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经济结构在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冲击下的解体

一、旧经济结构在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冲击下的解体

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其特点是自给自足，生产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交换。其具体表现则是以农业为主，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农民“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¹⁾毛泽东也说过：“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那里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作用。”⁽²⁾在这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社会生产形式的自然经济下，生产关系极其简单，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生产规模狭小，各生产单位——家庭彼此处于分散、孤立状态，“技术则极端低劣和停滞。”⁽³⁾社会生产呈现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而“农民则陷入永远的穷苦。”⁽⁴⁾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并不断加强，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一直未得到改变，相反，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致力于维持和加强这种耕织结合的小生产方式，这是他们进行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的基础。尽管明末清初一度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但在封建专制主义势力下，又被阻止和扼杀。因此，这种自然经济直到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50年代代依然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主体。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引述英国驻广州官员米契尔1852年的一份报告书的材料说，在中国：

当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即粗重而结实、可以经得起两三年粗穿的布料，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城镇的小店老板就把这种土布买来供给城镇居民及河上居民的需要，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是庄稼汉又兼工业生产者。⁽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中国的经济情况时，也说：在中国“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⁶⁾近代初始的中国主要经济结构仍是这种落后的、简单化的、封闭式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这显然不适应中国近代化的发生和发展。它在更进步的、开放的、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冲击下逐渐分解，成为近代科技影响的又一结果。

资本主义机器工业通过两条途径促使中国自然经济结构分解。

第一，通过工业品的输入并自由掠夺中国的原材料。

在一次次侵略战争和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签订后，外国资本主义对华殖民贸易不断加强。各种棉纺织品、煤油、火柴、洋糖、洋伞、洋绸、洋缎、洋药、洋烟、洋酒，“更有电气灯、自来水、照相玻璃、大小镜片……洋木器、洋钟表、圆规、寒暑表”⁽⁷⁾等等机器制品涌入，中国已逐渐成为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又从中国换取原材料，又使“中国成为自然原料的出口者。”⁽⁸⁾

第二，通过直接在华投资兴办各种工业企业。

最早开始于船舶修造业。五口通商后，外商轮船日益增多，欧美各国在中国设立了很多“轮船航运公司”。外商船舶修造业应运而生。最著名的有上海祥生船厂（成立于1862年）、香港黄埔船坞公司（1863年）及上海耶松船厂（1864年）。这三大厂长期成为在中国垄断航运业、输出廉价工业品和掠夺原料的重要工具。此外，还投资设立了各种加工业和轻工业。加工工业中，如砖茶厂，俄商于1863—1878年在汉口就建立了6个，1872—1876年又在福州设立了7个，大多采用蒸汽机制造。又如缫丝厂，19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建立，其中主要的有上海旗昌丝厂（1878，美商）、上海公平丝厂、怡和丝厂（1882，英商）、上海信昌丝厂（1893，法商）、上海瑞纶丝厂（1894，德商）等。制糖业最大的如1875年和1883年先后在香港建立的中华火车糖局和太古糖房等。各种轻工业投资就更多了，如制造面包业、糖果业、汽水饮料业、酿酒业、制药业、造纸业、印刷业、火柴业、卷烟业、玻璃业、机器制冰业、铁锅制造业、肥皂制造业、机器洗衣局、洋灰公司等工厂都不断建立。到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先后在中国设立工业企业达191个。

西方资本主义机器工业通过以上两种途径，在客观上促使了中国旧经济结构出现两种重要的变动。

第一，在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及其制品的冲击下，农产品向商品化方向发展。

由于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冲击以及资本主义的掠夺，各种作为商品出口的农产品大量增长。蚕桑、茶叶、棉花、烟叶、罂粟以致花生、芝麻等都大量出口。很多农民都走向商品化生产。如无锡农民过去“饲蚕之家不多”，“自经兵燹以来，该处荒亩隙地，尽栽蚕树，由是饲蚕者日多一日，而生丝者亦年甚一年。”⁽⁹⁾江苏高邮也一样，原来“民素不饲蚕。……近年湖东西以农兼桑者不可胜计，至丝成时，江南贩丝者无岁不至。”⁽¹⁰⁾这种状况以致在北方的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地也如此。华北和东北的农民还用栎树叶来养蚕，蚕的丝织成柞绸。茶叶出口量很大，据统计，在1871年就在总出口值的比率中占54%，一直到80年代“自印度锡兰讲求艺茶之法，而中国茶叶才日形衰败。”⁽¹¹⁾棉花出口量也在不断增加，植棉成为中国农民有利可图的事业。因而，江苏的上海、南汇两县在1876年时已“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二。”⁽¹²⁾如皋、通州、海门三县，到1890年时，“一望皆种棉花，并无杂树。”⁽¹³⁾1880年的记载称：“近闻江西、浙江、湖北等处，向只专事蚕桑者，今皆兼植棉花。”⁽¹⁴⁾

