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行政决策
文化行政决策是文化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经常性的活动,如何提高决策的质量和决策效率,保证良好的政策效果和执行效果,是文化行政组织和文化行政决策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因此,如何从实际出发,综合运用现代科学的优秀成果和技术手段,在科学预测的前提下,切实把握决策对象的本质、规律和条件,为实现确定的目标,从各种方案中作出最佳选择,以获得最佳的或者满意的效果,是文化行政决策优化的先决条件。
(一)概述
1.文化行政决策的含义
西方管理学中,决策有很高的地位,认为管理就是决策。所谓决策,顾名思义就是作出决定,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根据事物发展趋势和规律,在决策主体意志因素的参与下进行的选择未来行动方案的活动。所谓文化行政决策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履行其文化行政管理职能,在其管辖的权限内作出处理公共文化行政事务的决定。
文化行政决策的特点是:第一,文化行政决策的主体只能是国家行使文化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和个人。其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及其人员的文化行政权,必须由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第二,文化行政的客体是公共文化事务。它是由文化行政主体代表国家和公众的利益,来处理文化生活中的公共事务。第三,文化行政决策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各级文化行政组织及其领导者根据法定的权限,依法实施其相应的职权范围的行政决策,并依法保障各级独立的文化行政决策权。第四,文化行政决策通过行政方式作用于社会,具有强制力。既定的文化行政决策,对各级文化行政组织管辖范围内的一切有关的企业、事业、机关、团体和个人都具有约束力。第五,文化行政决策者要承担政治和法律责任。当文化行政决策者由于主观方面的原因,造成决策活动中有违法行为并带来严重后果时,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2.文化行政决策要素
一项全面而合理的文化行政决策至少应当具备五个要素,否则就不是完整的文化行政决策,或者不可能产生准确且切实可行的决策。
首先是决策主体。文化行政决策主体是依据法定程序授予而拥有文化行政决策权的文化行政决策者。文化行政决策主体不同于其他社会活动主体,其区别在于:它具有国家赋予的行政权,是以国家权力作为后盾的。因此,文化行政决策主体只能是具有管理国家公共文化事务行政权的组织和个人。
其次是文化决策客体。这里是指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为履行其职能,依法处理的公共文化事务。文化行政决策客体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中央国家行政机关进行文化决策的对象,另一部分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进行文化决策的对象。就中央层面而言,它是从整体上对全国性的文化行政工作进行决策,带有全局性、战略性;就地方层面而言,它主要是对本行政区内的公共文化事务进行领导和管理,作出决策。
第三是文化行政信息。所谓文化行政信息,是指反映整个文化行政管理活动的各种资料、情报、数据、指令、密码、符号、文字、语言和讯号等的总称。文化行政信息是决策的基础,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决策必须从信息中来。决策的过程实际上是信息的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信息的准确全面程度与决策的科学化程度成正比例关系。文化行政信息必须经过加工处理,对各种信息进行技术处理和论证分析,从中得出科学的论断或假设,作为科学决策的依据。
四是决策方法。决策是一项复杂思维的活动,文化行政决策的科学方法是以思维方法的科学化为基础的。一是整体性思维方法,即把决策对象看成一个整体,从整体出发,统筹全局。二是结构分析方法,即分析决策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的相互联系,然后对各方面进行整体概括,确定各要素的最优结合方式。三是层次性思维方式,即着眼于决策对象系统多层次的等级结构,全面分析各层次的性质功能及其规律,从而确定不同层次的发展目标和对象。在运用科学思维方式进行文化决策的时候,要注意增加主动进取意识,敢于想象,善于发散性思维,进行创新性决策。
五是决策效果。决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但决策的效果有好与坏、理想与不理想的区分。决策效果引导文化行政决策的方向,并在一定意义上决定决策的方法,同时反映决策者的决策水平,检验决策方法的科学性、可行性、时效性和决策目标的合理性、现实性和社会性。对文化行政决策者来说,因为文化行政的公共性质所决定,追求良好的社会效果是决策的出发点和评判标准。
