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靖古城王氏传统铸艺

五、炉火伏脉六百年：永靖古城王氏传统铸艺

在兰州黄河岸边，傲然屹立着一根铁柱，这根高5.8米，直径0.61米的铁柱子，铸造于六个世纪以前的明朝洪武年间。

将军柱

明洪武五年(1372年)，征西将军冯胜为追击盘踞在兰州黄河北岸白塔山附近的元将扩廓铁木尔（王保保）,第一次在兰州城西七里河河面上修造浮桥，名镇远桥，号称“天下第一桥”。据明人徐兰著《浮桥记》描述，镇远浮桥是用各长227丈的两根铁缆将24只木船串联成桥基，南北两岸各竖铁柱两根，作为缆桩，人称将军柱。

清光绪三十四年，黄河铁桥建成，镇远浮桥退出了历史舞台，它的缆桩将军柱也被深埋地下百年之久。如今重见天日的一支将军柱只以文物的身份，被孤零零地立在兰州黄河中山铁桥南头，诉说着它的铸造者王氏兄弟家族铸造工艺的传奇。

据永靖县古城王氏家谱记载，王宣、王训二兄弟，于洪武二年由山西平阳府白土坡以征调行艺铸冶来到兰州，负责将军柱的铸造。洪武九年，将军柱铸造完工。经十余年短暂居留，王氏兄弟双双迁居皋兰县西，即今永靖县太极镇古城村定居下来。他们的定居，大约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据说当时古城的旺族尤家为王氏无偿提供了十八座宅院，使王氏得以安居；二是当时的陕甘总督因王氏铸造有功，恩准王氏垄断甘肃境内铸造业务；三是古城村傍黄河而居，背靠雾宿山，有大量优质的铸造用砂原料；四是毗邻牧区、藏区，靠近黄河水道,铸器需求旺盛,运输便利。由于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共同作用，王氏一族就在古城一带繁衍下来。至上世纪末，古城王氏家族已达1500余人。

王氏家族的生计，以农业为辅，冶铸为主，他们的铸造产品，品类繁多。一类是炊具与生活用具。故老相传，王氏十三代孙王建耀，曾为甘肃拉卜楞寺铸造大铜锅一口，能同时招待上千僧众饮茶，舀水的人必须缘梯而上才能够到这偌大的锅沿。大锅铸成时，活佛特准王建耀与其共坐，信徒们供献的银元装满了半锅。又传说王氏传人中就有一人因过多分享了藏族佛教信徒的叩拜而“折寿”早逝。第二类是农具：包括犁、铧，以及水车、水磨、大车的滚轴等。第三类是法器，包括钟、罄、铁狮、铁牛、香炉、千佛塔、铙钹、宝鼎等。王氏十二代孙王化祥在清朝咸丰年间为本县罗家洞寺铸造铁牛一只；王化谦为兰州辕门铸铁狮子一对。现存的有十四代孙王万祥为陇西家宫殿祖师庙铸的挂钟，榆中兴隆山山顶道观、兰州五泉山源寺、白塔山塔院的挂钟。王氏又在临夏县五山庙铸过高约两丈的狮子旗杆，上有方斗，杆上缠龙，至今石础犹存，并有狮子显圣的传说留存。其它出自王氏祖祖辈辈铸造的千千万万件法器大半毁于“破四旧”与大炼钢铁时代，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第四类是人物造像，包括释道两教的玉皇大帝、关圣帝君，观世音菩萨等，无不宝相庄严，栩栩如生。王氏几百年所铸铜钟、宝鼎，遍布整个西北，现在所存都成为珍贵文物。

永靖王氏的铸造艺业，不仅在本地一枝独秀，声名远扬，还在甘肃临夏、通渭、靖远、会宁、陇西、临洮以及青海多个地区开有分支作坊。王氏子弟在这些地方铸造，共同使用王氏标记。后来陇西、临洮等地农机厂、兰州机械厂多是以王氏铸造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临夏还保留“炉院街”的地名。改革开放以后，散居各地的王氏子弟，大多认祖归宗，迁回老庄永靖古城。这些操着异地口音的王氏子弟的加入，更使古城王氏铸造有了一种不小的集团优势，技术上的整合，也带来了铸造工艺水平的大幅提高。