第二，中国手工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冲击下，也出现新变动。

手工业的变动情况较为复杂，东西方学者观点不一。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在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冲击下，从19世纪中期起，中国手工业就开始节节败退，以致陷于破产。而西方学者如美国的费维恺则说：“任何人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湖南或四川农民穿的是日本的内外棉公司的棉布，抽的是BAT牌香烟，吃的是明治牌白糖，那么他就有一个手工业是否受到摧残和剥削的大问题需待证实。”而且指出：“在1933年，手工业估计达到工业总产值的68%。1870或1911年的手工业比重当然比20世纪30年代更大。因为1870年是在19世纪90年代小型近代工业部门开始发展之前，1911年是在其早期阶段。”⁽¹⁵⁾作者以此来否定前一种观点。实际上，我认为以上两种观点并非绝对对立，前者是从内容和实质上讲的，认为旧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男耕女织”状态下的家庭手工业的破产，而后者是从手工业发展的现象上讲的。后来的手工业发展实质上是在新的形势新的要求上的发展，其实质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手工业了。这表现了先进的机器工业对落后的手工制作的征服。

我们知道，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在不断提高，不仅改进了生产设备，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改进了造船航运技术，从而促进了生产成本的降低，价格的便宜，又便利了运输。马克思曾说：“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¹⁶⁾在先进技术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手工业，无论是老牌的手工棉纺织业，还是历史悠久的冶铁炼钢业、蜡烛业、制针业、采火石业、制糖业等，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比如棉纺织业在1858—1860年条约增辟了包括长江三个埠的通商口岸后，洋纱、洋布的进口量就大量增加，到1871年已占中国进口值的1/3。此后更是大幅度增长。棉纱的平均年进口量从1871—1880年的97，451担，增加到1901—1910年的2，203，000担，整整增加了24倍。棉布也从11，463，010匹增至21，442，000匹，翻了一番。⁽¹⁷⁾其后果是“自洋布洋纱入口，土布销场遂滞，纺绩稀少，机轴之声几欲断矣。“近自通商以来，洋布充斥，而女红之利减矣。”⁽¹⁸⁾郑观应曾描述19世纪后半期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说：“如棉花，一项产自沿海地区，用以织布、纺纱供应本地服用外，运往西北各地络绎不绝，自洋纱洋布进口，华人贪其价廉质美，相率购用，而南省纺布之利半为所夺。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¹⁹⁾又如洋铁，时人认为它“较易加工，品质又纯”，⁽²⁰⁾质优价廉，“所以人们弃土铁而用洋铁”“不论做钉或做农具，人们都愿用洋铁，“宁波已全部为洋铁所代替了。”⁽²¹⁾而“煤油不但给予更好的光亮，而且比过去常用的豆油及茶油也实际上远为低廉。”⁽²²⁾*这使中国的蜡烛业、榨油业受到打击。火柴的进口，又“在大部分城市已经侵夺了火石和铁片的地位。”瑡⁽²³⁾在大机器工业冲击下，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大多衰落，有的被迫歇业，有的也奄奄一息。

受破坏最严重的是手工棉纺织业、冶铁炼钢等，只有如陶瓷业、爆竹业、制扇业、锡箔业、竹木器家具制造业、中药材加工业及农具制造业等传统民族工艺业才得以保存；而一些能适应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手工业通过转换机制及运用新的技术，走出了家庭手工业的小范围，以新型状态得以发展。如棉纺织业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家庭手工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破了产后，一部分及时清醒过来的商人采用了新的战略，利用了较便宜的机制纱的供应，采用了能提高织布者日产量的改进的木质织布机，又从日本引进铁齿轮织布机，终于在1899—1913年间共创办了142家手工纺织工场，其中69家在江苏，另外山东15家，直隶（河北）14家，四川9家，山西、福建和广东各7家，湖北6家，东北4家，浙江3家，贵州1家。⁽²⁴⁾据资料统计，有资料的37家工场中有织机3，307台，平均每家89台，最大的一家有360台，最小的也有12台。⁽²⁵⁾正是在这种艰苦创业中，棉纺织业才从毁灭性打击中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但这已完全不是原有的家庭手工业形态了。

总之，在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冲击下，中国经济状况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家庭手工业屈服于大机器工业，新型的采用机器制作的手工业开始出现，农业走向商品化，绵延了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终于开始解体。这种大机器工业对落后的手工业和传统农业的冲击，实际上是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冲击并引起重大变革在经济领域的反映。它是科技文化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方面。从历史角度而言，这种新生力量的渗入和旧传统的解体，无疑都是进步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变革、工业的发展都将由此获得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进而使中国经济发展纳入了科技进步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