有见到列宁对自发性概念的直接批评肯定不够，他还应当进一步举出列宁明确赞成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实例。这一点，诺曼·杰拉斯恐怕无能为力。更棘手的问题是，诺曼·杰拉斯又如何解释列宁当年交给《新时代》杂志的那篇激烈批判罗莎·卢森堡的文章?[19]如果他辩驳说，列宁的批评只限于组织问题而与自发性概念全无干系，那么，他必须证明罗莎·卢森堡对自发性观念的阐发与社会民党的组织问题根本没有一点瓜葛，而这一点，诺曼·杰拉斯更是做不到。
二
同样是为罗莎·卢森堡辩护，保罗·弗勒利希表现得与诺曼·杰拉斯大不一样，他不是想方设法抹去罗莎·卢森堡与列宁之间的差异，而是径直否认罗莎·卢森堡曾经有过自发性理论。他愤怒地指出，“宣称罗莎·卢森堡创造了自发性理论并使她成为神秘主义甚至是自发性方法论的牺牲品”[20]，乃是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的有意歪曲，他考证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任主席季诺维也夫是第一个作出这种宣称的人，季氏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提高苏共在第三国际中的地位，其他人不断重复季氏的论点以至于它竟成为政治的、历史的原则。然而，十分有趣的是，保罗·弗勒利希在证明罗莎·卢森堡没有自发性理论时引用罗莎·卢森堡的短短的一段话中，“自发的”(spontaneous)一词就出现了两次。[21]尽管保罗·弗勒利希声称自发性理论是一些小人“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而构制的一个神话”[22]，但是，他不得不承认罗莎·卢森堡论述过自发性概念!他自己也说：“按照罗莎·卢森堡的界定，运动的自发性并不排除有意识的领导，相反，它需要领导。在罗莎·卢森堡看来，被她的批评者归之于她并且被定为宿命论的自发性根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23]为什么保罗·弗勒利希承认罗莎·卢森堡“界定”并阐述过自发性概念却矢口否认她有自发性理论呢?是因为自发性在罗莎·卢森堡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附属性概念?还是因为罗莎·卢森堡对自发性的阐述十分单薄，其概念化程度尚未达至一定的宽度和深度?都不是。
为了说明罗莎·卢森堡不可能会有自发性理论，保罗·弗勒利希在其所写的评传中，特意援引了1900年7月13日罗莎·卢森堡写给考茨基的一封信中的一个著名片段，在这个极为精彩的文段中，罗莎·卢森堡描写了她观看大海和莱茵瀑布时的强烈感受。她说，面对永恒的大海，最撼人心魄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已经不复存在。而在瑞士观看莱茵瀑布的时候，她也产生了同样的感觉。那一秒也不停、夜以继日、延续了数个世纪的咆哮，给了她一种灵与肉均遭毁灭的恐怖感：
甚至现在，每当我路过那里，每当我从车窗里看到那可怕的景象，那飞迸四溅的水珠，那翻卷滚动的白色水帘，每当我听到那震耳欲聋的咆哮，我的心脏就像是被窒息了那样。我的心里就发出一个声音：那就是敌人。你感到惊奇吗?那肯定是敌人——人类的虚荣心，正是这种虚荣心把人类自己想象得非同一般，可是突然之间，它就分崩瓦解，变得什么也不是了。顺便说一句，哲学中也有类似的效果。对于世间发生的万事万物，本·阿巴奇说过，“此万古皆然矣”，“船到桥头自然直”，等等，在这种观念之下，人类的能力、意志和知识似乎都是多余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这类哲学，并且坚持宁可从莱茵瀑布上跳下去，像坚果那样随波逐流，也不愿意装腔作势、摇头晃脑地看着瀑布奔流而下的缘故。瀑布的奔涌，自我们远古的祖先那里就开始了，在我们死后还会继续下去。[24]
保罗·弗勒利希说，罗莎·卢森堡宁肯跳到莱茵瀑布中去，也不愿意放弃对历史进程的干预，这表明这位女革命家不会赞同那种认为历史有其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命定的”自然进程的哲学学说，这也就证明了罗莎·卢森堡不可能有所谓的自发性理论。从保罗·弗勒利希的这一论证过程可以领会出，他所说的自发性理论无非是一种否认任何意志的介入行为而只承认客观历史进程的宿命论。自发性理论之所以是“理论”，不仅在于它以一种客观主义的历史哲学为根基，而且它被“发现”具有极为丰富的政治蕴含：“否认或者至少降低了党对阶级斗争的领导作用，对群众的无批判的盲目崇拜，过高估计了非人格的、客观的发展因素，不承认或者说低估了有意识的、有组织的行动的重要性。”[25]既然在保罗·弗勒利希心目中罗莎·卢森堡是一位激进的政治行动主义者，是一位具有理论天才的革命家，他当然不会同意将如此机械的、宿命论的客观主义归在在罗莎·卢森堡名下，更不能接受把如此严重的政治罪责强加在罗莎·卢森堡身上。可见，保罗·弗勒利希之所以矢口否认罗莎·卢森堡会有自发性理论，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如此糟糕的“理论”完全是别人恶意“附加”在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上的。
