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态安全的概念界定
一、生态安全的内涵规定
生态安全是指生态系统保持过程连续、结构稳定和功能完整的一种超稳定状态。实现生态安全,就是要使生态环境能够有利于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有利于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提高,避免因自然资源衰竭、资源生产率下降、环境污染和退化给社会生活和生产造成短期灾害和长期不利影响,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衡量国家生态是否安全,一般有三个标准:一是看生态系统是否健康。生态系统健康是指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处于正常状态,系统对于外界干扰具有抵抗力和恢复力,系统具有维护自身正常运转和组织结构长期稳定的能力。生态系统健康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以及人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从而构成国家生态安全的基础。二是看生态系统是否遭受不可逆转的破坏。生态系统对外界的污染破坏有承载能力,承载能力的大小可用自净力衡量。溢出生态系统自净力,即超出承载能力,则可能导致生态系统遭受不可逆转的破坏。防止生态系统遭受不可逆转的破坏,是国家生态安全中最低安全标准。三是看生物圈与食物链是否缺失(断圈、断链)。在无外力破坏的情况下,生物圈与食物链的常态是环环紧扣、前后连接的。一旦生物圈与食物链上出现节点断裂,就会犹如多米诺骨牌效应,对生态安全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生态安全本质是:(1)生态安全是一种生存安全。大量事实表明,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将使人类丧失生存空间,并由此产生大量生态难民(环境难民),从而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偏离正确的轨道。(2)生态安全关键在于确保生态系统的功能完整和过程的稳定,特别是维护生态平衡功能、生态系统的生产功能和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得以正常发挥。(3)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安全比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更为重要。生态是否安全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生活,人类如果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安全的生态环境,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就成为失去基础的空中楼阁。
二、生态安全的评价因素
生态安全的评价因素包括:
1.国土安全
国土安全是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乃至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人民的生存安全。所谓国土安全是指国土资源的数量、质量和结构始终处于一种有效供给状态,即在动态上满足当代人和未来世代人发展的需要。
国土资源的多少和优劣是决定一个国家安全程度的重要因素。但现在土地生态系统退化现象非常严重,水土流失每年达250亿吨,荒漠化威胁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特别是耕地减少、耕地后备资源枯竭、土质恶化和盐碱化、占用耕地的现象远没有得到控制,已出现威胁粮食安全的形势。1995年,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所著《饥饿的世界》一书认为对未来世界的威胁将不是战争,而是比战争更可怕的世界性饥荒和对人类生态环境的破坏。
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08%。20世纪50年代以来,每年因水土流失而丧失耕地267万公顷,平均每年“流失”耕地6.7万公顷。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达262万平方公里,是全国耕地面积的2倍多,并且还在以每年24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相当于每年沙化一个中等县。我国是森林人均占有量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据测算,按目前的砍伐速度,我国的可采林在短短的7年内将被砍完。全国草地面积正在逐年减少,质量也在下降,其中中度以上退化的草地已达1.3亿公顷,并且还在以每年2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我国湿地资源占世界湿地面积的10%,但已有近40%的湿地受到中度和严重威胁。其他生态系统也退化严重,造成生态功能下降、生态平衡失调,已对国土安全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
2.水资源安全
所谓水资源安全,简单讲就是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或者说是水资源的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而实际情况正如太平洋开发、环境与安全研究所所长彼得·戈莱克先生所说:“在全球范围内,淡水资源稀缺的威胁是空前的。人口增加、污染加重和气候变化等都指向一场即将来临的危机。”[1]
我国水资源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8%,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却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因此我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家之一。我国可利用的水资源为8000~9000亿立方米,现在一年的用水总量已达到5600亿立方米,预计到2030年全国用水总量将达到8000亿立方米,接近我国可用水资源的极限。我国现有668个城市,其中有400多个缺水,有110多个经常闹水荒,全国城市日缺水量达1600万立方米,影响4000万居民的正常生活。现有水资源浪费、污染严重,河流污染由局部发展到整体,由城市发展到乡村,由地表发展到地下。我国主要河流普遍污染,七大水系中有1/3以上河段水质达不到饮用水标准。海洋污染也相当严重,据1999年统计,我国近海海域四类和劣四类海水已达46%以上,其中东海劣四类海水比例高达53%以上。黄河断流,长江变黄,水资源已经对我们敲响了警钟。