3.文化行政决策的作用
首先,文化行政决策是文化行政活动的中心环节。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文化行政活动是一定的文化行政组织和个人行为的过程,而决策就是文化行政行为的前提条件和中心环节。在任何一项文化行政活动之前,都要考虑机构和人员的配备,而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机构、如何配备合适的人员、如何制定科学的行动计划等,都离不开决策。因此,没有文化行政决策,就没有文化行政活动,整个文化行政过程就是进行决策和实施决策的循环往复的不间断过程。无论是哪个层级的文化行政机构及其人员,都要涉及文化行政决策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及时有效的文化行政决策,任何文化行政机构及其人员都无法履行其行政职能,实现其行政目标。
其次,文化行政决策是文化行政领导的首要职责。文化行政领导虽然在其行政管理工作中承担许多重要的职责,但制定正确的决策并组织实施是其最为重要的职责。文化行政决策与文化行政活动中的其他功能不同,它是文化行政领导者的一种能动的主观思维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行政领导者的智慧、才能与判断力,同时也取决于文化行政领导者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责任感。
最后,文化行政决策是行政效能的重要体现。如何衡量一个文化行政机构的效能,主要看它作出的所有决策中,有多少最终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正因为科学的文化行政决策可以为文化行政人员提供有效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模式,能够使文化行政过程避免不必要的失误与时间、人力的浪费,使得整个文化行政系统实现高效率的运作,并到达理想的效果,因此,提高文化行政效能的重要一环,就是实现文化行政决策的科学化。
4.文化行政决策的分类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文化行政决策可以分成以下三种类型:
(1)按照决策方法可以分为程序性决策和非程序性决策。程序性决策又叫规范化决策,是针对一些经常反复出现的问题进行决策,有一套可以遵循的程序,因此,它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只需要依照惯例和规章制度来办,属于例行公事。非常程序决策也叫非规范决策,是指对过去没有出现过的一些问题或者极端重要、极端复杂的问题进行决策,没有决策惯例可循,也没有规章制度作为依据,必须依靠文化行政决策者的智慧和胆识来进行。这种非程序性的文化行政决策一般由高级文化行政领导进行,例如重大的文化政策调整、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等。
(2)按照决策主体的决策方式可以分为经验决策和科学决策。经验决策也叫个人决策,是由文化行政决策者根据个人的思想水平、工作能力、生活经历等个人素质作出的决定。科学决策就是以科学思考、科学预测和科学计算为依据的现代决策方法。它根据决策目标的不同、变量的多寡、限制条件的差异等因素,采取适当的数学计算方法加以计算,或者通过实验和模拟后做出决定。在实际生活中,这两种决策方法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前者要防止经验主义,后者要防止琐碎主义,要善于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作出切合实际的最佳决策来。
(3)按照文化行政决策本身形式可以分为确定型决策、风险型决策和非确定型决策。确定型决策是指决策时信息完备,决策目标只有确定的一个,环境和条件变化不大,采用各种方案的结果通过计算后大致可以确定,要求从中选出最佳方案。风险型决策又称统计型决策或随机型决策,是指决策时备用的方案产生的后果不止一种,但文化行政决策者能够预先大略估计出现的概率的那种决策。这种决策对决策者来说,在取舍之间存在着风险,需要依靠经验和智慧来决断,但由于结果可以通过一定的概率加以推算,所以成功的把握性比较大。非确定型决策是指在决策时,没有或者只有零星的资料和信息,对未来将要发生的情况无任何概率可循,无经验可依,决策者对此毫无把握,任何一种选择都要冒一定的风险。这种决策受决策者个人性格的影响比较大,谨慎的决策者会选择宁可少些但要稳些,敢冒风险的决策者会选择宁可损失也要冒险的不同决策。对此,文化行政决策者还是尽量采用多种不同的分析比较方法,慎重选择最满意的方案,并准备好必要的应变措施,密切注意信息反馈,以便出现失误时能够及时纠正。
(二)文化行政决策过程
所谓文化行政决策过程,也叫文化行政决策程序,是指决策问题的提出到拍板定案所经过的主要步骤。这个过程一般要经过四个步骤。