然而，保罗·弗勒利希一杆子推完了事的做法未免过于简单。他只想到“自发性理论”这么糟糕，罗莎·卢森堡根本不会有，却没想到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根本没有这么糟糕!就此而言，保罗·弗勒利希对罗莎·卢森堡的辩护仍然是消极的。从表面上，他与诺曼·杰拉斯似乎背道而驰：一个想确立自发性理论，一个要拒斥自发性理论。但是，在一定意义，他们却具有潜在的相通之处：苏联官方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观念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对他们具有潜在的影响力，以至于他们一个不敢承认罗莎·卢森堡与列宁的差异;一个丧失了构想罗莎·卢森堡本人的自发性理论的能力。
不过，只要想到保罗·弗勒利希的书写于20世纪30年代，我们也就不会苛求于他了。毕竟，在那个时代，有太多的人认定自发性理论只能这样来描述。造成这一状况并非仅仅是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一些理论家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与她的主要经济著作《资本积累》所主张的资本主义“自动崩溃论”联系起来，把自发性概念与罗莎·卢森堡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强调与坚信联系起来，从而把自发性中本来蕴含的客观性特征强化到一种无以复加的极端地步。“宿命论的客观主义”解读模式的问题性在于它将自发性与必然性直接等同起来，而且这种必然性被界定为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绝缘的坚硬必然性(hard necessity)，即是说，它先行将历史主体的全部有意识活动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中过滤掉，得出一个干瘪的、先验的、严格主义的必然性概念，然后反过来用这种在自家手里“脱水”的怪物严实地蒙在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上。
不可否认，罗莎·卢森堡在阐述自发性概念的时候，多次提到过必然性概念，并且也确实将自发性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联系起来。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她之所提出自发性概念，就是为了抵制那种“认为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策略可以一劳永逸地预先加以规定”的主观主义组织原则[26]，就是为了防止作为革命领导人的“高贵主体”在历史过程中有时的“疯狂跳跃”。她指出：“‘客体’表明自己更强大些，鞭子很快就获得了胜利，因为它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现阶段的‘合法’表现。”[27]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中，罗莎·卢森堡再次强调，既然大规模的群众罢工是在一定的时刻以“历史的必然性”从社会状况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现象，那么，就不能从意愿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作“主观的判断”，而是要从“历史必然性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的根源进行“客观考察”。[28]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拒斥对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所做的“宿命论的客观主义”解读，因而连自发性概念本来蕴含的必然性因素(或客观性维度)也一同否认。对于必然性，不能过度诠释，但也不能不加诠释。如果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理解为不受任何客观历史因素制约的“主观任意主义”，这岂不是与“宿命论的客观主义”殊途同归了吗?因为这两种“主义”都与“组织”的观念完全不相容，只不过，一个是不要组织，一个是无需组织。如果这样的话，自发性概念的“政治罪责”仍然无法推卸。