3.环境安全
不是任何环境条件下都可以孕育生命的。人类的生命是适宜环境的产物,当环境质量发生不良变化时,人类的健康也就相应受到影响,甚至难以生存,历史上一些古老文明的衰亡就与环境的退化有密切关系。
我国目前向环境排放的各种废物数量很大,远远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如2000年,我国的工业废水排放量为227亿吨,城市污水排放量为220.9亿吨,而废水处理率却很低,工业废水处理率一直小于70%,城市污水处理率一直在15%以下,许多废水未经任何处理便排入江河湖海。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量分别为1995.1万吨和1165.4万吨,被许多境外媒体称为“空气污染源”。我国平均每天产生城市垃圾1.5万吨,每年要占用25万平方米的土地资源来贮存这些垃圾。还有一些难以降解、有毒有害的化学品污染将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引发环境危害。
4.生物多样性安全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地球生命系统的基础,其价值正在逐渐被人们认识和了解。一方面,为人类提供食物、药品、工业原料等具体的产品而体现其直接的价值;另一方面,通过能量固定、调节气候、稳定水文、保护土壤、贮存和促进元素循环、维持进化过程、吸收和分解污染物质等生态服务而体现其间接价值。此外还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科学研究、美学价值等),保证生物多样性安全就是保证地球生命系统基础的安全和人类生存的安全。今天我们或许对某些物种的潜在价值还认识不到,但它可能蕴含着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变化或消除危机的重要因素。从生态安全的角度讲,生物群落是重要的“基因库”,是构成生态安全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生物物种的丧失对生态安全的破坏将是致命的、无法挽回的。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现在已经有4000~5000种高等植物处于濒危或接近濒危状态,占我国高等植物总数的5%~20%。经过确认的我国珍稀濒危重点保护动植物分别达258种和354种。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和国际贸易公约》所列的640个物种中,我国占156个。同时,外来物种不断侵入我国,威胁到我国生物物种的安全。如20世纪80年代初随木材贸易从美国侵入我国的红脂大小蠹,1999年在山西省大面积爆发,使大片油松林在数月间毁灭,严重危及其他野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而且由于这种外来物种适合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目前已经蔓延到河北、河南两省。此外,还有大米草、腐鼠、豚草、紫茎泽兰、空心莲子草、美国白蛾等外来物种,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许多地区,构成对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巨大威胁,并已到了难以控制的局面。
5.森林安全
森林是地球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之一,森林被大量破坏是环境问题的核心所在,森林安全就是要维护森林提供生态服务的功能完整性和生产过程的连续性。
现在森林面积减少到只占陆地面积的30%,但它仍占陆地生物净生产量的64%。在陆地三大生命系统中——森林、草原和农田,其固定太阳能总量按每年每平方米计算,分别为18.45千卡、5.4千卡、2.925千卡。按固定太阳能总量来计算,森林是草原的35倍,是农田的63倍;按平均生物量来计算,森林是草原的17.3倍,是农田的95倍;按总生物量来计算,森林是草原的227倍,是农田的1200倍。森林是把太阳能转变为地球有效能量的枢纽,又是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庇护所,它对生态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对人类生存而言,森林每年提供原木30亿立方米,以及大量薪柴、纤维、烤胶、树脂,药材、果晶、木本油料和动物产品,以及旅游等种种服务,支持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但是,人类滥伐森林,把林地辟为农田或牧场,森林面积平均每年减少1700万~2000万公顷,现在世界森林面积仅存28亿公顷,人均森林面积只有工业革命开始时的1/80。
6.大气安全
大气安全是指大气质量维持在受纳体可接受的水平或不对受纳体造成威胁和伤害的水平。大气圈是地球的重要圈层,它的良好状态与人和其他生命的生存有密切的关系。现代大气以氧、氮为主,总质量的99.92%集中在高度50公里以下的对流层和平流层,在这里形成光能、热能、气体、降水、风能等气候资源,广泛应用于农业、医疗、军事、通信和交通等各个领域;高空磁层提供无线电通信的便利;臭氧层吸收过量的紫外线,保护地球上人和其他生命的安全。
人类活动对大气的影响,像汽车尾气、工厂烟囱、垃圾焚化炉、航空运输等,向大气排放大量污染物,如烟雾、粉尘、有毒金属微粒等,改变了大气的成分和结构,损害了大气质量;排放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导致大气酸化形成酸雨;排放温室气体导致地球增温,形成灾害性气候;排放氯氟烃化合物造成臭氧层破坏,对地球生命形成非常严重的威胁。此外,人类活动的增加减少了地表植被,改变了地表结构,改变了水系分布等,这也对气候产生影响。它的后果是改变大气成分和结构,改变大气水平衡、热平衡、酸碱平衡、氧平衡等大气过程。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导致地球增温,被国际科学理事会认为是世界第一号生态安全问题。
7.海洋安全