首先,确定决策目标。文化行政决策是为了解决文化行政管理中的实际问题,因此决策目标要根据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确定。发现问题,确定目标是文化行政决策程序中的首要问题。所谓问题,就是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客观状态与人们在工作中确立的主观期望值之间的差距。在文化行政管理过程中发现问题以后,必须进行决策“会诊”,对问题本身进行认真分析,确定问题的性质,界定问题出现的时间、地点、范围和程度,在此基础上,针对问题的解决制定一个总体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决策目标的设立。决策目标的设立需要注意以下问题:①决策目标必须建立需要与可能之间的平衡;②决策目标的表达应该准确;③决策目标系统应主次分明。
其次,拟定决策方案。所谓决策方案,就是文化行政决策者为了实现预期的决策目标所选择的途径和手段。这是决策的第二个阶段,它构成决策的基础。其特点一是预测,二是创新,三是对比。拟订方案时,要对决策目标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假设、推理和判断,主要解决做什么、谁来做、什么时间做、什么地点做和怎么做等问题。设计备选方案要注意两个原则:一是整体详尽性原则,即拟订方案应当包括所有实际上可以实行的方案,不能遗漏,只有保证方案的详尽和全面,才能保证在选择方案时选出最优方案;二是相互排斥性原则,即所拟定的方案在内容上必须各自独立,相互排斥,不能只有形式上的不同而无实质上的不同,这样进行的择优选择才有意义。备选方案的设计标准是一种对现实环境作出准确反应的创造性思维。一要对方案的结果进行准确估计;二要对实施细节作明确规定。如果没有对方案的后果有准确的估计,方案的好坏优劣就无从辨别,这样也就失去了选择的价值标准;而如果没有关于实施细节的明确规定,再好的方案也不知道如何去实现,从而也无法做出选择。
第三,选定决策方案。选定决策方案就是对各种备选方案进行综合评估,确定最优化方案的阶段,是决策程序中最关键性的步骤,其中要把握两个环节:一是对所有方案进行分析论证,作出评估;二是权衡各个方案的利弊,从中选优,拍板定案。满足决策方案最优标准的条件有:决策目标有数量指标;穷尽所有的可能性方案;每个方案的执行结果必须明了;择优标准绝对明确;决策不受时间条件限制。选择方案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一是多种选一,即文化行政决策者从几个不同的备选方案中经过对比分析后选中一个明显优于其他方案的最佳方案来。二是合多为一,即文化行政决策者发现所有方案都有利弊,没有一个方案在整体上占优,因而将对每个方案的优点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全新的方案。三是重新拟定,即文化行政决策者发现每个备选方案都有明显的弊端,把它综合成一个新方案很难,因此把各个方案推翻,重新拟定新的备选方案。四是暂缓选择,即文化行政决策者发现所有的备选方案都不成熟,短时间内难以拟定新方案,或者认为决策时机还不成熟,这时最好是暂缓决策,等待时机成熟后再做决策。
最后,决策过程反馈。文化行政决策过程反馈是指在整个决策过程即确定目标、拟订方案和选择方案的不同阶段中,不断通过信息反馈,对过去的抉择进行实践性评价和检验,尤其是对最后的抉择进行实践性评价和检验,验证决策的正确与否及其程度,及时修正决策方向或弥补决策遗漏,从而避免重大决策的失误。反馈包括以下几类:一是在最后抉择公布之后,实施之前的信息反馈;二是最后抉择付诸实施之后的信息反馈。对文化行政决策者来说,在序列上采取第一种情况作为反馈的主要形式,并辅之以第二种情况下的反馈,更符合其公共性质。因为文化行政决策是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这就要求决策者在决策时,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提前通过反馈,收集社会反应,作出尽可能好的决策,并使决策获得尽可能好的效果。
(三)文化行政决策方法
文化行政决策的方法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定性决策方法,另一种是定量决策方法。
第一种定性决策方法,也叫软技术方法,主要是靠文化行政决策者应用社会科学的原理,根据个人的经验和判断能力,从决策对象本质属性的研究入手,通过定性研究,了解方案的性质、可行性和合理性,然后进行决策方案的选择。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文化行政决策的软技术也被称为专家创造力的方法,即主要依靠专门人才在决策过程中的分析判断来进行决策。与一般的分析判断不同,决策软技术包含了一系列如何运用专家创造力的基本理论和具体方法。在文化行政决策中,无论是确定目标,还是拟订方案和选择方案,专家的意见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专家不仅具有专业方面的知识和技术,而且还能超越某些程序性规范或传统习惯的束缚,相对冷静、客观地作出分析和判断。