在处理自发性与必然性的关系上，诺曼·杰拉斯的好心肠再一次表现出来。在被戴维·麦克莱伦盛誉为“对罗莎·卢森堡的观点的最佳评论”[29]的《罗莎·卢森堡的遗产》一书中，诺曼·杰拉斯想通过“虚化”必然性概念来为罗莎·卢森堡开脱严格决定论的指责。他的见解是，罗莎·卢森堡虽然频频使用必然性概念，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必然性未必起到那么大的、那么实在的、那么严格的作用。这是因为：其一，必然性这个术语是“第二国际”时代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从考茨基到列宁)通用的政治词汇，但这绝不排除他们的革命政治学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其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这种表述具有一种心理学的意义，“它反映的可能是罗莎·卢森堡对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取得成功结果的能力的信任、她的革命乐观主义以及对社会主义胜利的信仰”，这种心理品格固然对于每一真正的革命者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可是，“它本身并不等同于理论上的必然性概念——按照此一概念，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不可阻挡的经济规律的结果，它超越于人的干预力量之外”。[30]在诺曼·杰拉斯的如此“开脱”之下，罗莎·卢森堡的必然性概念几乎飘飘欲飞了，好像罗莎·卢森堡使用必然性概念完全出于意识形态装点和心理自励的需要，这样一来，他也就间接揭示了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非宿命论特征。尽管诺曼·杰拉斯是出于善良的愿望，同时也是为了颇为正当的目的，但是，他把必然性几乎化作一具名不副实的空壳的做法也未必尽合罗莎·卢森堡的本意。在消解必然性之重的同时，必然性的“漂浮”也会使人产生失重之感。
三
诺曼·杰拉斯之所以“虚化”必然性的作用，说到底还是因为他所理解的必然性的含义同样是那种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绝缘的坚硬必然性(hard necessity)。可以说，只要如此来界定历史必然性概念，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就得不到真正积极的诠释。如果历史必然性本身即包含着主体干预历史进程的有意识活动，而作为这种必然性的“表现”的自发性又如何能与必然性格格不入呢?如果自发性与必然性并不是僵硬对立的关系，又有什么理由要去害怕这种必然性呢?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去“虚化”必然性，而是去“软化”必然性。“软化”的关键在于达至对历史领域中的必然性的非形而上学的理解。这种理解就是既要承认历史必然性本身具有客观性特征，同时又具有主体性维度，它是客观性与主体性的辩证统一。其要旨在于，不仅要看到历史领域中的必然性不能与主体的有意识活动相剥离，而且还要体认到历史的客观进程恰恰由主体的有意识的活动所构成。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说的那样：“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但是，人们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无产阶级是否采取行动，取决于当时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但社会却不是超然于无产阶级而自行向前发展的。无产阶级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原因，同样也是它的产物和结果。无产阶级的行动本身是它要参与决定历史的一个部分。”[31]既然历史主体的有意识活动是客观历史进程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历史的“客观性”当然就也就包含着主体性维度。历史的客观性不能机械地理解为物质性，更不能理解为与人无关的纯粹自然存在。就罗莎·卢森堡对自发性概念的客观性特征的强调而言，这种强调也不能武断地理解为是一种绝对的“客观主义”。
无论如何，不承认自发性概念的客观性维度是不太合乎文本事实的，罗莎·卢森堡的《群众罢工、党和工会》就是要批驳无政府主义的总罢工理论所蕴含的主观主义方法论，即罗莎·卢森堡所说的“抽象的、非历史的观察方法”，这种方法“以为群众罢工仅仅是技术上的斗争手段，可以随心所欲地、诚心诚意地‘决定’或‘禁止’它，就像一把刀子，可以把它折叠起来放在衣袋里‘以防万一’，也可以根据决定把它打开来使用”。[32]在罗莎·卢森堡看来，无论是那些一厢情愿地想给群众罢工规定确切日期的人，还是想以禁止宣传使群众罢工化为乌有的人;不论是那些由于意识到无产阶级的弱小和资产阶级的强大这一事实而激烈反对群众罢工的人，还是那些不顾严酷的现实及其可能性与不可能性而执意煽动危险行为的“革命浪漫主义者”，都共享着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方式和抽象逻辑，建立在这一方法论基础之上的观点绝“不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33]，因为资产阶级的警察也得出了惊人相似的结论：整个现代工人运动不过是由一小撮破坏分子和煽动分子人为地、随心所欲地搞出来的。
