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历次南方视察视阈下的科学发展思想及其启示

邓小平历次南方视察视阈下的科学发展思想及其启示^[1]——纪念南方谈话20周年

胡　峻　任水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共有七次南方视察，即1979年7月的“改革之初播春风”之第一次、1980年7月的“中原大地谈小康”之第二次、1983年春节前夕的“江南春早论市场”之第三次、1984年1月的“关键时刻特区行”之第四次、1986年1月的“巴山桂水总关情”之第五次、1991年春节前后的“催生浦东开放潮”之第六次和1992年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之第七次。在邓小平七次南方视察时的七次谈话之视阈下研究，可以探析出其科学发展思想及其对当前现实的启示，尤其是南方谈话，“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集中论述了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2]

邓小平的七次南方视察的谈话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速度、台阶式、全面、和谐、以人为先和重民生等六方面的科学发展思想，对解决目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重要的启示。

一、发展要有速度的辩证发展思想

“发展才是硬道理。”^[3]辩证的速度是科学发展的第一要素。快速发展是邓小平一贯的发展思想，科学发展首要任务就是高速发展，停滞不前或缓慢挪行的发展都不是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的首要表现即高速，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落后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来说，更需要一种辩证的高速度。

（一）发展要有速度就必须处理好“快—好”的辩证关系

邓小平辩证速度发展思想中，“快”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定国情决定的，是发展的首要特征。只有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得以真正体现，中国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才能得到解决。第四次南方视察宝钢时邓小平说：“宝钢二期必须上……要争取时间……”^[4]“还可以考虑上得快一些，不要耽误时间。”^[5]“快”是邓小平辩证速度发展思想中的首要观点，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初期10多年的快速发展，国家强大起来、人民温饱问题解决，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影响下，我们都将遇到很大困难。事实证明，正因为有了“快”的发展，人民群众才始终跟着我们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另一方面，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多次重申“好”是“快”的保证，真正的快速发展，发展过程中要兼顾“好”。在首次南方视察时他指出，“质量不好，是最大的浪费。宁可少生产，甚至可以停产整顿。质量不好，产量增长有什么用？”^[6]他于1984年南方视察来到厦门特区时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7]强调发展要“快”和“好”并重。南方谈话时，他更进一步从微观角度明确了质量、效益和速度的辩证关系：“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8]

（二）发展要有速度就必须体现出“闯—‘冒’”的辩证精神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要改革就必须要有敢闯敢“冒”的辩证精神，否则，就只能束缚在现成的框框之中。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经济发展动荡后，认识到过去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被压制，工作创新力被压抑。针对生产关系的这一弊端，他在历次南方视察中大胆鼓励工农干部在发展中要有闯和“冒”的精神和干劲：“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9]没有这两种精神，是无法又快又好地高速稳定发展的，温饱和小康是无法在20世纪基本实现的。

邓小平强调对于闯和“冒”的精神，需要一个辩证的态度。他在南方谈话中充分肯定了改革需要闯的精神，要辩证地看待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否则就是蛮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10]他不仅对姓社姓资的改革问题上强调要敢于试验、敢于闯，在其他发展问题上也强调“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11]他对“冒”的精神更是自始至终强调要有度，早在1983年总结第三次南方视察的谈话中就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12]

这种发展思想对于当前关于发展的速度和安全的国际国内争论有着直接针对性的启示价值。邓小平的辩证速度发展思想对当前经济发展到底是过快还是过于保守的争论，具有现实判断的启示价值，即发展中既要跳好“保八”和通胀的交谊舞；发展中又要唱好促增长“红脸”和保稳定“白脸”的京剧。

二、阶段周期性的台阶式发展思想

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规律表明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一再强调发展一般会出现一个阶段上一个台阶的发展特征，这是真正又快又好发展的结果，快不必然导致直线发展，阶段性的台阶式发展才是真正好的发展。