经过数百年漫长的准备期，王氏家族传承了经验，积聚了技术力量，为迎接他们铸造业的春天做好了准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恢复，宗教政策宽松，王氏家族第十六代孙王正杰，第十七代孙王业信走出作坊，率先办起了铸造工厂。他们先以铸造农具、生活用品开始积累生产资本，熟练技术力量，完善工艺流程，然后转向以古典法器铸造为主的经营方向。一时间，古城村铸造企业规模达七家，从业技术人员近百人。

铸造工艺品

如果说王氏家族铸造的生产、生活用品以设计合理、经久耐用、质优价廉获得了消费者的青睐，那么对古典法器的铸造却使王氏家族声名大噪。据不完全统计，整个王氏铸造的各类品种规格的法器，已行销陕西法门寺、青海同仁圆通寺、宁夏中卫弘法寺、云南昆明飞来寺，以及本省天水伏羲庙等数千座寺院庙观，销售网络遍及全国。近几年，王氏法器更行销到台湾、新加坡、美国。王氏传人对笔者笑言,他们的法器还是陇上名神灵感带雨菩萨金花仙姑的“指定”用品。

王氏家族铸造的法器，设计巧妙，古朴庄严而又不失灵动之美。王氏法器的设计者，对于造型美的追求，可以说几近痴迷。传说老一辈的技师为了描画佛像，总要在祖师爷火神太上老君像前焚香静坐，直至佛像已由心生，宛在目前，才敢落笔起稿；为了画出牛的力量之美，就牵来耕牛，使它几天几夜不得食水，然后端来水盆放在离饥渴的耕牛近在咫尺的地方，观看耕牛为吃不到水而发怒挣扎的样子，把它描绘下来。这种来自民间的方式，源于对生活的仔细观察，讲究造型的朴拙与夸张变形，然而又绝没有经院美术的呆板气息。

供奉在甘肃白银平川区开花观里的玉皇大帝铜像，规格1.2×2.9米，重达1.2吨。全身金碧辉煌的玉皇大帝安坐在一方太师椅中，身着双龙纹袍，头顶九莲冠冕，左手持宝，右手捏诀，脚穿云履，下踩莲花，三绺长须与垂肩的大耳映衬出威中带和的面容，俨然是世间长者。整座塑像比例和谐，线条流畅，就连他身坐的龙椅，也被细心地安排了虎爪、如意头扶手、龙头背靠，民俗与宗教气息浓郁。

浇铸

放置于青海省西宁市近郊扎麻隆凤凰山上的六角九层宝鼎，规格2.7×1.5米，重约4吨。宝鼎的总体造型，由下部的鼎和上部的塔相接而成，沉稳而不失活泼。让我们看看它的细部：自下而上，虎爪型的鼎足，每爪上有狮头造型，渐上的鼎身上顺序为古连钱海水江芽及富贵卍字纹、披肩如意纹装饰，并300来字铭文，皆清晰可数。纱帽翅卍字纹鼎耳，其上，围绕着花瓶栏杆，鼎口立六柱的第一层塔身，塔身六角飞檐，檐头有龙，龙脚上有铃，铃可叮当作响；支撑飞檐的六根柱子，其中四根柱上缠龙，柱头如意装饰；塔门两侧有对联，字历历可数，门额上方有匾。以后每层样式依第一层按比例收缩，直至顶层，以莲花托宝造型收束。整个宝鼎，历经上千道工序，堪为王氏工艺的代表作品。是全国第一大鼎。

王氏家族铸造的艺术品，有些是仿古制作。陈列在临夏王尚书墓园的报国方鼎与兽面纹方座簋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显示了王氏对艺术造型的纵深探索。也有一些鼎器，充满了神秘的古文化气息。现陈列于甘肃榆中县金牛生态园的方鼎，规格1.8×1.25米，总体长方形，四足，在每个足上铸有后天八卦符号，代表四面八方；在鼎的正侧面，以不同数目的泡钉，再现了比易还老的“河图洛书”形象，而在鼎的短侧面，则铸有左青龙，右白虎。宝鼎的四个侧面，连同鼎棱角的牛角变形装饰，鼎耳的龙凤纹装饰，鼎内的56字篆体铭文一起，构成了传统文化集于一身又很适宜安放地人文环境的奇美造型。