大规模的群众罢工不会仅仅因点火似的革命宣传而随人心愿式地突然爆发，也不因某些秘密的协议或公开的决议而秩序井然地进行或停止，它的产生受制于诸多客观存在的因素，正如罗莎·卢森堡在《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即《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中所总结的，大规模群众集会和群众行动能否真正地发生，“取决于许多政治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因素，取决于当时的阶级对立的紧张程度、群众觉悟的程度、群众的斗争情绪的成熟情况，这些都是难以预料的，是任何政党都不能人为地制造的。这就是巨大的历史危机同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在和平时期能够依靠领导‘机关’的指挥棒，井井有条地进行的那种小规模示威行动之间的差别。历史性的时刻总是要求有相应的人民运动形式，甚至不顾党的一切规章制度，创造新的形式，临时想出以前不知道的斗争手段，整理和充实人民的军械库”。[34]既然革命时期的大罢工的产生有不依赖于领导者意志和组织性策划的制约的现实的、客观的因素，那么自发性概念当然也就承载着脱出恣意人为的主观意愿之外的客观诉求。就革命罢工之产生是诸多客观条件作用的自然结果而言，自发性描述的就是结果对于其原因的依赖关系，或者说是由某些既定的根源引发出一定的效果的自然“趋势”。
然而，仅仅这样规定还大成问题。因为，我们得知道什么才算是客观存在的条件?难道罢工前的宣传鼓动、组织策划、领导人的决心和意志，以及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都不是客观存在?难道这些因素绝对不可能成为导致罢工发生的原因?我们看到，罗莎·卢森堡从来没有否认这些人为因素的可能作用与价值，也从来没有将所有人为的因素无一例外地视为“纯粹主观”的东西加以排斥。她完全承认“纯政治的、有计划有目的的”人为策划既可以发动群众罢工也可以结束群众罢工，并且这类罢工“所表现出的党的纪律性、有意识的领导和政治思想都是最高程度的”。[35]可见，有意识的人为筹划与构想并不是完全不能转化为积极的现实效应的“抽象冥思”，领导人的意志与精神力量也可能成为物质力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种类型的罢工的产生相对于它产生的原因也是“自发的”，如果照此把自发性的“客观主义”内涵规定为由于受某些原因的决定而必然发生的性质，那么，所有的活动都可以称为自发性活动，这样一来，自发性本身也就丧失了意义。
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罗莎·卢森堡引入了一个重要的区分：示威性的罢工和斗争性的罢工——前者总是有一个先在的理论图式从而表现为一个有序展开的“示范性”：群众的行动或多或少地是在图示或例证事先运筹的东西，在这里，群众似乎作为“客体”而存在，或者说在运动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高贵的主体”[36];而后者却是在斗争中形成某种“相应的人民运动形式”或者说创造出“新形式”，因而群众作为“历史发展过程的更加合法的孩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37]，成为斗争的名副其实的“真正的主体”。[38]尽管罗莎·卢森堡不排除示威性罢工中也存在某些自发性因素，但她主要是把斗争性罢工作为自发性的典范形态。那么，在斗争性罢工中，罗莎·卢森堡是否将有意识的鼓动之类的人为活动排除在外呢?是否根本否定党对运动的领导作用呢?显然没有!在分析1896年彼得堡总罢工时，罗莎·卢森堡写道：“这次运动的实现却表明了社会民主党多年鼓动的成果。在总罢工过程中，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分子站在运动的最前列，领导这次运动，并利用运动本身进行生动活泼的革命鼓动。”[39]问题不在于有意识的干预本身，而在于这种干预是否“适应局势和尽量密切地同群众的情绪保持联系”。[40]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领导，而在于这种领导以何种性质、何种形式履行与表现自己的职能。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罗莎·卢森堡精辟地阐述了自发性罢工中党的领导所应该发挥的作用：“不是要为群众罢工的技术方面和内在机制煞费脑筋，越俎代庖，而是要在革命时期也承担政治领导。为斗争制定口号，给斗争指出方向;在安排政治斗争策略时，要使现有的和已经迸发的、已经行动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在斗争的每一阶段和每一时刻都有用武之地，而且要在党的战斗阵地上表现出来;要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果断和锐利方面不但永不落后于实际力量对比的水平，而且还要跑在它的前面，这些才是群众罢工时期‘领导’的最重要的任务。”[41]这充分表明，自发性的产生可以是符合局势并已深入人心的鼓动宣传的“结果”，而正确的领导也可以并应当成为自发性持存、光大并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重要力量。由此看来，罗莎·卢森堡不是一概地否定有意识干预的作用，而是对那些外在于群众革命实践或者脱离群众运动的无生气的、没有现实性的、抽象的人为筹划加以清算和剔除。
