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本质主义的经济空间

第一节　拆除最后的棱堡：解构本质主义的经济空间

一、经济层面建构霸权主体的“三个条件”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空间在建构霸权实践的主体上发挥作用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其一，经济运动的规律严格说来必须是内生性的，即是说，它排除了一切来自政治的或其他的外在介入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因为如果掺入了其他因素，就不能严格地说这一建构作用专门归属于经济;其二，在经济层面上建构的社会代理人的统一和同质性，一定得从该层面的那些运动规律中产生出来，这意味着，任何需要在经济之外对那些分裂、分散的立场进行重新组合的情况被排除了，换言之，阶级主体的统一性只来自于经济决定;其三，社会代理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必定赋予他们以历史性利益，以至于这些社会代理人在社会的其他层面的存在必须最终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获得解释，即是说，经济利益并不限于在经济范围内起作用，关于社会的整个思考都锚定于经济。

我们看到，拉克劳与莫菲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范畴作了他们自己的特定“理解”，通过这三条，他们描述了一个纯而又纯、“自力更生”、封闭孤立、界线严格的“经济”概念——经济就是经济，它里面丝毫没有政治要素，它只能影响社会的其他层面，而社会的其他层面却不能介入它的“王国”，它威力无穷，全部的社会思考都围绕着它进行，它是解释的根据，它是锻造阶级统一的唯一元素。拉克劳与莫菲的这种概括在何种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概念的本真意义，尚有许多疑问。比如说，马克思对经济的研究从来就是从政治的视角来看经济，即通过物与物的关系揭示人与人的关系，他把商品不是看作一个简单的“物”，而是看成多种社会关系的集合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他的经济学叫作政治经济学。再比如，马克思从来没有断言经济关系一定会导致统一的主体立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工人阶级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2]，生存的困窘使工人在相互竞争中处于分散状态，而相同的处境和条件又使他们的团结成为可能，马克思并没有断定工人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会自然而然地造就工人阶级的统一，否则就无需“通过联合”了。

拉克劳与莫菲的这三条概括本身表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范畴原本就是严格的决定论的、地地道道的本质主义的。这样一来，他们下一步的“推论”也就顺理成章了——从本质主义的范畴必然得出本质主义的结论。对于拉克劳与莫菲的这种“手法”，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诺尔曼·杰拉斯说：“拉克劳与莫菲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笨拙的、歪曲化的、也是最贫乏的解释。”^[3]艾伦·伍德说：“这种理论方案的第一步就存在严重的问题，它以对马克思主义过分的误解为开端，以致我们对他们的整个论断产生了质疑。”^[4]

无论如何，拉克劳与莫菲就是这样认定的，他们早年一直把“经济的最终决定”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底线，如果越出了这个底线，也就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或许与他们自己所走过的“漫长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有关，当初他们追随阿尔都塞，发现阿尔都塞尽管一直反对所谓的“副现象”，可他却不假思索地保留着这个“经济的最终决定”;后来他们返回到葛兰西那里，发现葛兰西尽管反对阶级还原论，可他也果断地坚持“经济的最后决定”;就连卢卡奇这样的“上层建筑主义者”也毫不含糊地说：“在资产阶级社会，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才是纯粹的阶级……其他阶级行动的动摇或者不可能取得有利于发展的成果的根子就在于，它们的存在不完全是以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为基础。”^[5]至于第二国际的正统理论家们，就更不用说了，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何止是“最终的”!拉克劳与莫菲这样前后一想，就更加肯定了这样的结论：经济基础的如此的“基础”地位，经济空间的最终决定作用，原本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既然现在他们已经从这个底线走出来了，也就用不着再去指责葛兰西了，根子在马克思那里，那就把矛头径直指向马克思吧，这大致就是拉克劳与莫菲的思路，所以，接下来他们开始去批判“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命题”。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命题”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三个关于由经济层面最终建构霸权主体的条件，对应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理论论点：经济规律的内生性这个条件相应于生产力的中立性质这一论题;经济层面上社会代理人的统一性相对应的是工人阶级的逐渐同质化与贫困化这一论点;生产关系应该是超越经济范围的“历史利益”的场所，它对应于这一论题：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这三个命题涉及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讨论，它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和基本原理。且不说他们的论证在多大程度上能令人信服，但他们确实是在通过这一分析过程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发动全面的、正面的“进攻”，在他们超越葛兰西之后，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从反对经济主义到反对“经济的最终决定”，现在，他们开始反对“生产力的一般发展规律”。他们好像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经济主义的本质主义残余原来发韧于“中性的生产力”!

