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灵魂·精髓

主题·灵魂·精髓

党的十六大是我们党在开始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历史性的会议。江泽民同志代表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解决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的问题，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当代的创造性的发展。本文仅从一个角度，就三个问题谈谈个人的理解。

(一)主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江泽民同志在报告的开头就十分明确地指出:“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³⁸⁾

我以为，十六大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主题，有充分的历史依据。这一事实本身就饱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它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为复兴大业英勇奋斗、特别是八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艰苦探索并取得伟大成就的结果。要深刻理解十六大何以有可能和必要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主题，就必须回顾历史的足迹。

中华民族是有光荣历史的民族，在近代以来又是灾难深重的民族。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我们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就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断地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宰割，面临着瓜分豆剖国破家亡的危机。那时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流血牺牲，前赴后继，为的就是四个大字:救亡图存。1911年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几千年的帝制，建立了民国，这无疑是伟大的业绩。

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救亡图存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只能在黑暗中徘徊，人民的英勇斗争只能是悲歌一曲。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诞生以后，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观察国家民族的命运，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又经过28年的奋斗，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花了109年的时间，牺牲了几千万人，才解决了一个救亡图存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得来的伟大胜利!但是，只解决救亡图存的问题还不行。中国在近代以来已经被资本主义列强远远地抛到了后面，成了经济上文化上贫穷落后的“一穷二白”的国家。用人民的朴素语言来说，就是中国人民虽然站起来了，可是还没有富起来。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中华民族还是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虎视眈眈的敌对势力面前还是不能免除被动挨打的危险，广大人民也还是过不上文明幸福的生活。所以，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领导革命，还要领导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党就全力抓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要做的第二件大事。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临近胜利的时候就告诫全党，夺取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高瞻远瞩的预见。回忆起来，那时我们对这个论断的理解还是很抽象的，实际上并不完全理解为什么在和平环境中的建设比在战争环境中的流血斗争更艰苦。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我们才逐步体会到毛泽东同志这个估计的分量。回头来看，为什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为什么以后的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呢?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里搞社会主义建设，既没有书本可以照抄，又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以照搬，除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自己总结经验，自己探索规律之外，别无选择。事实表明，这条道路确实比推翻“三座大山”还要艰难，其艰难的程度甚至超过毛泽东同志当年的预料。中国革命的规律，我们党花了十几年就掌握了，中国革命花了28年就取得了成功；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我们却花了30年还没有真正摸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这是绝对不能抹煞的，但是我们也犯过大错误，走过大弯路，吃过大苦头。“文化大革命”就是集中的表现。为什么会这样?现在回头来看，关键就在于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认识清楚: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需要多长时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实际上不大清楚，而又并不知道自己不大清楚。一系列的失误都与此有关。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看，这是不可避免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如果说探索自然规律要经过反复的实践、多次的失误才能达到正确的认识，那么探索社会规律何独不然?更何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如此复杂的认识对象，要取得正确的规律性的认识岂能不经过反复的实践、多次的失误就一蹴而就?实践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火候，要对这么复杂的对象达到规律性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毕竟大彻大悟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基本路线代表了我们党对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从那时起，逐渐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认识越来越明确，路子越走越宽广了。

特别重要的是从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到现在，在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成绩是空前未有的。我们回想一下1989年的情况。那时国内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国际上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受到严重挫折，处于低潮。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弹冠相庆，等着我们垮台。中国向何处去?在当时确实是生死攸关的尖锐问题。当时可能走的无非是三条路:一条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一条是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个紧要的历史关头，如果我们党在方向问题上稍有动摇，稍有失误，中国的前途命运就不堪设想。我们党以大无畏的精神和中流砥柱的气概，毫不动摇地坚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稳住了改革开放的大局。在随后的实践中，我们的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垮台，而且岿然屹立，开创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前无古人的事业，使我国在生产力的增长、综合国力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祖国统一大业的推进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些年来国际风云变幻，惊涛骇浪一阵接着一阵，急流险滩一个接着一个，我们党指挥若定，举重若轻，从容应对，化险为夷，胜似闲庭信步，一一平安度过了。全世界到处都在闹危机、叫不景气的时候，我们却“风景这边独好”。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在近两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上是奇迹，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奇迹。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成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丰功伟绩，理所当然地会作为光辉的一页载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江泽民同志报告中总结的十条基本经验，就是我们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就是党和人民在现阶段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长期探索的结晶，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