第二种定量决策方法,也叫硬技术方法,主要是运用数学模式和计算机技术解决决策问题,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对决策对象进行数量研究和计算,用它来进行比较和方案选优。决策硬技术主要包括数学模式和决策模型两类。数学模型是文化行政决策数字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的核心内容。数学模型要求用数量关系表示出变量之间以及变量同目标之间的关系,并用计算机的算法语言编程程序模型,以供计算机程序随时处理。数学模型方法适用于重复性的常规决策。但是在文化行政决策中,由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复杂因素,使得很多问题不可能付诸数量化,因此数学模式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决策模型是文化行政决策的另一种硬技术。它是在决策方案拟定之后,给它创造一定的条件,通过某种方式的实验,以有形的结果,对方案进行分析、评估和修改,最后付诸实施。决策模型是一种专业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决策方法,它是未来决策技术化的重要内容和发展趋向。
定性决策方法和定量决策方法并不存在优劣之分,最好的办法是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才能取得更好的效应。[1]
(四)文化行政决策信息
在决策过程中,文化行政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文化行政信息不但是决策的基础,也是沟通文化行政部门的纽带,是文化行政协调、监督和控制的依据。科学地收集、传递和存储文化行政信息,成为实现行政目标、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条件。
1.文化行政信息的特点
文化行政信息是人们从事文化行政管理活动,不断产生各种文化行政信息,并通过文化行政信息的接受、传递和处理,反映和沟通各方面情况的变化,借以控制和管理文化行政事务,实现各个管理环节之间的联系,从而顺利地完成文化行政管理的各项任务。文化行政信息具有真实性、价值性、多变性、时效性和共享性的特点。真实性就是任何信息都要求能如实地反映客观事实,凡不符合事实的东西只能称之为讹传,不具有任何使用价值。价值性是指凡是为文化行政管理提供的情报和资料,总会或多或少地对完成某项文化行政任务有所帮助。多变性是指由于客观事务的复杂多变,反映其状况的信息也会随之变化,加之信息总是滞后于事实的特点,因此文化行政信息总是处于不断更新、矫正、扬弃和变化的过程中,决不能用固定的、僵化的态度来对待信息。时效性是指由于客观事物的不断变化,信息也随之不断变化,必须敏锐地观察事物的变化,以便准确把握信息的变化。共享性是指当信息的拥有者把信息传递给他人时,仍然对信息拥有使用权,即信息可以同时为许多需要者服务。
文化行政信息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原始信息与加工信息、日常信息与突发信息、正式信息与非正式信息、语言性信息与非语言性信息、既往信息与预测信息。
2.文化行政信息系统
所谓文化行政信息系统,就是指为管理和处理文化行政信息而建立起来的,具有一定组织体系和运转程序,以及相应的技术设施的有机整体,即输入相应的资料和数据,经过加工处理,输出为决策而准备的各种信息,通过制定文化行政决策最优化方案,把文化行政信息转变为文化行政行为的相对封闭的循环系统。建立文化行政信息系统的唯一目的就是为文化行政决策提供各种所需要的信息,以便为文化行政管理的各项工作,如计划、组织、执行、沟通和协调等服务,以保证文化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转。
从文化行政信息系统的构成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文化行政信息系统的情报部门。情报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向决策者提供所需要的情报信息,是文化行政信息必须具备的条件和依据。第二,文化行政信息系统的统计部门。统计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各种科学方法,根据科学的原则和程序,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和综合等工作,对决策所需的内容进行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和统计预测。第三,文化行政信息系统的档案部门。档案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整理、保存并提供机关单位和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形成,并作为历史记录以备查考的文件、技术图纸、影片和录音资料等,是具有内在联系的文件系统,是领导决策的参考依据。第四,文化行政信息系统的数据库。数据库是由若干文件组成的信息集合,它是文化信息系统的基础和核心。第五,文化行政信息系统的图书资料部门。它通过收集、整理、加工、组织、保管、宣传、传递和开发利用图书资料,履行其职能。第六,文化行政信息系统的咨询、监督和反馈部门。咨询部门是对某些方面的文化事务提供建议、办法,在决策中具有重要的参谋智囊作用;监督部门和反馈机构是决策中不可缺少的辅助机构,它们都以文化行政信息为基础,对决策进行事前谋划、论证和事后分析、研究,以提高文化行政决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3.文化行政信息的处理
