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经济利益结构变动的因素

二、影响经济利益结构变动的因素

改革是对业已形成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它虽然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加社会利益总量，但毕竟是对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社会全体人群不可能随着社会整体利益的增加而同步等量增加，总会有一部分人群获得较多利益，另一部分人群获得较少利益，甚至还有一部分人群的利益暂时受到损失。反映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差异，一般用贫富指标来表示，贫富是居民即期收入和各种财产加总后的考量指标。在目前城乡居民已经普遍拥有一定数量财产的情况下，贫富差距无疑比收入差距更能准确反映利益结构的变化。由于中国经济起飞前利益结构的初始状况、体制机制、历史文化以及改革中的政府作用等方面的特殊性，使中国经济发展与贫富分化之间的关系与拉美国家的情况存在较大区别。目前中国出现的较大贫富差距，并非市场化改革的初衷，而是各种利益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其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但总起来看，影响中国经济利益结构变动及贫富分化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1.发展战略

贫富差距是由收入差距长期积累而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的贫富差距拉大，是与发展战略的转变分不开的。新的发展战略强调通过发展经济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为了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必须实行相应的注重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由于地区、行业和个人所存在的差异性，利益差距的拉大也是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表现出高度的整体性，在国家强有力的调控下，不同的区域、单位和个人之间在利益分配上趋于平均。为了打破这一窒息发展活力的平均主义困局，首先在发展战略上采取物质激励、优先发展等非均衡办法，使经济利益结构从强合走向分化；接着又推行放权让利、“分灶吃饭”等宏观政策，使地方政府获得了相当大的利益自主权，与此同时，各个单位与个人也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激发了整个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各个利益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有竞争就会出现优胜劣汰的结果，从而造成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分化。

2.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起飞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前提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有两方面因素使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一是市场经济机制的导入。市场经济机制遵循自由竞争和价值规律，不顾及个人天赋、家庭背景和文化素质的差异，优胜劣汰导致社会成员贫富分化。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在时序和力度上的差异。改革初期采取“摸着石头过河”比较谨慎的思路，改革力度相对要小一些，社会成员贫富差距不大。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在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成员贫富分化较快。制度设计直接影响到个人收入分配和家庭财产规模，造成除市场因素之外，非市场因素事实上也对贫富分化起着重要作用。住房的商品化将潜在的住房使用差距转化为现有的财产差距。证券市场的出现使居民间在金融资产方面又形成了新的差距。目前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51，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32^[6]。所有制改革以及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使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行业之间职工的收入差距扩大。垄断行业的垄断性收入、国有企业分配机制的缺陷和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等不规范收入和非法收入的膨胀，也拉大了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较难逾越的一个坎，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更加突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缩小了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但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经济效益大大低于二、三产业，而中国现代非农业部门主要集中在城市，这就造成了城乡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历史形成的，在建国前，为数不多的殖民地工业和民族工业大都聚集在东部沿海城市，广大农村基本上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建国初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向大城市注入新的资源，同时又构筑分割城乡关系的壁垒，这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城乡一体化有了实质性进展，但城乡之间的发展鸿沟决非短期内能消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后再次出现扩大趋势，虽然部分原因是城乡体制改革的不平衡，但主要原因是农业基础薄弱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归根到底是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致。

4.劳动力供求

低收入阶层大都为缺乏一技之长的简单劳动者，他们的收入得不到较快提高，主要原因是这部分劳动力供给比较充分。由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至今仍有2亿多人等待转移出去，这客观上对提高他们从事非农产业的薪酬形成了很大压力。而且中国的劳动力从总体上看素质不高，结构也不尽合理，企业严重缺乏技术创新人才和技术实用人才，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员又严重过剩。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收益分配中重资轻劳也较难避免。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由于行业、职业比较单一，劳动者所从事的经济活动通常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劳动差别不大决定了收入差距也较小。进入经济起飞阶段，随着现代非农业部门的迅速扩张，对熟练劳动和复杂劳动的需求量大增，由于这类劳动者的供不应求，使这部分人群的劳动报酬相对较高，而处于过剩状态的简单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则可能低于其劳动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