回顾这段历史，就可以理解我们党是经历了多么艰难曲折的实践，多么可歌可泣的奋斗，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才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达到今天这样的认识。如果没有这一切的综合结果，今天我们就不可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

今天我们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也由于有迫切的需要。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形势逼人，不进则退。21世纪的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必须经过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丧失了这个机遇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紧紧抓住这个机遇就可以大有作为。这篇文章做好了，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后的文章就顺理成章了。十六大的主题就是这样基于历史的可能和需要提出来的。

(二)灵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十六大的最重要的成就不仅在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了宏伟的蓝图，而且在于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新党章。十六大的全部内容都贯串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十六大的灵魂。要全面准确地领会十六大的精神，就必须把握好这个灵魂，充分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

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定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最先进最科学的理论，至今没有过时。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它需要与时俱进。只有这样它才可能符合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永远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科学性。时代变化了，实践发展了，理论不随着变化发展，还固守着原有的具体结论不动，就会脱离实际，不能反映客观规律，丧失先进性和科学性。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了。列宁当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和变化了的情况，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和一系列新的理论，形成了列宁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当时的具体实际提出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和一系列新的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一系列新的理论，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党中央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现在中国的具体实际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外的另一种理论，而是它们的继承和发展，是同它们一脉相承而又别开生面的理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与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什么新情况的基础上提出的呢?

江泽民同志的报告明确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党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3年来的实践，深刻地认识到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以及我们党所处地位的巨大变化。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一个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以夺取政权的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是一个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我们党过去几十年是在外部受到封锁、内部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建设的党，现在是在对外开放、国内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领导建设的党。如果我们对党的历史方位的这种巨大变化没有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的状态，我们党就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任务，继续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甚至有丧失政权的危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新形势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样一个党的问题，也就是怎样使我们党继续成为全国人民名副其实的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的问题。

为什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只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三个代表”中的每一个“代表”讲的确实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理由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但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复述，而是它的创造性的发展，是别开生面的新理论。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新时期党的先进性作了最集中最明晰的概括。

我们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这是我们党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特点和优点。正因为这样，我们党才可能赢得亿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但是，“三个代表”的内容又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是随着时代特点和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发展的，它们的实现方式和手段也是随着时代特点和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发展的。比如，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三座大山”还压在我们头上，那时候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只有领导人民全力进行革命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政权，而不可能去搞社会主义建设。现在建立人民政权的历史任务早已完成，“三个代表”的具体内容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用革命时期的办法就不能实现“三个代表”了。所以，要真正实现“三个代表”，凭主观愿望不行，凭固定观念也不行，只有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的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具体内容，并找到最有效的实现方式。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过去代表好了，不等于今天也一定能代表好；今天代表好了，不等于明天也自然能代表好；在这个问题上代表好了，不等于在另一个问题上也自然能代表好。要始终一贯地代表好，是很不容易的事，是我们党的事业成败攸关的事，是我们党必须经常探索的头等大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没有代表得不那么好的时候呢?有没有事与愿违的情况呢?是有的。比如，“大跃进”的时候，我们主观上是想高速度地发展中国的生产力，甚至提出过用很短的时间“超英赶美”的高指标。可是那时我们并没有弄清楚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实际上是什么内容，用什么方法才能符合这种要求，结果证明不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更大了:想靠“抓革命”来“促生产”，结果却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在文化领域大搞“革命”，反对所谓“封资修”，以为这样就可以发展先进文化，可是结果却摧残了先进文化。想用打倒“走资派”的办法来“反修防修”，不让广大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结果却造成了灾难，反而损害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非常沉痛的历史教训。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把党在一切具体历史条件下有着各种不同具体内容的任务的共同本质高度集中地概括起来了。这一概括向全党昭示:无论具体历史条件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党永远要准确地把握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共产党之所以为共产党的本质。新时期党的先进性也就集中体现在这里。只要深刻地认识了这一点并且自觉地坚持这一点，今后就不会因为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新情况而模糊了党的根本任务，重犯过去的错误。这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它的意义是非常巨大、非常深远的。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辩证关系作了科学的阐明。