如果说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确实蕴含着客观性维度，那么这种客观性并不是一种机械的、纯自然的客观主义(即一种绝对的客观主义)——它把革命主体的所有人为因素统统排除在外。我们知道，罗莎·卢森堡作为一位在反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左派领袖，非常重视群众革命意识的具体生成这一事关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而她本人就是一位以激发群众革命意识的宣传鼓动而闻名的天才演说家和理论家。在第二国际革命家当中，再没有谁能比她更深刻体会到坚定的意志、炽热的激情、执著的追求、革命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以及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对于一个革命者的珍贵，因为她曾七次被捕，六次入狱，最后将生命也献给了崇高的革命事业;再没有谁比她更深知正确的理论对于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所能起到的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因为正是这个矮小瘦弱的女子最先站出来给修正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正是因为她是这样一位全身心投入革命的政治行动主义者，她才能最深刻地体验到、最敏锐地洞察到主观的愿望、理论的构想如果脱离了群众、如果不符合时宜、如果不切合实际、如果不能真正融进实践、如果违背了历史的客观规律，就会带来多么大的损失、危害、甚至失败!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所蕴含的客观维度在其最本质的意义上就是为了限制纯粹主观主义的谮妄，就是为了防止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异化并使之显示它的真实形态，一如卢卡奇所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主体’的过程的真理本身，远不是稳定不变的，也不是按机械‘规律’向前运动的。它是辩证过程本身的意识;它也同样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因为只有当历史的过程迫切需要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生作用，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这种阶级意识上升为行动时，这种阶级意识的实践的、积极的方面，它的真正本质才能显示出它的真实形态。”[42]而在罗莎·卢森堡看来，自发性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真实形态的真实展现，这一展现对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而言是必然的。罗莎·卢森堡自发性的客观性内涵必须放在作为真正革命主体的群众之阶级意识生成的角度，必须放在无产阶级的意识从潜在状态上升到总体性的实现状态的角度，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也只有这种理解，才能避免把罗莎·卢森堡对客观因素的作用强调理解为完全排除了一切人为干预的“宿命论的客观主义”——它无异于把罗莎·卢森堡等同于无为主义和等待主义，在历史的必然规律面前放弃主动的介入，从而等待历史的列车把革命者自动地带到目的地——而这恰恰是罗莎·卢森堡竭尽全力加以反对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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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历史必然性中的主体性维度，是通达对自发性概念的辩证理解的重要一步，但仅仅就此止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进一步“软化”必然性概念，这种“软化”就是在融入主体性的基础上大胆地向偶然性敞开空间。只要不是把自发性直接等同于“坚硬的必然性”，而是把它看作是一种“软的必然性”的表现，那么它就不能不容纳偶然性。首先，自发性所以是“自发的”，它本来就含有脱出“他者”预先规定的涵义，如果要发生的事，其发生与否、其如何发生都已完全被“他者”所决定，那么它就不能说是“自发的”。再者，如果自发性直接等同于必然性，在其严格的意义上也谈不上“自发”，而只能说是“自在”;只要把自发性理解为必然性的“表现”，那么这种表现活动究竟如何“表现”自身则总有某种未定之数。
