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结构变动的具体表现

第一节　利益结构变动的具体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利益结构经历了一个由强合到分化、从一元到多元的历史过程，其变动特征是：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使单位与个人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原先的经济利益结构开始分化；20世纪90年代经济利益分化与整合交织在一起，经济利益关系出现比较复杂的状况；2000年以后利益结构开始定型，形成了一种由非均衡性的利益关系构成的利益结构。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差异较大，经济利益关系不够和谐，是经济利益结构非均衡乃至失衡的重要表现，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城乡之间的利益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较大到缩小、再到扩大的变化过程。改革开放以前，国家通过城乡分割和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在较低生产力水平下，靠农业积累来支撑工业化，造成城乡居民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城乡居民平均年收入之比达到2.57∶1。1979—1983年，国家先后调整了工农产品的比价关系，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快速缩小，1984年城乡居民平均年收入之比为1.71∶1。1984年以后，由于中国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单位开始较大幅度提高职工工资水平，城市居民收入增长较快；而农村经济处于结构调整阶段，农民收入增幅较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到1999年，城乡居民平均年收入之比达到2.65∶1，首次超过改革前的差距。到2005年城乡居民平均年收入之比达到3.22∶1，而且还是名义上的差距，如果考虑城乡福利补贴等差异，据估算城乡居民平均实际收入之比达到6∶1^[2]。城乡之间的利益差异不仅反映在城乡居民的货币收入上，而且还反映在城乡分割的体制造成的福利差距上。这方面的利益差异表现为：一是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是由城乡基础教育投入存在较大差别造成的：城市基础教育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基本上是有保障的，而农村基础教育资金事实上主要由农民来承担。与城市现代化的教育设施以及较高的高等教育普及率相比，农村基础教育还较为落后，如中小学危房率较高、农村教师收入低、工资拖欠严重、农村青少年人口接受教育的面和质量远远落后于城市等等。税改前，农村基础教育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部分：县乡财政支出、农村教育附加费和农村教育集资。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农村基础教育的资金来源渠道又减少了，如果县级以上政府不进行较大幅度地提高教育经费投入，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将更为困难。二是城乡医疗卫生发展水平的差距。城镇居民基本上可以享受公费医疗或在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内，而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医疗保险制度还在建立之中，覆盖面较小，保障水平较低。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大多集中在城市，农村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严重不足。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报告，中国公共医疗卫生资源分配公正指数在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188位。三是城乡社会发展的差距。城市居民大多可以享受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而这些制度在农村还基本没有建立。农村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于城市，如国家对农村电网基本没有投资，农村低压电网的建设、运营、维护费用需要分摊到农户，使城乡电价差异较大，农村电价远高于城市等等。

2.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

改革开放前，由于长期实行以均衡为目标的地区发展战略，不太注意利用沿海地区工业基础好的优势，在投资分配方面过分突出内地，导致地区发展总体效益比较差。改革开放以后，要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在地区发展上就必须注重效率，转而实施非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强调效率优先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是通过投资倾斜和政策优惠等手段来实施的：一是改变过去重点建设中西部地区的格局，在投资的地区配置上大幅度向东部地区倾斜；二是让东部地区优先获得政策优惠和改革试点的权利。到1999年中共中央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前，由于长期实行东部优先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已经比较明显：在经济总量上，1998年西部GDP为11552亿元，占全国的14%，仅相当于东部的23.8%；在三次产业结构上，西部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25∶40∶35，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过大，高出东部10个百分点，这一比例大体相当于全国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在城市化发展上，东部的城市化水平达到35%，而西部只有18%，在全国668个县级以上城市中，西部只有121个，占全国的18.1%；在市场化发展上，1997年西部集贸市场成交额和生产资料成交额仅占全国总额的12.4%和9.8%，西部市场发育程度明显比东部落后得多；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上，1993年到1998年，外商投资经济工业总产值中90%左右集中在东部地区。由于东部地区的要素收益率要远远高于西部地区，虽然国家采取了多种促进西部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但市场的作用是强大的，要让一部分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再回流到较落后地区是相当困难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还直接反映到居民的收入分配上：2001年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最高地区为最低地区的2.75倍，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地区为最低地区的4.21倍^[3]。