（一）发展应呈现出赶超发展的阶段周期性

邓小平借鉴当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特点，敏锐地指出：各国和地区，尤其是和我国发展基础和背景类似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周期性。“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个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13]“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14]

（二）发展会呈现出台阶式的特点

邓小平发展思想中阶段周期性的发展要达到预期效果，就要每个阶段周期的发展至少上一个新台阶。他在南方谈话时要求：“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5]实践证明，台阶式发展的特点适合中国国情，也在实际改革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总结了一种新的发展思想。“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16]

这种发展思想对于20年后和平崛起的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有着难能可贵的启示价值。当今国际和国内的各方面现状下，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和正确选择，唯有以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思想为指导，即发展的周期是可控的动态；发展的台阶是可跨的“楼层”。

三、多样化的全面发展思想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普遍联系是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内在体现，但矛盾的普遍性需要具体矛盾表现出来，也有其特殊性。邓小平七次南方视察时的谈话中反复强调各行各地共同发展的方式需要有多样性，但这种差异发展中又必须要有重点，“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

（一）发展的方式需要多样性的共同发展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充分肯定了发展方式的多样性，即多行业多地区的共同发展。他在南方谈话时总结道：“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17]他在之前六次南方视察中，多次特别关注各行各地的具体发展，例如，他在多次南方视察时重视旅游业的发展，先后要求各地重视旅游业的规划和开发，带动其他行业的招商引资等工作，从而促进共同发展。第三次南方视察时也在杭州指出：“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西湖名胜，发展旅游业。”^[18]在第六次南方视察中到上海时他说：“飞机制造业也是国民经济的带头工业，是很有发展前途的。闭关自守不行。”^[19]

（二）发展的方式需要有重点的差异发展

俗话说：“牵牛要牵牛鼻子。”各行各地的各时期发展是差异中有重点。南方谈话时结合当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邓小平把创品牌作为20世纪企业生产的重点：“企业要创名牌，要创出我们中国自己的牌子。”^[20]

矛盾的特殊性原理结合到国情，决定了无法要求各地各行都以一个速度和方式发展。邓小平多次肯定了差异发展前提下的有重点的发展思想，地区发展就必须有差异，南方谈话时他指出：“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21]行业发展也必须有差异，他于第三次南方视察时指出：“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搞规划，就可以解决技术交流。”^[22]总之，正如他南方谈话时的总结：“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通力合作……每一行都要树立明确的战略目标。”^[23]

这种发展思想对现今“一窝蜂”的发展窘境，有着现实的针对性启示。当前，各地区的差异发展、各种方式的特色发展、地区和方式差异中的重点发展，都迫切需要以邓小平的多样化全面发展思想来调整，即规划好发展中经济结构升级中的方向；规划好发展中产业地区转移中的定位。

四、统筹兼顾的和谐发展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论思想是邓小平统筹兼顾的和谐发展思想的哲学底蕴。系统论揭示了系统存在、系统关系及其规律，即事物是各要素互相作用建构的整体，绝不是它们的简单堆加的基本原理。因此，邓小平在历次南方视察中都强调，发展的要求应是环境资源、人口增长的等其他要素与经济生产的统筹兼顾，各要素的发展和谐才能体现出稳定前提下统筹兼顾的和谐发展思想。

（一）发展的要求是环境资源和经济生产的统筹

社会的发展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我国在推动科学发展过程中，把生产力快速发展作为发展的首要目标无可厚非，但应同时尊重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邓小平绝不以牺牲环境资源的代价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他在第三次南方视察到无锡时，特地询问了当时太湖周围工业对太湖的不利影响，并指示：“你们围湖造田，湖面小了，影响了平衡……太湖水要注意保护好，不要弄坏了。”^[24]第五次南方视察在桂林时他又关切地了解：“一九七三年来的时候有个工厂污染漓江，漓江的污染问题解决了没有？”^[25]他充分认识到了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缺少环境资源与经济生产的协调，否则就是畸形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需要的科学发展。