很显然，这三个命题如此排列，反映了拉克劳与莫菲的思路与推理进程：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变革的优先的政治主力军这一论点，其前提是假定了在生产关系层面形成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工人阶级;而这又依赖于作为一个自然过程的中性的生产力的发展，即是说，无产阶级将会在对于技术要求的机制性回应中自然地出现。如果要否定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政治的必然联系，势必先要对“中性的生产力”进行解构，只要把此一“魔障”去除了，下面的两个论点就丧失了根基。

三、“中性生产力”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马克思主义那里存在一个“中性生产力”的概念。什么是“中性生产力”呢?拉克劳与莫菲的界定是：“介入生产过程中的所有要素都受生产力的决定。”^[6]即是说，生产力这一自然的、客观的力量控制了全部生产过程，它自然地、单线性(unilinear)地发展着、扩张着，它的速度和节奏由它本身决定，而生产过程中其他的因素却不能决定生产力。很显然，拉克劳与莫菲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作了最大程度的机械主义的、严格决定论的“加工”：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力可以决定其他要素，而其他要素不能丝毫影响生产力，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因素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都可以在生产力那里获得合理解释，而其他这些东西却根本捍动不了生产力，生产力是自我规定的、自我决定的。生产力简直像一个“自在之物”，几乎获得了完全的先验性，把这样的一个生产力概念归之于马克思，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马克思固然是坚持生产力作为物质力量的客观性，但并没有把这一客观性视为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中立的”东西，马克思诚然坚持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优先地位，但也没有否认生产关系可以对生产力起一定作用。拉克劳与莫菲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作了绝对化的理解，然后把这种绝对化硬塞给马克思，正因如此，他们招来了诺尔曼·杰拉斯愤怒的指责，说他们提供了一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拙劣漫画!

让我们更详细地检视一下拉克劳与莫菲对“中性生产力”的种种指摘与批驳。他们认为，马克思为了保证生产力的“中立性”，诉诸于虚构，把劳动力想象成一种商品，这样做就忽视了劳动力作为生产过程中一种要素的一系列的完整特征。“劳动力不同于生产过程中的其他要素，因为资本家必须做比简单购买它还要更多的事情，他还必须使它从事劳动。”^[7]这就是说，劳动力并不像其他商品一样，一买进来就自动发挥作用，资本家还要对劳动进行组织、管理、控制，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它的“生产能力”并不是它本身的自然规定。资方一旦购进劳动力，就最大限度地从劳动力那里“抽取”劳动，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就是一项“抽取”劳动的技术，这种技术本身也是劳动力的“生产能力”的构成因素;另一方面，有控制，就有对强加控制的反对与抵抗，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平衡与冲突也影响劳动力的“生产能力”。拉克劳与莫菲的意思是说，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独具特色的地方在于，它本身不是自我规定的，而是一种建构过程，它的生产能力的大小取决于许多变量，“并不是纯粹资本的逻辑控制着劳动过程的演进，劳动过程不仅是资本发挥控制作用的场所，它也是斗争的基地”^[8]。既然劳动力价值的实现依赖于各种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那么它就不是商品;既然生产力是斗争的结果，那么它当然就不再是中性的。

拉克劳与莫菲为了加强自己的论点，还援引了7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关于劳动过程控制技术的研究成果，从中发挥出以下几点识见：(1)控制的多种尝试与变化，表明了“生产的政治学”的存在，从而向那种把资本主义单单看作竞争的规律及积累的要求之产物的观念提出了挑战;(2)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不能仅仅用资本逻辑的扩张来加以解释，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导致控制形式与组织方式的变化，生产本身是一种政治机制;(3)既然资本逻辑与反抗逻辑的分裂与制约影响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那么它也必定影响生产力扩张的特性与节律。通过这样的分析，拉克劳与莫菲得出了最后的结论：“因此，生产力是中性的以及把它的发展看成是自然和单线性的这种论点，就完全没有根据了。”^[9]

拉克劳与莫菲所说的这些，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马克思?马克思根本没看到生产过程中组织与控制对生产力的影响吗?在这方面只需听一听艾伦·伍德对他们的反驳就够了：

这些对于马克思的无知指控实在使人惊讶，实际上，马克思对以下一些方面已有足够的研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对抗性;商品拜物教;劳动力这种包含在活生生的、斗争着的人之中的“特殊”商品的特性;资本主义生产的“双重性”——在这种生产中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剩余价值的生产密不可分;这种“双重性”是如何歪曲了生产组织，使其同时作为对于对抗性的剥削关系的组织而存在;出于资本控制阶级对抗及工人反抗的状况的需要而形成生产组织的种种方式;工人阶级的斗争史以及他们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劳动工具和现代“科学与技术”本身并非是“中性的”，而是渗透着阶级剥削、统治和斗争的关系，等等。^[10]