“三个代表”是由三个方面有机联系起来的整体，这三个方面是互相促进而又互相制约的，不能孤立地对待。只强调一个方面，必定出错。比如，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条，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目的。所以，坚持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本质，是党的先进性的标志。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必然结论。但是，怎样才能实际上做到执政为民，使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实现?归根到底要靠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这一条，社会财富匮乏，一切都谈不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的必然结论。所以我们做一切工作都必须着眼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不动摇。凡是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事，我们就必须想方设法、专心致志地去做。但是，人民根本利益的满足不能单靠发展生产力，还要有先进文化。没有先进文化作为精神支柱和智力源泉，社会进步就不能实现，人民就不能有高尚合理的生活，人的全面发展就无从实现；而且，发展生产力本身也离不开先进文化，包括教育和科学。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结论。只有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找准这三个方面的最优的互动关系，才可能得到最优的效果。现在把“三个代表”作为整体来表述，就体现了三者的辩证关系，防止了畸轻畸重、顾此失彼的失误。这是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深化和发展，它决不是已有原理的复述，而是新的理论创造。

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就为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过程中始终保持先进性提供了根本保证。这是我们党历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也是十六大的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三)精髓——与时俱进的精神

要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十六大突出地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时代气息，洋溢着与时俱进的精神，本身就是我们党与时俱进的范例。十六大把与时俱进确立为党必须坚持的原则，意义非常重大。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表述为实事求是，这是非常深刻的科学概括。实事求是的原则本身就蕴涵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因为“实事”本身是发展的，我们的认识只有随着“实事”的发展而发展才可能从“实事”中“求”到“是”。但是，把与时俱进作为一种精神突出起来加以强调决不是多余的，因为这更明晰地指出了如何达到实事求是所必须具备的主观条件，而且杜绝了把实事求是误解或曲解为屈从现状、不思进取的错误看法。这一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新表述，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新概括，因而是十六大的精髓。

怎样才能做到与时俱进呢?

第一，要做到与时俱进，首先要对“时”的内容有准确的理解。

与时俱进的“时”，就是指一定历史发展时期的实际情况的总和。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看，人们的一切活动归结起来无非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件大事。从党的工作来说，也就是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了解情况是第一位的。情况了解不准，政策势必错误。而实际情况的内容不仅丰富复杂，而且变动不居，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对一个党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随时掌握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包括时代的特征，世界的格局和走向，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本国在世界总格局中的定位，党本身的历史定位，等等。这是我们党决定战略方针、行动纲领、奋斗目标、具体措施的依据，并且是唯一的依据。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如果对“时”的问题了解不透，把握不准，就无从发现事物的规律，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出既先进又可行的奋斗目标。无论主观愿望多么良好，结果也只能是事与愿违。但是，全面准确地掌握实际情况是非常艰难的事，需要一个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过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对“时”的估计是有过失误的，有些方针政策的失误就是由此而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对“时”的认识越来越清醒、准确、深刻了；发展到十六大，我们的认识就达到了新的高度。江泽民同志的报告中对当今世界全局的基本状况和我国我党自身的基本状况的分析就是准确把握“时”的范例，它保证了我们的一切规划和行动有一个正确的出发点。这是成功的前提。当然，对“时”的把握不可能一劳永逸，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第二，要做到与时俱进，要对“进”的含义作科学的理解。