从罗莎·卢森堡对群众自发性运动的生动描述中，我们可以捕捉到她的自发性观念所蕴含的三重“偶然性”：第一重偶然性是自发性运动起因的偶然性。罗莎·卢森堡指出，自发性群众大罢工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引起它的因素虽然完全不同”，但往往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正是这些具有特殊性的、表面上是次要的、十分偶然的事件，突然促发了或汇成气势磅礴的大规模革命运动。哪些形势之下会立即引发群众大罢工，“这确实是很难有把握预言的”。[43]即便是在革命时期，“要预见并估计哪些原因和因素能够引起爆发，哪些却不能够，这对无产阶级的任何一个领导机构都是极为困难的”。[44]第二重偶然性是自发性运动发展过程的不可完全预测性。在自发性群众大罢工中，局部性的斗争如何演变成普通的斗争风暴，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如何相互转换，新的组织方式如何从斗争中诞生出来，这些都是事先难以控制和预定的。第三重偶然性是自发性运动发展趋势与结局的偶然性。自发性群众大罢工有时突然出现“前所未有的局面”，有时“似乎毫无结果地退了潮”，有时整个运动“朝着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的方向发展”，有时它“也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它能在革命似乎已经陷入绝境时突然开辟新的、广阔的革命前景;当人们满有把握地指靠它时，它却遭到了普通的失败。它有时像宽阔的海洋一样汹涌澎湃地荡及全国，有时又分成无数涓涓细流，形成一片广阔的水网，它时而像一股清泉从地下喷涌而出，时而又完全渗入地下”。[45]
可见，在罗莎·卢森堡对自发性概念的阐述中，自发性与偶然性的联系非常频繁、密切，自发性概念的偶然性内涵也十分突出、明显。可是，长期以来，人们竟对这一关联与意涵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言，从而导致把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中的必然性因素绝对化为一种完全脱离必然性、与必然性毫无联系的“纯粹必然性”。将自发性中的偶然性因素故意抹掉，无疑是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形而上学歪曲。马克思曾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套用马克思的这句话，完全可以说，由于一些人看不到自发性中的偶然性意义，所以他们把自发性弄成了一个神秘的怪物。
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是一个有很大理论容量的辩证概念，它涉及一系列复杂深刻的历史哲学问题，同时也包含着许多新颖独到的政治思想。这一概念既有客观性内容，又有主体性向度;既有必然性特征，又有偶然性成分;既有“决定”的要素，又有自主与自由的空间。只要不将某一方面肆意片面化或极端化，而是把这些不同的方面以一定的张力维系在一起，便可得出一个异常丰满的辩证的自发性概念。实际上，卢卡奇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1921年1月)一文中，已经肯定了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的总体性和辩证性本质。他说，“罗莎·卢森堡比其他许多人更早而且更清楚地把握了革命群众行动的自发性”，也正是同一个罗莎·卢森堡“强调了这个更早提出的论题的另一方面：即这些行动是经济过程的必然产物”。[46]自发性不仅具有革命主体的自我认识的方面，而且也具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方面，它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融合和辩证统一，质言之，真正的革命主体的自我意识同时也就是对客观历史过程的总体把握，而作为革命主体的阶级意识的自然爆发的自发性运动，它所展现的无非是历史主体与客体的生动而具体的统一。
但是，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同一个卢卡奇在一年之后所写的《对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批判意见》(1922年1月)一文中，却一反原来的立场，一反言犹在耳的关于罗莎·卢森堡的观点“成为真正革命积极性的源泉”[47]的信誓，异常粗暴地指责罗莎·卢森堡“夸大革命进程的有机性质”，说她“陷入了最惊人的自我矛盾之中”。[48]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发现，卢卡奇完全附和了列宁主义对罗莎·卢森堡的批判论调，认为罗莎·卢森堡过高估计了革命的自发力量，“由此导致了她的错误概念中的最关键性的一点：过低估计党在革命中的作用，过低估计与自发力量的经济发展必然性对立的有意识的政治行动”。[49]卢卡奇之所以如此指摘罗莎·卢森堡，是由于他洞察到了罗莎·卢森堡与列宁思想之间的差异并认识到“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对立有相当深远的根子”。[50]卢卡奇指出，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对立主要在于如何解决发生在党内的意见分歧，是诉诸革命政党内部的思想斗争，还是在组织领域内解决。列宁选择后者，卢森堡选择前者。而卢森堡之所以选择前者，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组织问题不能看作是革命精神的保证，组织形式本身也是发展着的东西，“真正的革命精神只有在群众的自然的自发性中才能找到”[51]。这表明，自发性问题乃是罗莎·卢森堡与列宁之间对立的思想根源。