海洋生态系统相对复杂,与陆地生态系统相比具有明显的全局性、复杂性和特殊性。海洋占地球表面的71%,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它不仅养育着大量生物,而且创造适宜人类和其他生命生存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例如,海洋吸收50%以上到达地球的太阳辐射热,成为气候系统的动力,调节全球气候;为人类提供食物,海洋生物总量5.6万亿吨,是陆地农产品总量的1000倍以上。海洋还提供动力资源,石油可采储量1350亿吨,占全部储量的45%;天然气140亿立方米,占50%~55%;除海洋波涛发电和温差发电外,科学家认为海水中有大量氢的同位素氘(D)和氚(T),在受控核聚变取得突破后,可提供取之不尽的能源(1千克海水中可提取34毫克氘,1升海水等于300升汽油)。海洋矿产资源丰富,海水中含有人类利用的主要矿物,特别是总量3万亿吨锰结核中有丰富的铁、锰、铜、钴、镍等矿产。海洋是连接世界各地的重要通道,海运船队的总载重已达7.6亿吨,承担世界货运量的80%。
现在,海洋生态系统已呈现明显的退化趋势,以赤潮、原油泄漏等为代表的海洋灾害频频发生,使海洋污染日趋严重,海洋生态系统功能遭到严重破坏。所有这些都可以认为是海洋安全受到威胁的前兆。
三、生态安全的特点分析
1.整体性
生态安全的整体性在于,一方面,世界是“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这一系统是一种有机整体,人和其他生命共同享用同一个地球,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同所有的人和人以外的所有生命都息息相关,表现了生态安全的共同性。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已经处于全球化时代,生态问题是跨越国界的。一国的生态灾难可能危及邻国的生态安全,如国际性河流中,上游国家的污染物排放或渗漏,就有可能危及下游国家的用水安全。实际上,目前世界各国已经面临各种全球性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迅速减少、土地沙化、水源和海洋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危害等。在生态安全问题上,各国有着相当广泛的共同利益,因而也最有可能开展国际合作。
生态安全问题的影响的全球性,在文化的层次上,它是超越国家、民族、阶级、集团、文化和宗教等的区别,具有全人类的性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富人和穷人都一视同仁,它是人类集体的安全、共同的安全。例如,地球增温、臭氧层破坏、酸雨等,它的影响、危害不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特定的社区或特定的群体,而是针对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全人类所有种族、民族、社群和所有个人,是全球性的。
在生物学的层次,它不仅是人类集体的安全,而且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物种的安全。人类活动引起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仅损害人类利益,而且损害人以外的其他生物的利益。在这里,生态安全与人类安全、生物安全具有一致性,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统一过程。生态安全的整体性是人与自然的整体性。
2.社会性
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和生物污染,沙漠化、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海洋、森林、草原和农田生态系统破坏等,对生态安全的损害的确表现为自然现象;干旱、洪涝、台风、海潮、地震、火山和泥石流等都是自然物质结构运动或过程的变化,也的确是自然灾害。
但在其背后,主要是由于人类的活动引起,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度、无休止的索取,而严重忽视了地球上可供人类生存的非再生资源的有限性,地球上可再生资源的再生速度的有限性,自然环境对人类给它造成的污染的承受能力的有限性所致。在诸多的人类行为中,战争尤其是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的战争给人类环境带来的破坏力是最强的、最无法弥补的,武器性能越好,越是人类环境的悲剧。既然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类行为引起的,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人类的活动,因而表现出社会性。
3.滞后性
生态环境被污染和破坏的后果有时间上的滞后性。污染和破坏之初或短时期内,这种后果的危害不会马上显现或全部表现出来,需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体现。大气和水源受到污染,土地受到侵蚀,沙漠化、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是慢慢地出现的,森林在慢慢地消失,生态环境危害从开始到“崩溃点”的出现有一个过程,其严重性一时难以发现。例如,马斯河谷事件、骨痛病事件等是水污染、大气污染和生物污染经过很长时间的逐渐积累,当造成许多人死亡和无尽的痛苦时,才为人们所发现。这是问题的滞后性导致了人们认识的滞后性,使人类面临的问题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4.长期性
许多生态环境问题一旦形成,若想解决就要在时间和经济上付出很高代价。比如改变沙化土地,使之恢复原来的面貌,往往要数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经济代价也很高。
例如,英国工业化污染了泰晤士河,从1850年起,这一“皇家之河”由于生物绝迹变成了死河。后来经过100多年的治理,耗资数十亿美元,才逐渐恢复它的生机。我国沙漠化和荒漠化的蔓延是非常严重的,要使部分沙漠化土地得到恢复,恐怕要付出数千亿乃至上万亿元的投入才有可能,有的则是无论花上多少时间、多少投入都不可能恢复了。
又如我国云南滇池污染的治理,历时10年,投入40多亿元人民币,效果不大。实际上这正是环境问题的特性所决定的。日本的霞浦湖与滇地面积相仿,日本的污染治理历时27年,投入相当于1300亿元人民币,水体恢复到相当于中国的四类水质。以此看来,滇池的污染治理达到三类水质的要求,还需付出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经济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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