我们看到，拉克劳与莫菲同艾伦·伍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尽量突出生产过程中的剥削、阶级敌对，而前者则极力淡化劳资冲突，强调斗争不完全由资本逻辑所导致;后者把控制形式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前者则把组织方式当作政治机制;后者把资本主义下的管理形式看作一种歪曲的组织，而前者则把资本主义的控制技术当作不可避免的存在;后者把劳资矛盾看作是内在于生产过程、是尖锐对立的，而前者则认为劳资之间对抗的形成并不完全局限于生产过程，并且这种对抗并非完全是消极性的。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生产力不是中性的，伍德也认为生产力不是中性的，并断定这也是马克思的观点。但是他们对生产力的“非中性”的理解是不一致的。伍德强调“非中性”，是突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异化特征，而拉克劳与莫菲坚持“非中性”，是为了突出生产力本身的开放性、非固定性。

我认为，不能简单地说哪一方不对，而要具体分析造成双方分歧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我认为马克思当然注意到了生产力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我赞同伍德的意见。但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那里，这些对生产力造成影响的因素，其本身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比如说，由于资本家以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的方式来进行剥削，从而引起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假设这一斗争的结果是资本家转而采用以榨取相对剩余价值的方式来剥削工人，但是，这里面必须有一个前提：技术的进步使资本家有条件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如果没有技术的进步，生产组织形式改变的空间就不大，而技术进步当然是生产力发展所致。斗争带来了控制方式的变化，但这种变化的取得仍然有生产力物质性决定因素的作用。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确实有“自我规定”的意味。

而拉克劳与莫菲所说的生产力是一个斗争的场所，这个“斗争”与马克思的不一样之处在于：拉克劳与莫菲认为，这一斗争不完全是由资本逻辑引起的，它可能完全处在资本逻辑的“外围”，它可能是组织形式本身的原因，或者是文化的、政治的、民族习惯方面的原因，比如像拉克劳与莫菲所举的英国工会的例子，英国的工会强大，比其他国家更容易促成工人抵抗运动，从而造成组织的变化。拉克劳与莫菲有时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剥削固然会引起抵抗，但它并不是产生对立的必要条件，工资高、受剥削程度低的工人的反抗意识并不一定比工资低、受剥削程度高的工人的反抗意识低。甚至一些个人原因也会引起大规模的抵制的动员，比方说，由于资本家的处事方式或者说话不当都会引发工人的抵抗，而这一抵抗却造成了资本家管理方式的革新。处于生产空间外的一些公共社会问题也会引起工人阶级的斗争，比如，由于生态问题、种族问题或同性恋问题也会引发工人阶级的斗争，而斗争很可能给生产组织形式带来某种意外的变化，等等。

这样看来，拉克劳与莫菲是将生产力看成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它是多种变量复合作用的体系。但这里仍然有一个逻辑问题：拉克劳与莫菲坚持劳动过程必须处于控制关系之中，那么各种不同的控制技术本身是生产力吗?如果是，那么生产力仍是“自我规定的”，如果不是，那么意味着存在控制关系之外的“中性生产力”，它像一个“自在之物”一样存在，而控制关系则给它提供了一个“表象”形式。从拉克劳与莫菲论证的倾向性来看，他们既想避免一个完全自我规定的中立性生产力的“形象”，又想把控制形式纳入生产力之中，他们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一两难困境。从资本逻辑之外政治、文化、伦理、生活方式的介入来看，这些影响因素当然不完全处于劳动过程中，而从它们确实参与了生产力建构来看，它们又是其中的要素，所以一个合理的解释似乎是：控制形式及其机制既在生产力之中又在生产力之外。当然，拉克劳与莫菲并没有达到这样明确的结论。

从总体上看，拉克劳与莫菲的论证并不是很有力，在批判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时，他们没有深入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他们多是借用别人的结论，给人以经验例证的零碎感，缺乏足够细密的理论分析，在逻辑上也存有一些含混之处。有这些薄弱之处，再加上观点的激进、样式的时髦，所以他们招致各种激烈的批评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他们对劳动过程的分析，对生产力概念的独特理解，毕竟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社会结构的新变化的一种理论探索。在整体倾向上，他们的工作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阿伦特关于劳动、工作、行动三者区分的理论，具有共同的理论旨趣，即是说，这些理论家都觉得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或生产概念过于工具主义，而试图以种种方式来超越这一局限。哈贝马斯引入交往范式取代马克思的劳动范式，阿伦特通过划分的方式避免把一切解释都建立于劳动概念之上，而拉克劳与莫菲则通过重塑生产力空间而把劳动过程政治化，正如他们自己表白的那样：“我们打算证明，经济的空间本身是被建构为一个政治空间的，而且在这种空间里，像在任何其他社会层面一样，我们描绘成为霸权的那些实践，是充分地产生作用的。”^[11]

拉克劳与莫菲通过对所谓“中性生产力”的批判，对生产力概念进行了新阐释，这种阐释的目标就是为了瓦解一个封闭性的、自我规定的、对社会关系具有先验决定力量的生产力，从而说明经济领域并不是服从内生规律的自我调整的空间，这就为下一步解构在经济层面达成工人阶级的统一性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