越是仔细地对《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和《对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批判意见》加以比较阅读，越是强烈地感受到卢卡奇对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的评价不仅仅是前后不一致，而且相互矛盾。导致这一变化的客观原因是，保尔·莱维在1922年将罗莎·卢森堡1917年在布累斯劳监狱所写的论俄国革命的手稿公开发表。由于罗莎·卢森堡在手稿中对俄国革命后列宁的许多政策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从而激起苏联官方对罗莎·卢森堡的新一轮的批判热潮。在这一特殊的政治背景和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势影响之下，卢卡奇主动地站到列宁一边，试图在列宁主义的框架之内深入“揭批”罗莎·卢森堡的错误。从主观方面来说，卢卡奇在匈牙利革命的高潮期及革命的失败和流亡时期，其思想观念并不是完全稳定一致的。日本学者初见基通过对《什么是正统马克思?》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的原稿与收入《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修改稿的精细对比，指出卢卡奇从1919年到1922年的思想变化表现为对以俄国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适应过程”，“即他想把更加‘正统’的思想框架导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52]如果初见基的论断成立的话，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对初见基的观点加以强化的延伸性结论：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的写作到《对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批判意见》写作，卢卡奇对列宁主义的“适应”或者说向列宁主义的“靠拢”更加自觉、也更加明显。正是这种自觉的“适应”过程使卢卡奇渐渐放弃了对自发性概念的辩证阐释，走向了对自发性的政治责难。初见基甚至认为，卢卡奇在写作《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时已经对“无产阶级的自发性彻底绝望”，于是他“开始思考‘前卫党’的作用，即他以一种超前意识论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把现实中作为虚伪意识的意识导向具有‘客观可能性’的阶级意识”，但是，卢卡奇没有警觉到，前卫党本身“并非是一个经常寻求变革的社会组织，而是陷入站在超越的位置上掌握绝对真理这种自以为是的怪圈的社会力量……卢卡奇的这一思维逻辑也有强词夺理之嫌，而且，由此引发的弊端则数不胜数”。[53]
尽管卢卡奇在对自发性概念的政治批判上与列宁保持同一口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发性观念在政治上并非毫无积极作用。在《对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批判意见》一文中，卢卡奇说，罗莎·卢森堡“看到了传统组织观念的缺点在于它对群众的错误关系……她自己的结论一方面导致她反对这种对组织的过分强调，另一方面导致她规定党的任务”，而罗莎·卢森堡对党的政治领导的规定是“在理解组织问题上向前跨出的一大步”。[54]但是，必须看到，卢卡奇在如此评价的时候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限制条款：“传统组织”只能是“西欧组织形式”。这是因为西欧(尤其是德国)组织形式“在群众自发运动面前软弱无力”，“这种组织总是一瘸一拐地落在群众的实际行动的后面，不是促进而是阻碍这种运动，根本谈不上领导”。[55]在卢卡奇看来，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克服了西欧组织形式的局限性，因此，罗莎·卢森堡基于西欧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指向西欧社民党，无疑是正确的，而如果指向布尔什维克，则肯定是十足的错误。