文化行政信息的加工和处理过程是一个系统的流程,它包括文化行政信息的收集、加工、传递、储存、输出和反馈。
首先,获取信息。文化行政信息的获取除了被动地接受正规渠道的信息之外,还应积极主动地采取信息开发的方法,通过观察、发掘、试验、加工、改造以及发明等活动,利用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里的资源创造出各种新的信息。文化行政信息开发成功与否,离不开文化行政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常用的获取原始信息的方法有常规性开发和创造性开发两种。具体来说,包括专业实践、有偿征集、定点征集、采访阅读、信息追踪、解剖分析、捕捉机遇和推理加工等。
其次,处理信息。这一过程是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加工整理过程。由于许多原始信息中包含着大量的虚假和错误的成分,因此必须对其进行认真地加工筛选才能获得真正有用的信息。加工处理的方法包括分类、比较、综合、研究、编制等步骤,保留有用的,剔除陈旧的过时的,并对其进行归纳分析,把有用的数据资料加工成能综合反映事物总体特征的信息,从而为文化行政决策服务。
第三,传输信息。这个过程是指各种信息在文化行政各个部门之间流动的过程。对文化行政部门已经掌握的信息来说,如何使它们物尽其用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信息人员应根据决策需要的前后次序和轻重缓急,把有关的信息及时传输给决策者。对各种信息的输出,要求信息人员做到及时、准确和真实。信息的传输既有上下级之间的纵向传输,也有部门之间的横向传输;有单向的,也有双向的;有正式渠道的,也有通过非正式渠道传输的。传输信息的主要途径目前除了会议、报告、报表等传统手段外,还有电话、电传、微波、可视电话、视频、移动通信、计算机网络等。
第四,储存信息。这个过程就是把已经收集、加工、处理的文化行政信息资料,以文字、图像、数据等形式,并借助计算机和各种媒介手段记录和储存起来,以便随时利用。文化行政信息储存在现代行政信息系统中是十分重要和复杂的一环。这些被储存起来的信息具有可再用性,能供决策者随时调用,并具有历史价值和档案的属性,可为日后的工作需要及历史研究提供参考性和借鉴性服务。
第五,输出信息。这个过程就是将处理并储存好的信息在需要时调用出来,按照要求编印成各级领导人和工作人员所需要的报表和文件,以便于他们及时获取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料。
第六,反馈信息。这个过程就是在信息输出之后,及时回收有关信息使用者的看法和反应,然后针对信息本身存在的不足进行及时的扩展与补充,以更好地满足决策者的对信息的要求。
(五)文化行政决策的信息化
网络技术作为最新的高科技技术,一旦被纳入文化行政决策的支持系统,就必然会发挥出巨大的潜能,网络技术能保证文化行政决策的信息的高质、多量,提高决策的透明度,缩小决策范围,强化决策执行的监督,有利于文化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其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增强决策的理性选择。信息的不完备是影响文化行政领导者进行理性判断和决策的一个主要因素。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逐步实现在适当的时候、把适当的信息提供给适当的管理者,这样就大大改善了文化行政决策者的有限理性。网络化电子政务的实现,使得公共行政决策者可以在广泛了解决策所需信息的前提下进行决策,避免了靠经验决策和决策信息不完备导致的决策盲目性的现象,从而提高了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和合理性。
其次,优化文化行政决策过程。文化行政决策包括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完成程序化工作的效率与功能是不言而喻的,而对非程序化决策,信息技术也能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持。
第三,收缩文化行政决策范围。非网络时代信息不对称是普遍存在着的。信息不对称存在是由于信息传输工具的欠缺和信息流通渠道中人为因素的作用。而在网络时代,大量公共信息流通于互联网,并且信息不会因为传播渠道障碍而产生失真现象,信息的公开性、共享性、保真性使信息占有上的不对称现象大为减少。信息占有的不对称向对称的发展,决定了文化行政部门职能范围要适当收缩,即文化行政机关因信息不对称而具有的协调作用要减小。这种行政权向社会回归集中表现为决策权的回归,即某些原本文化行政部门决策的事项而交由社会决策,这是特定意义上的决策民主化,这种民主化决策将公众对决策的影响由参与扩大为自主。
