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

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

吴　昊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之初，共产党就有了自己的安全保卫部门，主要负责根据地内外的安全和各级部门的保卫工作。随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扩大，以前的安全保卫部门也相应的扩大，同时，责任也更加重大。为此笔者采访了曾经在陕甘宁保安处工作过的老同志，从中收集了一些关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和陕甘宁保安处的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不准确之处敬请指导补充。

早在1931年1月，地处瑞金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政治保卫处，王稼祥任处长。9月，由中央委员邓发接任。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在临时中央政府内设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长征后期，由王首道任局长。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红军工作部、白区工作部、政治保卫队，先后担任部长的有：欧阳毅、张然和、李克农、钱壮飞、李一氓、汪金祥、谭政文等；先后担任政治保卫队队长、政委的有：李玉堂、吴烈、海景洲、马竹林、卓雄等。

国家政治保卫局系统的工作人员、各级政治保卫大队的官兵以及所有勤杂人员，除便衣人员外，均穿红军服装，但佩戴的领章为绿色，随身携带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统一制发的红底黑色篆体“卫”的证章，便衣人员携带白布盖国局印信的证章。

陕甘宁保安处干部合影（前排右二为赵文献）。

1933年7月23日国家政治保卫局对国局所有人员所携带证章进行了更换，所有国局系统工作人员、勤杂人员及保卫队指战员等携带长二寸宽八分的铁制证章，正面从左至右凿空G.P.U三个字母，背面衬以红布；便衣人员为银制五角星式，中刻G.P.U三个字母，背面有阿拉伯字号码。

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1935年1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原国家政治保卫局改称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副局长杜理卿。1936年2月，王首道调往前线，由周兴任代局长，不久任局长。保卫局设侦察部（部长周兴，后韩宪琦）、执行部（部长谭政文）、红军工作部（部长陈复生）、党总支书记李甫山、刘海滨；下辖5个省区保卫分局：陕北省保卫分局（局长刘子义）、陕甘省保卫分局（局长郑自兴）、陕甘宁省保卫分局（局长李握如）、关中特区保卫分局（局长牛汉三）、神府特区保卫分局（局长黄正明）。

周兴先后任过国家政治保卫局秘书长、侦察部长、执行部长；李克农先后任过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红军工作部长。

1937年2月，西北办事处改为特区政府。9月，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西北政治保卫局根据中央决定置于保安司令部之下，改称特区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周兴任处长，杜理卿任副处长，下设有秘书李启明，一科（情报科）科长布鲁，二科（侦察科）科长谢滋群，三科（刑事科）科长赵苍璧、四科（预审科）、五科（机关保卫科）科长陈复生、六科（治安科）科长刘护平（兼延安市公安局局长）、红军工作科副科长王太和、总务科科长惠锡礼、保卫营营长胡友才。

改为边区后，改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1937年10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第一号委任令，任命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周兴兼任边区保安处处长。从此，保安处不再从属于保安司令部，而成为边区政府的直辖部门。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机关设有一部（曾称局、部、科）管保卫，二部管侦察，三部管地方（后为审讯），还有干部处、办公室等。早期一、二部合为一部，担任领导的是谢滋群、布鲁，保卫、侦察分开后，师哲、赵苍璧等担任一部领导，王凡、李启明等任二部领导，白栋才任三部领导，叶运高管审讯。

保安处处长一直是周兴，副处长前期是杜理卿、谭政文，中期有刘海滨、刘秉温等，后期有赵苍璧、李启明、李甫山等。

为了加强地方保安工作，1941年底，在边区保安处之下又设立四个保安分处：关中分处（处长汪锋、副处长于桑）、陇东分处（处长赵苍璧）、三边分处（处长赵文献、副处长邓国忠）、绥德分处［处长刘子义、副处长布鲁（后任处长）］。

附：

抗战时建立的延安市公安局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开进延安。9月，陕甘宁边区成立首府设在延安。

10月，边区政府宣布成立延安市政府。随后，市政府成立了公安局，任命刘护平为公安局局长，王卓超为副局长。1938年刘护平到苏联学习，王卓超任局长。

延安市公安局设三个科，治安科科长杨开明，社会科科长由局长兼，司法科科长朱化龙，警察队队长邹理智、指导员陈昌奉（后调任第二、第一派出所所长）、副队长张智理。后来，又有一些变化，第一科负责侦察（科长苟良法），第二科负责治安、户口、消防（科长杨开明），第三科负责司法，第四科负责总务。

延安市公安局在全市设有4个派出所，第一派出所所长邵炎，第二派出所所长杨开明，第三派出所所长朱化龙，第四派出所所长李××；还有骑兵巡逻队，指导员曾绍东。

另外，还设有4个检查站：第一检查站设在七里铺，站长赵去非，指导员丁尚柏；第二检查站设在富县茶坊，站长程洪义（陈平），指导员李启明；第三检查站设在永坪，站长惠锡理；第四检查站设在临镇，站长张金华。4个检查站于1938年秋撤销。1939年国民党搞摩擦，1939年初又恢复设站，开始设在三十里铺，站长刘金明；后来撤到茶坊，站长罗光。

边区保安处破获敌特案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那时的延安是中共中央驻地，也是八路军的大本营。但在当时，被迫实行联共抗日的国民党政府仍在延安城里保留了一些机构，如“肤施（延安旧称）县党部”“肤施县政府”。在这种公开机构的掩护下，中统、军统在延安设立了秘密据点，密谋搞反共活动，刺探我党情报。