（二）发展的要求是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兼顾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广义的生产包括物质精神财富的创造和人自身的生育再生产。人口问题是邓小平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后才得以重视和科学规划的发展问题。我国的人口问题如到20世纪80年代仍不着手开始解决，就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科学发展和民族复兴。邓小平南方视察谈话历史中对人口问题政策的阐述，反映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如他在首次南方视察时指出：“人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要很好地控制。”^[26]第三次南方视察在浙江时，又指出了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关系的客观规律：“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的地方，生活越好，越会控制生育。”^[27]

这种发展思想对于“环境资源之殇”问题已经完全显现的21世纪的今天，有着重要的启示。邓小平的统筹兼顾的和谐发展思想，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发展道路必须明确为统筹兼顾的和谐发展之路，即不是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短视发展，不是以人均低总量高的畸形发展。

五、重人才和科技的以人为先发展思想

以人为先发展思想是邓小平历次南方视察谈话中谈到科学发展时必然涉及的问题。具体体现为重视人才和科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性作用。他重视人才具体化是人才观念的转变，即人才的保护、评价、选拔和培育；重视科技，首先明确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其次强调了科技创新对发展的关键性意义。要想快速发展，就要重视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人的发展。

（一）发展的前提包括人才和教育观念的转变

人才观念转变的首要任务就是明确人才的地位。南方谈话时邓小平首先肯定了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8]他指出要极大地激发人才的积极性。南方谈话中他多次强调对人才的保护，如对海外人才：“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29]

邓小平又明确了科学发展所需人才的选拔和培养观念的转变。南方谈话时他公开表态：“二十一世纪是年轻人的。干部要年轻化，用人也要解放思想，胆子要大一点。”^[30]他要求在用人问题上要胆子再大些，思想再解放些。而大胆不等于没有原则，原则之一就是用其所才：“要任人唯贤，选真正好的……这是最大的解放思想。”^[31]第四次南方视察时他指出另一原则，即年轻化：“现代化没有年轻人不行，要鼓励年轻人挑起重担，多干工作。”^[32]

他也清楚，科学发展更要能培育出所需人才。在珠海时他提醒众人：“要挖掘人才，要不断造就人才。”^[33]这需要大力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在第五次南方视察中他说：“‘文化大革命’的一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34]“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35]

（二）发展的前提包括科学创新的社会认可

科技是社会发展动力体系中的一种重要动力。科技创新能否得到社会认可，直接关系到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多次斩钉截铁地指出了科技的价值：“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6]

选拔培育出来的人才能否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实现快速发展，关键就在于人才能否创新，而不是一味地学习和模仿。第三次南方视察时邓小平为宝钢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37]这明确了科技创新才是人才的终极性目标。他还指出了科技创新的永恒性：“特别是不要满足现在的状况，要日日新，月月新，年年新。不断创造出新的东西出来，才能有竞争力。”^[38]

这种发展思想对于南方谈话发表20年后的今日仍有着重要启示价值。教育人才体制改革始终是20年来改革的重要环节，在2011年我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后，邓小平的重科技和人才的以人为先的发展思想必然成为唯一的策略选择，即人才教育培养选拔机制的根本性变革，科学创新激励体制的根本性突破。

六、以民共富的重民生发展思想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一般原理，社会公平实现的程度总要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相关联，同时又必然会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邓小平在历次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了发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强国，更是为了富民，这是由我国特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但具体的发展过程不可能平均的、同步的发展，这又是由我国当前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这才是体现社会公平和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科学发展。

（一）发展的目的在于民生改善与国家富强的统一发展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首次南方视察时，邓小平就明确了发展的目的是现代化实现与人民生活提高的统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要搞四个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搞穷过渡、穷社会主义。”^[39]他始终把以工人和农民为主的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和国家强大的统一起来，共同作为改革发展的目的。第三次南方视察时他说：“你们生活好，我就高兴。”^[40]南方谈话时又说：“现在的农民日子并不难过……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41]