第四,提高决策过程的透明度。网络技术能够提高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从而有利于公民的广泛参与。网络技术代替了以前许多由公众做的工作,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拓展兴趣范围,关注周围生活的变化,关注文化发展,也关注文化行政权力的运作,进而寻找更多的机会,更积极地参与文化行政决策的过程。网络技术缩短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将决策的参与范围扩展到一切具有网络终端的公众,扩大了智库的范围,使文化行政系统的集体决策特征更为明显,这有助于文化行政机构摆脱决策的暗箱操作,充分利用外脑的优势,推进文化行政决策的科学合理。
信息技术对文化行政决策的直接作用还表现在决策支持系统的应用,表现为计算机决策支持系统对文化行政决策的作用日益显现。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以管理科学、运筹学、控制论和行为科学为基础,以计算机技术、仿真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手段,辅助中、高层决策者的决策活动,是具有智能作用的人机计算机系统。这个系统的价值在于:分析和识别问题;描述和表达决策问题以及决策知识;形成候选决策方案,包括目标、规则、方法和途径;构造决策问题的求解模型,如数学模型、运筹学模型、程序模型和经验模型;建立评估决策问题的各种准则,如价值准则、科学准则、效益准则等;多方案、多目标、多准则情况下的比较和优化;综合分析,包括把决策结果或方案带到特定的环境中的情景分析,决策结果或方案对实际问题可能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的分析以及各种环境因素、变量对决策方案或结果的影响程度的分析等。
(六)影响文化行政决策的因素
一般来说,要保证实际过程中文化行政决策的质量和可接受性,必须要保证问题判断和方案拟定和选择的正确性。但在实际操作中,有许多因素影响了文化行政决策者的判断、方案的拟定和选择。这些因素包括:
首先,政治因素。这是文化行政决策者必须首先考虑的因素。这个因素在拟订方案和选择方案时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决策者下决心时,要作为可行评估分析的首要一条。另外,文化行政决策者在权衡任务的轻重缓急和安排决议议事日程的时候,都必须认真考虑这个因素。
其次,决策对象的特性。在公共文化行政领域,每天都产生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的影响面、严重性、时间要求、复杂性、解决难度、社会影响力、领导人的重视程度等都各不相同,所有这些都对文化行政决策者的情况判断、方案拟定、决策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
第三,外部压力。外部压力指各种社会团体、社会舆论等独立于文化行政决策之外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因素。文化行政决策由于涉及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利益,所以各社会团体、社会阶层会以各种方式来影响决策,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决策的过程。外部压力对文化行政决策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为了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可靠性和可接受性,如何发挥外部压力的正面作用,防止外部压力的负面作用,是文化行政决策者需要研究和处理的问题。
第四,信息的质量。信息是文化行政决策的基础,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直接影响到文化行政决策的质量与效果。影响信息质量的因素有信息渠道不通畅;信息反馈不及时、不准确或不全面;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经过层层筛选逐渐减少或失去其价值;信息沟通障碍或信息在传递流通渠道阻塞等。
第五,文化行政决策者的素质。文化行政决策最终是通过文化行政管理者来完成的,所以决策者的素质好坏对决策结果影响很大。影响文化行政决策的个人素质包括政治素质、专业素质、文化素质、管理素质、心理素质和生理素质六个方面。影响文化行政决策的群体素质是指不同素质的人员结合在一起的整体效应,是群体各个成员的个人素质、绩效的整体反映。素质问题直接关系到决策者的政策水平、法治理念、对问题和决策方案的判断力、承受外部压力的能力、对信息的敏感性等。
最后,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决策体制、决策手段、决策时机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和影响说明了文化行政决策过程的复杂性,有意识地利用这些因素的积极作用,克服它们的消极作用,是有效控制决策进程、提高决策质量的重要途径。
(七)特殊条件下的文化行政决策