1937年秋，陕甘宁边区保卫处破获了一起国民党特务案，逮捕了以宝塔山下一古寺主持僧人超尘（俗家姓名为孟知荃）为首的中统特务小组。被捕后，超尘对自己的恶行劣迹和特务罪行供认不讳。几个月后，他被处决了。他手下的几个特务有的被处决，有的被判徒刑。这起案件破获后，延安城暂时平静了几个月，但不久后，又一起敌特大案发生了。

1938年4月，一个教授访问团来到了延安，随行的有一个叫沈辉的年轻人，他自称是访问团中萧致平教授的私人助手。在当时，萧致平教授是较早要求参观访问延安的国统区知识分子，故而受到了很高的礼遇。连日来，萧教授等人参观了陕北公学、鲁艺、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观看了延安留守部队的操练。他们还荣幸地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一个月后，沈辉要求留在延安参加革命。

沈辉的请求被初步批准后，被安排在边区政府教育处普教科工作。边区保卫处按照规定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政审，处长周兴还请重庆地下党组织进一步协助调查沈辉在中央大学的情况。

不久，保卫处副处长王范受周兴的委托又特地找沈辉“闲聊”了一次。王范发现，沈辉自称河南人，但口音中却带有江浙一带的成分。沈辉解释说，他小时候在上海舅父家住过几年，因而说话时会带一点江浙口音。即便如此，王范和周兴一样，还是不能完全对沈辉放心。他们等待着重庆党组织对调查函的回复，同时也对沈辉作了适当监控。

这个“进步”青年其实是一个极为老练的特务。他的真名叫沈之岳，读过几本马列书刊，自学过俄语，又通晓英语，枪法也很准，自认为文武双全。他是戴笠心目中的一员干将。抗战初期，沈之岳在上海、杭州两地诱杀过七八名共产党员。

沈之岳冒险潜入延安，是想伺机谋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他向他的顶头上司——军统陕西工作站站长毛人凤立下军令状：只要潜入延安，他将相机行事，力争刺杀行动成功。毛人凤是戴笠安插在陕西的心腹，戴笠曾有意让他潜入延安，但他深知中共政保部门的厉害，没敢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而沈之岳居然主动请命，真令毛人凤喜出望外。

沈之岳为自我保护，迟迟不敢与延安的同伙接头。为了避嫌，他甚至不敢走近枣园毛主席住地和杨家岭中央机关驻地。而自从边区保卫处收到重庆的调查回复后，也未再找他谈过话。一天，沈之岳在自己住的窑洞前一棵老榆树下发现了同伙送的暗号：两块叠在一起的土块。这是他潜入延安前与毛人凤定下的接头暗号。他赶紧将土块踢到了一边，随后又发现了一张折起的烟盒纸，纸上用暗语写着两行字，大意是约他次日中午去甘泉县杜甫祠堂一晤。沈之岳心惊肉跳、浑身冒汗，取出火柴烧了纸条。在一个不眠之夜后，他考虑再三，还是没敢去接头地点。从此，他中断了与这个未曾谋面的同伙的联络。临阵退缩，使得沈之岳侥幸地逃脱了灭顶之灾。

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负责内蒙古和宁夏方面外情联络的何述田（何玉殿）。

为肃清陕甘宁边区的敌特组织，周兴和王范密切配合，周兴坐镇边区保卫处指挥全局，王范带领何玉殿等熟悉情况的陕北干部们则主动出击，他们穿上便装深入民间排查线索。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他们发现，延安城外的麻家铺有个已还俗的僧人行踪可疑，常不定期地与一名叫谢仁义的小杂货店老板接头。谢仁义则不定期去七里铺乡镇小学，与一个姓张的小学校长接头。为了不打草惊蛇，周兴与王范派出何玉殿等保卫人员暗中进行监视布控。

同时，中央情报部门负责人邓发和李克农也先后转告边区保卫处，军委的监视电台曾两次截获发自延安城外的可疑电波信号，密电码正在破译中，这时距延安仅五十多公里地的绥德县一个天主教堂附近，已测出有国民党特工的秘密电台在活动。

据此分析，敌特很可能在策划一起重大破坏行动甚至是武装暴乱。中央要求边区保卫处密切注视敌特动向，把握好动手的时机。

王范带上何玉殿等几名助手前往延安郊区，在掌握了一些证据后，当机立断逮捕了谢仁义和张校长等七名特嫌分子，那个还俗僧人则在开枪拒捕时被当场击毙。

经过审讯，被捕者供认，他们正策划一起大规模的连环破坏行动。他们勾结延安城外十五公里的一个地主武装，策划破坏延安通往绥德的公路，并埋下地雷妄图伏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一行。特务们还计划潜往枣园、杨家岭等地，向中共中央驻地的几口水井投毒，另据已被拘捕的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周景龙供认，他听说上级早已派了一名杀手潜入延安，计划杀害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但此人迟迟没有动静，也不知是出了什么差错。

周兴、王范立即制定保护措施，保卫处全体出动布下天罗地网。结果，特务们还没来得及下手就被一网打尽。米脂、绥德两县的保安团还未来得及发动暴乱，就被早有防范的八路军王震部队包围缴械，消除了后方隐患。唯独沈之岳因主动切断了与同伙的联系而得以漏网，秘密潜逃回到军统，此人后来在台湾当上了“安全局”中将“局长”。

1939年延安敌特案被破获后，党中央与西北局分别对周兴、王范领导的边区保卫处全体人员予以表彰和奖励。