3.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初期，在收入分配方面仍然实行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即使在农村改革以后，全社会的经济利益分配还是比较均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以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各种要素进入市场，90年代中后期收入差距开始显露出来。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98年中国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456，到2005年上升为0.4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由于中国还处于经济起飞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处于较低水平，社会结构分化主要是由收入的高低、财富的多少而引起的，贫富差别尽管不是社会结构分化的唯一标准，但无疑是最基本也最有说服力的依据。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状况是：①高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主要指以下9类人群：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主、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个体工商大户；企业承包、承租人员和供销人员；建筑工程承包人；企事业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知名演员、模特、运动员、教练员；文艺、体育和经济活动经纪人；独资或合伙执业的律师；高新技术专利拥有者；具有专业特长的自由职业者等等。一般认为，高收入人群的标准是：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有价值20万元以上的私家车和百万元以上的房产，并且家庭金融资产总水平在50万元以上。近年来，由于受股市和楼市波动的影响，这部分人群对股市、楼市的投资意愿有所下降，对子女教育基金、保险和国债等保障型金融产品的认知度和利用度提高较快。②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是指专业人员为主的一部分人群，如公务员、会计师、律师、工程师、高科技研发人员、经理等专业人员。这部分人经济上的特点是收入较高且稳定，并有一定的积蓄。以北京地区为例，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大体应是个人年收入在4万至8万元，家庭储蓄和其他货币性资产应在20万元以上，家庭恩格尔系数降到25%左右。当然，全国的标准要相对低一些。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管理经验、敬业精神、社会责任心等已成为现代社会个人财富增长的重要条件，也是中等收入者的必备素质。中等收入者占据社会的主体，是现代社会稳定的重要结构因素，其原因是：中等收入者处于高收入层与低收入层之间的缓冲层，起着减缓社会冲突的作用；中等收入者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意识形态，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中等收入者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流群体，其生活方式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目前，中国中等收入阶层人口不到5000万，占城市人口的10%左右，占全体人口的4%左右。这一阶层还处于金字塔结构的上端，要成为橄榄形结构的中端部分，可能要到中国的工业化完成以后。③城镇低收入群体。城镇低收入群体主要有三部分人群构成：一部分是社会弱势群体，沦为低收入群体的主要由各种病残及意外灾害和事故导致的个人生存和劳动能力发生障碍，以及过高的赡养负担和经商投资失败等原因所致；另一部分是经济效益不好的国有、集体企业在职职工、退休职工和下岗职工，以及社会失业人员。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减少3159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减少1648万人，两者合计减少4807万人，在城市中形成了以失业下岗人员为主体的城市贫困群体。根据近年来城镇居民最低保障人数的统计，全国城镇贫困人口在3000万左右，贫困面在8%左右，城镇贫困家庭的平均收入只有当地居民平均收入的20%～30%，低于国际公认的一般为社会平均收入50%的贫困线。④农民及农民工群体。就全国范围来说，农民及农民工是最大的低收入群体。2008年3月，中国政府将农村人口贫困线由年人均收入1067元提高到1300元，农村贫困人口由4000万一下子扩大到8000万。如果参照每人每天生活费1美元的国际标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将更多。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也亟须引起社会的关注，据2006年春国务院研究室公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农民工的利益和权益受侵害比较普遍：如76%的农民工在节假日加班未享受过加班工资；农民工工作时间平均每天11个小时，平均每月工作时间超过26天；一些企业往往把最低工资标准当作实际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标准；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问题也比较突出等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是显然的，城镇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也较大，且呈金字塔形状分布，出现了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比重下降、高收入群体收入比重上升的状况。2004年城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相对于1985年分别下降了6.1个百分点、5.4个百分点，而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则提高了11.5个百分点^[4]。

4.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利益矛盾

1979年以来，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积极吸收引进以直接投资为主的外资。外商直接投资从无到有，发展极为迅猛，至2005年底，累计已经超过6000亿美元，成为仅次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大国。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也很快，2005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4221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三位。外商直接投资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而且还给中国带来了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使中国工业的生产规模、技术水平、产品结构和企业管理都有了较大变化。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对外开放为国内经济带来很大益处的同时，也使国内经济的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流失。引进国外经济对国内经济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是：①外资对中国的一些高利行业和龙头企业实行垄断和控制。外资对于一些市场潜力大、利润高的产业，往往采取全行业并购或与行业龙头企业合资等方式。在一些面向大众的如小汽车、手机、化妆品和感光材料等产业，占据了相当大的生产比率和市场份额，基本获得了垄断优势。随着国家控制外方出资比率政策的放宽，外方通过增资的形式控制合资企业的经营权。1990年后，德国西门子公司在中国共建立了47家合资企业，到2001年就已经控制了其中42家企业的经营权。②对外开放初期实施的出口导向战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大。对外开放初期，中国劳动力十分充裕，自然资源也大量得不到开采，鼓励外商投资建厂，实行“三来一补”的出口导向战略，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这一战略长期实施下去，不能做到适时转变，负面效应也就显现出来了。70%以上的外资进入的是工业领域，集中在加工制造业，大都生产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的产品。即使是高科技产品，也属于某一个生产环节，赚取的是微薄的利润，许多产品只有一美元的加工费。这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主要靠廉价取胜，企业要获取一定的利润，只能依赖数量，这又势必导致国际贸易摩擦。用廉价劳力、资源、环境和国际声誉换来的出口收益十分有限，长期如此必然得不偿失。③对国外技术的长期依赖严重削弱了国内企业研发和技术革新能力。中国家用电器和信息产品虽然基本站稳了国内市场并开始进军国际市场，但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很少，关键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仍然受制于人，占有了产品利润的绝大部分。国内企业由于可以比较容易地引进到国外技术，热衷于引进生产线和生产设备，对技术的消化吸收不感兴趣，于是一些国内原来的骨干企业陷入了“引进技术—引进技术过时—再重新引进技术”的恶性循环，导致这些企业丧失了从事研发和技术革新的动力和能力。如中国汽车行业，原来有一汽和上汽，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技术并不落后，并有一批具有较强研发能力的技术人员，后来由于与国外著名企业合资，生产一个牌的车子就引进一条生产线，基本上属于贴牌装配生产。国内科研机构和企业不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和研发，已经使我国的竞争力受到很大的影响。根据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WEF）历年公布的世界竞争力排名年度报告，1998年中国排第28位，2000年下降到41位，2005年再次下降到第49位。再看看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印度在2005年较上年提升了5位，已经名列第50名；韩国较上年提升12位，名列第17位；台湾名列第5位，台湾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成为高科技产品的代名词。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运用了全新竞争力指数，中国排名较上年提升了一位，而印度提升得更快，较上年提升了5位，排名第45位，显示出很强的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