特殊条件下的文化行政决策包括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复杂问题下的决策和专家参与条件下的决策三种情况。
1.不确定条件下的文化行政决策
在文化行政活动中,很多决策方案的结果是多项而且是不确定的。由于方案的实施具有某些不可控因素的原因,有些决策不仅存在着不止一个不同类型的环境条件,这对决策者来说是没有能力或者不可能准确地预制各类环境条件出现的概率。这一类的决策问题就是不确定条件下文化行政决策。
为了尽可能减少决策中的不确定性,就必须对事件发生的概率进行预测判断。一般来说,这种预测判断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预测判断的环境,如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等。环境为文化行政决策者提供信息,同时也影响和制约着决策者的判断活动。二是作预测判断的文化行政决策者,这些决策者从环境中获取信息,通过思考加工,形成自己的判断,最终确定自己相应的策略,并付诸实施。三是决策结果,这个结果反馈回来,往往使决策环境有了变化,同时对文化行政决策者产生影响,使其在下一轮对获得信息进行加工时,不得不把反馈回来的信息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预测判断的偏差主要来自信息采集的不完备和决策者自身的认识水平。控制偏差的办法有:第一,可表达原则及其偏差。这要求文化行政决策者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实际表明,人们普遍对于隐含在问题中的起基本作用的因素不予重视,甚至极少有人表达出希望表达一下的愿望,从而造成判断的失误。第二,易获得性原则及其偏差。在信息处理过程中,人们会重视某些信息,也容易忽视某些信息。而人们最重视的往往是那些使人有深刻印象的信息,这就是所谓直觉判断的易获得性法则,从而导致判断出现失误。第三,锚定和调整法原则及其偏差。由于对信息的处理能力,人和计算机都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空间、资金、精力条件下,人们常常不得不先对问题做一个粗略的估计,然后再进行调整,以形成较理想的判断,但这种法则同样常常引起判断失误。
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进行决策有五种决策艺术:一是悲观原则,或小中取大原则,即倾向于保守估计,宁可收益少些,不可损失过大;在考虑方案收益时,注重研究方案失败的可能性;在若干个方案中的可能结果最小值中,选择较大者为满足。二是乐观原则,或大中取大原则,即倾向于乐观的估计,注重的是受益,即使方案失败,也在所不惜。因此,这一原则以选择若干方案中可能最大效果值中较大者为满意。三是折中原则,即决策者既不完全乐观,也不完全悲观,而是采取中间态度,即取每个方案的最大效用值与最小效用值的两者之和,然后再得出一个调和的折中值,作为决策的依据。四是等概率原则,即如果文化行政决策者不能肯定各类环境下出现的概率,可以假定所有情况下出现的概率相同,取出各种不同方案所有可能的结果的平均值,再从中取大。五是最小遗憾原则,或大中取小原则,即倾向于考虑某一方案的成功与失败之间的机会值,以尽量避免方案实施结果与实际可能达到的目标的机会损失而造成的遗憾。因此,需要首先计算出这种遗憾值,然后以最小遗憾值的方案作为满意的方案。
2.复杂问题条件下的文化行政决策
在进行文化行政决策时,有时会遇到非常情况,如在逆境中,在遇到危险时,在风险条件下等。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行政决策一般要考虑以下基本步骤:
首先,认清并分析情境。当遇到复杂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要弄清要处理的问题有什么样的风险和导致风险的原因是什么。其次,提供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至少两套以上。第三,把各种方案进行比较。第四,对风险进行评估,从中选择一个风险最小或可以避免风险的方案。第五,选择最理想的方案。
3.专家参与文化行政决策
由于文化行政决策的性质和决策对象日益复杂化、专业化、动态化和社会化,专家的参与也日渐增多,其作用也日渐重要。参与文化行政决策的专家大致有三种:①是文化专家。这一类的专家对文化艺术有很深的造诣,熟知文化艺术活动的特殊规律。②是行政专家。这一类以丰富的行政阅历见长,能够熟练地处理各类行政事务。③是管理专家。这一类的专家特长是能以人为中心,其基本职能以合理分配公共组织的权责,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产生合理的、科学的行政决策。专家参与文化行政决策的形式有:一是参与文化行政决策,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二是为文化行政决策者提供咨询服务,开阔决策者的视野;三是对不确定型和复杂问题型的文化行政决策进行会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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