“进”当然就是改变现状，就是用新的认识和实践代替原有的认识和实践。但是，仅仅这样说还是抽象的，还必须回答向什么目标“进”，用什么方法“进”，分什么步骤“进”的问题。要清醒地估计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做到什么，可能做到什么。弄得不好，就会是现在该做的没有做，现在不该做的又做了。主观上想“进”，客观上反而退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的教训也是深刻的。过去我们长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究竟有多长，社会主义与我们的最终奋斗目标共产主义是什么关系，实际上是不大清楚的。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充分估计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个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在确定目标时超越了历史阶段，在方法上也违背了客观规律。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社会发展阶段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共产主义当然是我们的最高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高度发达，生产力水平比现在高得不可比拟的时候才会实现。我们现在才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比原来我们想象的长得多，而且也必然要分许多阶段。我们现在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生产力水平还很低，还只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也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不可能超越，只能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前进。只有这样的“进”才是真正的前进。这样的认识是我们党和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换来的。

江泽民同志在报告里说得非常精辟:“我们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这就是与时俱进的科学含义。

第三，要做到与时俱进，必须大力发扬创新精神。

准确地了解情况当然是成功地改造世界的前提，但是情况了解之后用什么方法来解决问题，却有多种可能的选择。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这里既有价值取向的区别，也有方案优劣的差异。面对实际情况，可能束手无策，坐失良机；可能办法平平，成效不著；也可能提出最优方案，实现最优结果。从同样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方案的优劣可能有天壤之别。这里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广阔空间。行动的或成或败以及成败的程度，往往决定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情况如何。要与时俱进，从不断变化的情况出发，持续地提出最优方案，就必须有创新精神。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决不可能与时俱进，而只能原地踏步。现在的世界瞬息万变，一日千里，竞争激烈，形势逼人。原地踏步就是倒退，就要落后，就要被时代的大潮冲垮。这是很现实的，也是很残酷的。江泽民同志说得非常深刻:“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创新史。人类发展到今天，无论在社会变革领域，科学技术领域，文学艺术领域，每一个进步都是创新的结果。没有创新，我们今天就将还处在蒙昧时代。我们党80多年来取得的每一个胜利，无不是创新的结果。我们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创新，没有这个创新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更是创新的范例。现在我们要用20年的时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要继续前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不知要遇到多少新情况、新问题、新困难。如果没有创新精神，要与时俱进地完成这样伟大的历史任务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创新，他说:“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这是我们要特别着重把握的。

第四，要做到与时俱进，必须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离不开创新，而创新又离不开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一方面是要解放思想。我们的思想往往容易受到许多东西的束缚，这是因为思想落后于形势的事往往难免。比如，有些(不是所有)传统观念、传统体制、传统做法、传统作风，本来已经成了前进的障碍，不合时宜了，可是我们还习惯于保持原状。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有些(不是所有)具体结论已经不符合今天的实际情况了，我们还习惯于固守不变。结果就是前人没有说过的不敢说，前人没有做过的不敢做，勇气和智慧都受到压抑，这就不可能与时俱进。而且，事物的发展永无止境，思想的解放也就永无止境。不是解放一阵子就够了，而是要一直解放下去。什么时候思想不解放，与时俱进也就终止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解放思想又一定要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而决不能把两者分割开来、对立起来。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看起来似乎是两回事，实际上是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的。解放思想是绝对必需的，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勇气和智慧去探求事物的发展规律，就不可能把握“实事”，更不可能从“实事”中“求”出“是”来，但是，解放思想又必须受实事求是的制约，不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也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而很可能流于不切实际的幻想、空想，甚至胡思乱想。1958年我们也提过解放思想的口号，也有许多“创新”，但由于没有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没有受到实事求是的制约，结果是许多想法和做法违背了客观规律，在实践中事与愿违，吃了大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口头上也讲过不少强调“实事求是”的词句，但他们讲的“实事求是”的实际内容却是迁就“文化大革命”的既成事实，不允许越雷池一步。按照这种思想，我们就永远也不可能去探求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甚至连“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无法纠正，更谈不上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这恰恰从根本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两种倾向都同与时俱进的精神背道而驰。可见离开实事求是的“解放思想”和离开解放思想的“实事求是”都是不可取的。这些经验教训都表明，要做到与时俱进，就一定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且把两者统一起来。

(写于2003年，原载陶德麟:《现实的哲学与哲学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