（二）发展的目的在于人民共享富裕的平衡发展

人的需要是发展的，并只有具体化为主体的活动目的，才能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要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在历次南方谈话中非常强调人民群众共享富裕的平衡发展思想。共享富裕的过程是“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2]。他并不回避现阶段我国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提出了科学的平衡发展思想：“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43]这表明了平衡发展是人民共享富裕，但不是平均发展和同步发展，平衡发展强调的是目标和最终结果，而不是过程中的具体特定时空。

这种发展思想对于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后显现出的社会新矛盾下的发展问题具有重要启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物价上涨过快等社会公平正义等亟待化解的发展阵痛问题。邓小平的以民共富的重民生思想就更像是一盏“明灯”，时刻启示着党和政府需要转变发展目的的理念，即把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尊严的发展作为中心；把促进彰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正义内蕴的发展作为重心。

七、结　语

邓小平历次南方视察视阈下的历次谈话中所提炼总结出的六个方面的科学发展思想及其启示，是具体历史的统一思想整体，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渊源。

（一）科学发展思想的内蕴

邓小平七次南方视察视阈下的科学发展思想的内蕴有两个方面：第一，其是社会和历史维度下的生产力的发展思想；第二，其是社会和人文维度下的人的自由发展的发展思想。两个方面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对立，从而推动改革事业的向前不断发展；又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从而保持发展的科学性。

（二）科学发展思想的逻辑结构

邓小平历次南方视察视阈下的科学发展思想有纵向的七次时间和横向的六个方面。在逻辑结构的纵向中，按客体分析，七次只针对各自当时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而作出的重大发展思想的判断和转变；按主体分析，七次都深层次地逐步发展完善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价值目标的演进和明确。在逻辑结构的横向中，按社会经济发展的调节分析，六个方面彰显了其始终围绕着国家如何不断发展的诉求，紧紧抓住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这一社会主义本质中的根本任务；按党的实践发展分析，六个方面隐含了其始终围绕着党的如何不断建设的追求，牢牢把握了“发展为民”的这一立党的“血肉关系”。

（三）科学发展思想的历史定位

邓小平在历次南方视察谈话中的科学发展思想的历史定位需要明确。邓小平通过七次南方视察，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现实，逐步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思想，但体现出的是模糊化、零散化和指导化的特点。由此看来，七次南方视察的谈话历史视阈下，其科学发展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共同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一脉相承，而科学发展观更多地体现出具体化、系统化和明确化的特点。

（四）科学发展思想的理论实践价值

邓小平在历次南方视察的谈话中所内蕴的科学发展思想的理论实践价值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其解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和价值取向；第二，其提供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资料和理论源泉；第三，其积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的意识和文化。三方面的理论实践价值本质内在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规律下。

综上，“罗马城不是一夜建成的。”科学发展观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积累的过程，是一个继承、发展、完善的过程，是一个从权威谈话中提炼和渊源中探析的过程，邓小平历次南方视察中就蕴含了科学的发展思想，是邓小平理论所包含的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

从邓小平南方视察视阈的谈话史角度研究邓小平的科学发展思想，是一次将两者有机结合的探析，是一次透过南方视察的谈话史剖析科学发展思想的升华，是一次从历史的维度中启示当前发展中若干问题的探寻，是一次对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的再学习和再贯彻。

（作者单位：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注释】

[1]本文为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2011年度科研资助重点课题的最终成果（KZYZD-2011-5）。

[2]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方谈话对发展问题的探索和回答》，《人民日报》2012年2月13日，第7版。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60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61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58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92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89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5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7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376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89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7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87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3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40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89页。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9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7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55页。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8页。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5页。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3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61页。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8页。

[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37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91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6页。

[4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4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