至于道教法器与佛教法器不同，甚至佛教青衣黄衣、密宗显宗的细微区别，这里就不多说了。

王氏法器的铸造，完全采用传统翻砂工艺流程，除了最后一、二道工序，绝不使用现代的仪器和工具。在选料阶段，做模的砂料，挑选硬度、纯净度合适，透气性好，颗粒均匀的砂料，凭手感判断合适与否。内模多挑选得天独厚的当地黄河砂，外模则选用砂井驿的粗砂，经筛、选、和、晾、晒等多道工序备好。冶炼铁水的材料，也经过仔细挑选，他们把收来的废旧铁料敲出断口，凭经验判断料铁的成份，大致以灰口、白口区分。正式熔化浇铸时，根据不同法器的铸造要求，添加辅料，按秘方有响铜、金、银、铅、锡、铝等不同比例的添加。为保证熔液的足够温度，他们选用产自内蒙的焦炭、三节炉和经过特殊耐火材料处理的盛液锅。铁水熔好后，铸造者凭眼功判断铁水的温度，选择合适的浇铸时机。熔液温度控制在1300~1000℃以内，铁液颜色大致呈现白黄、黄、红、深红几个层次阶段。

制模

王氏法器铸造采用一模一铸，每件法器具有独一无二性。在此情形下，模具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成品的优劣。王氏铸造者在堆芯阶段采用横五竖八打线的方法，方便了外模分块堆砌。在衬砂层外面上起稿，稿样的底图，写在宣纸上，用专用工具反刻在衬砂层上，没有熟练美术功底是不行的。起稿后，他们还要在稿样上刷水铅粉5-6次，在上面上一次干磷铅粉，再在内模面上先刷上一次豌豆面水，又刷二、三次水铅粉，上一次干磷片。这样做避免了砂粒粘连，保证了铸件表面的光滑与花纹的清晰。

为了方便铸造大件，王氏工匠还采用了分段铸造，焊接总成的方法。一些小的挂件如铃铛则采用湿模铸造，成型后佩挂。对钟的钮部，采用另模铸好后在钟身内模顶部中心位置安放的方法。再如在钟耳的下边和音孔位置安放加强筋，也是一个巧妙安排，既可使铸件牢固，又起到了调音的作用，可谓一举两得。现今王氏铸造的大钟，每个钟耳敲击时发出的音质音高不同，是外地人做不出的八音钟。新近铸就的一口八音钟，悬挂于永靖县黄河三峡风景区内的黄河楼上。

彩绘

就这样，一件铸品经备料、做模、浇铸后再加打磨、抛光、上漆、彩画、挂件之后就完成了。

永靖古城王氏，铸造技艺六百余年长传不衰，代表了西北传统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平。然而，时至今日，纯传统工艺生存和传承正在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外地工厂的精密铸造新工艺和机械的使用，因法器的耐用性而带来的市场日趋饱和，缺少投资和利润的微薄，都在造成和加剧永靖古城王氏铸造业的窘境，他们亟待有更多层面的关注、扶持与保护，使得艺术不灭，工艺永传，为建设和谐社会增添异彩。

2007年，永靖古城王氏铸造技艺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注释】

[1]民国刘文海《西行见闻记》：“新疆缠民妇女，确实娇艳妩媚，遇者魂销。……有某好事者，曾作央哥词。央哥，即缠民妇女之谓。”又记新疆民谣：“吐鲁番葡萄哈密瓜，库车央哥子（缠回称妇女之谓）一枝花。”清祁韵士辑《西陲要略》卷四记新疆方言：“呼妇人为鸯哥。”所以，秧歌的本义是“少女之歌”。谢晓钟《新疆游记》记“群召姎哥偎郎”，既有少男少女以歌舞调情，又有简单情节的戏剧表演，与汉族的秧歌极相似。其主要“角色”，均由姎哥（少女）扮演。民国李骏亚《湟中元宵社火》，记录秧歌领队为“扬高”（羊哥），当即库车的“羊高”、“姎哥”，亦即汉族的“秧歌脚”或“秧歌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