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社会利益协调的实践与经验

第十章　西方国家社会利益协调的实践与经验

考察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各种社会问题总是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的推进而不断涌现。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起步比较早，这些国家在工业革命以后遇到了诸如“经济危机”、“城市病”等各种社会利益矛盾，进而在政策上、机制上作了较多的调整，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实践，发达国家化解社会利益矛盾、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制度，应该说已经达到比较完善的程度。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社会利益矛盾，既有发达国家曾经碰到过的问题，也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这就要求后发展起来的国家在借鉴发达国家利益协调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制度创新，在这个问题上避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

从社会发展战略和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看，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对社会事务的管理经历了从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到凯恩斯主义，再到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三个阶段。在这不同的阶段中，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社会管理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实现了从“小政府”、“全能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有很大的不同。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大体起自17世纪后期，结束于20世纪30年代，这一阶段的西方国家政府尽量不干预经济社会的运行，在法律上或形式上赋予个人以更多的自由。由于不同的社会成员获取财富的个人能力存在较大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成员之间在财富分配等方面出现了两极分化趋势，而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对其分化所进行的有限调节，是难以有效解决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所出现的问题主要有：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而导致的社会危机；因经济社会危机的深重而引发的精神危机等等。由于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长期积累得不到有效解决，最终导致了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发展战略和管理体制的大调整，进入了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即凯恩斯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做法是：通过建立国有企业、直接投资、财政和税收等途径对经济与社会的运行进行组织协调；由政府出面向社会成员提供多种形式的福利，如救济型福利、保险型福利等；在政府指导监督下建立和谐的社会伙伴关系，如劳资关系等。政府干预式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应该说很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运作机制，缓和了社会内部日趋尖锐的经济社会危机，但是也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弊端，如企业活力下降、财政赤字增多等问题。到20世纪70—80年代，英美国家首先进行了新一轮的政府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义体制方向转变，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税收，国有企业私营化；降低福利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减少对工会组织的支持，鼓励企业灵活使用劳工。在这一阶段，西方发达国家虽然采取了一些旨在提高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措施，但其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主要做法仍然延用，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近现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的同时，贫富差距的拉大、资源环境的约束等问题一直伴随和困扰着人们，如何公平公正地发展经济成为任何一个国家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曾遇到过目前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它们采取了诸如政府加强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建立和完善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福利体制、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建立社会伙伴关系或协商谈判机制等社会管理措施，虽然对经济效率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对缓和经济社会危机、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相当有效，还是值得后发展起来国家借鉴的。政府对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主要是通过加强社会管理来实现的，它指政府力量对独立于经济、政治领域之外的那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其目标是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一个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西方国家的实践看，各国政府社会管理的具体领域各不相同，情况差异较大，但一般都要涉及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农村、医疗保险和劳资关系等方面。其社会管理的体制和运作机制，大致有以下四个特点：①管理分权化。针对在社会管理中出现的多头管理、权责不明等问题，西方国家在社会管理机构的设计中考虑到了组织整合和权责一致的问题，通过法定的或管理实践中约定俗成的规制来划分相关管理部门之间的责权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社会管理模式从中央集权趋向适度分权，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社会管理权限，扩大了地方的社会管理权。用协议的方式明确划分放权后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职责权限，赋予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上更多的自主权，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一大趋势。②管理市场化。西方国家的民营化最先始于自然垄断行业，而后扩展到一般公共服务领域，比如将监狱管理、就业指导、消防服务等职能授权给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来行使。西方国家社会管理的市场化改革，不仅将部分政府社会管理的职权下放给社会，同时也将市场运作的意识引入政府的社会管理中：如里根政府时期就要求所有政府规章必须符合成本——效益分析的标准；英国梅杰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将更多的社会管理推向市场，接受市场的检验。在社会管理领域，在政府与市场之间选择更多的市场、更少的政府，也同样成为西方国家社会管理的一个明显趋势。③管理制度化。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重视社会管理制度建设，在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都建立起健全和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通过合理的社会分层使社会各个阶层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构建和谐的社会结构；建立协商、谈判、对话等机制，各阶层都掌握了利益诉求的渠道，利益关系能够不断得到协调；通过试图建立一个没有身份歧视、社会流动畅通的开放社会，达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经过长期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管理运作机制和体制。④管理自治化。运用社会力量进行自主管理是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第三部门的广泛参与社会管理是其重要原因。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与私人以外的一支社会力量，它们是连接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桥梁。西方国家深厚的公民社会传统为第三部门的发展壮大并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第三部门包括行业自律、社会中介、社区自治等各类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替政府承担着大量的社会管理职能，使西方社会具有很强的社会自治能力，成为名副其实的“大社会”。

西方国家政府社会管理所涉及的领域，正是中国目前社会利益矛盾比较尖锐的、也是国家利益协调需要注重的领域。不仅如此，西方国家社会管理体制和利益协调机制还是我国所欠缺的，他们的许多做法值得中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