实际上，这是既要站在苏联官方立场上对罗莎·卢森堡采取断然的批判态度同时又小心翼翼地有保留地承认自发性观念的正面价值的所有学者的惯常做法。苏联两位学者在他们所写的《罗莎·卢森堡传》中，在评价罗莎·卢森堡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时，采用的也是卢卡奇式的策略，他们认为，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组织原则的批评不是根据对俄国社民党现状的分析，而是基于德国和波兰工人运动的政治经验：
她所看到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活动，它忽视了运动发展趋势和基层主动性，只着眼于取得议会斗争的成功，把党变为保守的、阻碍群众运动的东西。通过这个党的例子，她看到了党的领导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在增长。同样，她也很了解波兰社会党的实践，这个党的右翼领导执行的路线是违背普通党员和左翼活动家的意见和目标的。因此，她强调“党—群众”问题的意义，目的是要极力防止“极端集中的党”她认为有可能引起的后果：遏制革命运动规模的扩展和在革命斗争进程中不断参加进去的群众的革命热情和政治积极性的提高。[56]
不难发现，这种评判或多或少隐含着这样的意思：仅就罗莎·卢森堡对极端主义的组织原则的批判内容而言，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将这种批判应用于德国或波兰，它是对的;而如果将之用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它则是错的，这就是说，罗莎·卢森堡之错并不错在“内容”上，而是错在“对象”上，她批错了对象!人们或许可以推想，如果罗莎·卢森堡用同样的言辞去批孟什维克，她不仅不会错，而且还一定会受到特别的表扬。
然而，罗莎·卢森堡确实批判过列宁，而且，她之所以阐发自发性观念主要针对的就是列宁。1904年，当列宁还没有获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完全控制时，罗莎·卢森堡就对列宁的组织原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当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罗莎·卢森堡仍然“不识时务”地批评已经取得了国家权力的作为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列宁。卢卡奇深谙斯大林式的信条——胜利者是不应受到指责的，而罗莎·卢森堡则无此顾忌，她之所有如此的勇气和气魄，是因为她的理论的彻底性，是因为她持有真正的革命立场，是因为她比其他人更早、也更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党脱离了群众，如果党不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党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于“统治”人民，如果党不是不断扩大群众基础，而是蜕变成一个由少数人构成的特权集团，那么就必然导致政治生活的官僚主义化，就必然导致公共政治空间的萎缩，就必然导致人民群众的政治自由的丧失，就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民主事业之根基的毁坏。
罗莎·卢森堡首创了社会主义民主这一概念，在《论俄国革命》中，她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与性质作出了至今无人超越的精辟论述，她说，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后，就应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去代替资本主义民主，而社会主义民主无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不是少数领导人以阶级名义进行的事业”，“它必须处处来自群众的积极参与，处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它是“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的、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57]罗莎·卢森堡所以能够得出如此的政治民主观念，其理论根源即在于她的自发性概念，据此，完全可以说，罗莎·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虽然没有直接论及自发性概念，却是阐发自发性概念的政治意义的最好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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